我最早结识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是1980年冬天的一个周日上午。
当时，我正在位于斗城红专路上的四川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放飞希望。因为是星期天，我便习惯性地走出学校，沿裕丰街、政府街一路溜达。在政府街一个不很起眼的书摊，一本纸张并不是很好、名为《经济与管理研究》的书型杂志引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当时刚刚改开搞，学习外国经验成为一种改变自己的时尚。国外优秀的经济、管理文章，不时被介绍到国内，成为经济、管理研究和实践人员，以及其他有志之士的追捧对象。而我当时才刚满17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自然也跟在后面邀伙伙阳。
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从科学管理到现代管理，从X理论到Y理论，从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的“霍桑实验”到克莱蒙特大学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较为翔实地介绍了国外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在粗略翻阅之后，我顺手递给摊主五角钱，拿起杂志边走边看。
因为这篇文章，我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每每遇到有关管理的书籍就爱不释手，有时候连吃饭的生活费都弄得没得了也毫不介意。幸亏当时的同学情谊深厚，同班的耿同学看到我有时间吃了上顿没得下顿，便隔三岔五把我拉到半边，悄悄地塞给我个三块五块的饭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就在我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无论是《公司概念》《管理的实践》，还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只要是他的书，迟早都会来到我的案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顺手翻开一本书，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不时在上面划出一道道的红杠杠，也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被当今世人津津乐道的彼得·德鲁克管理兵法，无论是分权与授权、顾客是企业存在的目的、不创新的风险比创新高得多，还是化社会问题为商机、公司经营不能炒短线、管理者的三大使命（实现公司目标、让员工有成就感、履行社会责任）、知识产业时代经济全球化，在那个时候就非常坚实地住进了我的脑海。在斗城毕业那年，学校为提高我们这届学生的适应能力而专门开设的企业管理课，我顺理成章地以卖烧饼的成绩轻松过关。
1950年元旦，病重的世界创新理论鼻祖、商业史研究奠基人、创造性毁灭的发明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曾对前去探望他的彼得·德鲁克父子说过：“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约瑟夫·熊彼特这句发人深省的话，后来成为彼得·德鲁克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非常自如地在三种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冒着被学院派边缘化的危险，深入管理的实践一线观察思考，进而实事求是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学院派常用的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风格简单、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
彼得·德鲁克这种尊重事实、让事实说话的研究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不但平时十分注意生活点滴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在工作中一旦遇到什么难题，也不是像学院派那样查阅经典、请教上方，而是非常细致地在观察现场，冥思苦想，多方寻找更加符合实际的处理方案和解决办法。
1987年2月，我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脱产攻读的党政管理干部基础专修科，按要求要撰写一篇10000字以上的毕业论文，然而对于写什么却又一时举棋不定。
就在苦思冥想之际，彼得·德鲁克进入我的梦乡，于是我把目标管理引入当时颇为时髦的干部责任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构想，并就其中的目标和考核两大关键问题展开论述。论文不仅顺利通过评审，还因为“对各种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办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行性”而被评为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