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志于学术的女青年见到上面这两位，都有一种恨不能早生几十年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不仅学问做得好，更关键的：帅！
不少理想国的读者可能都认识，左边这位是史景迁，右边的是卜正民。
标题和开头这段话都是主页菌胡诌的，但也不全然无根据。
先说学问，史景迁是蜚声国际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北美汉学三杰之一；卜正民比史景迁小一辈，但其中国史研究先后获得汉学界极具分量的“列文森奖”和“马克·林顿历史奖”。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汉学界一等一的讲故事的高手。
再说颜值，早有颜值控称史景迁是汉学界的肖恩·康纳利，也确有好事者给汉学家们的颜值排过名，史景迁排第一，卜正民也不差，第二。
八卦到此，今天分享的文章，是作家杨照对两位的分析，相当专业，但值得花时间读读。研究历史的朋友，你会看到两种相反而有趣的研究方法；而对于一般历史阅读者，也许也可以激发你的思考：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读过的历史书，为什么会这样书写？
顺做广告：理想国已出史景迁作品11种，仍有几种正待出版；卜正民的代表作《纵乐的困惑》去年由理想国再版，《维米尔的帽子》新版也于本月上市。
两种写作历史的手法
——谈史景迁《前朝梦忆》和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
文 | 杨照
1.
小大之辨
从我在台大历史系念书到现在的这三十年间，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看待历史的方式，尤其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挑出两个和今天这两本书有关的面向，第一个我称之为“小大之辨”。
让我们先回到最基础的问题：历史是一件过于庞大的事物。因此，历史书写的起点是“选择”。传统史学面对同一个问题，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答案──历史要写“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不要写，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个标准。换句话说，历史要写“大事”。正如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写日记，老师都会说：刷牙洗脸不要写，走路到学校不要写，因为这是“小事”，是每天都会重复的事情。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有个根深柢固的传统──“看大不看小”。一个历史学家专注于细节，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并且是不对的。凭着有限的经历，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的茫茫大海，我们只能去舀取最重要、最大的事件。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辨别什么是大的、重要的，在过去的概念里，他不可以做历史学家。顶多只能做些掌故、笔记。
掌故、笔记有它自己的一套传统，它们由一些琐碎事物组成，它有一些独特的趣味，因此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传统。掌故、笔记虽有趣，但很抱歉，它不是历史。以过去传统史学的眼光检视，正因为有所谓大小之辨，所以会认为：人生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偶尔去搞一些掌故没关系，但是一旦面对人生的重要事件，如果你有兴趣要做一个史学家，如果你要当黄宗羲、要当王夫之、要当顾炎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掌故上面。那些是文人用零碎时间去做的事。
中国传统里面的这种想法，在西洋传统史学里面也有，而且一样难以打破。我念书时，在“史学方法论”这堂课里见识到各种不同的历史，眼界大开，发现到原来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的历史只是其中一种，就是政治史，原来在政治史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历史，例如经济史，人怎么吃、怎么活着，都可以用经济力量的变化和阶级互动来做最根本的解释，这就可以谈到马克思跟唯物史学的影响。还有社会史，人不是只有帝王将相，人类的社会可以分类成各种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决定世界的样态。
然而，二、三十年前，就算是我在史学方法论里见识了这么多样的历史方法，这些都还是“大历史”。为什么要讲社会史？因为社会上面有大事。社会上的巨大变革是政治史没有办法涵盖的，所以要讲社会史。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兴起一股潮流，小大之辨不断被质疑、攻击。曾经我们认为，历史学家必然要关注“大事”，有这么理所当然吗？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呈现历史？再来，用过去的方法呈现出来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前朝梦忆》写张岱，跟卜正民（Timothy Brook）写维梅尔，这两本书都是近三十年来新的史学意识下的产物。在这一件事情上，两人属于同一股潮流，置身于同一个思想观念。到底这新潮流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历史态度呢？它当然没有否定“大”的重要性，影响很多人的事情当然重要，可是要去呈现那些影响力巨大的事，不见得只能靠描述大事。
在这三十年当中，这场小大之辨相当复杂，如果你去看《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话就会发现，讲到历史理论时──更早以前可能说历史哲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会被谈到的历史理论只剩下一种，就是历史方法论。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历史、怎样整理历史、怎样呈现历史？这三十年来的新潮流，。落实到史学研究与书写上面，倒不是说大家来写小的题材，而是我们应该“重视细节”。
史景迁
2.
从知识到体验
什么叫做“细节”？在过去的小大之辨里，如果要发现大的、核心的事物，必须先忽视、抛弃的一些其它不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细节。然而在这三十年当中，为什么“细节”一再被拿出来重新检讨？重新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历史渐渐从一个“形式上的知识”，移向“非形式上的体验”。
以前我们感觉历史是一套知识。知识是外于我的生命，是一些我可以整理、打包、带走的事物。但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它还要变成一种体验。意思是说，它不光是要让你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它还要让你去体验、感受、经历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是历史学根本性的调整，它的功能与它的社会角色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很可惜我们的感受并不深切，也许大家做的事情并不够多。关于这种让大家不只是理解知识，而是体验历史时光的的精神，我们学院做的事很少，跟外界的沟通交流也很少。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这是整个世界──尤其西方欧美史学──的重要主流。
知识跟体验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细节。当我们说“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这是一个知识的陈述，它可以很简单。但是，如果我想要把这句话变成一种体验，我就必须设法让你感受，这句话对活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冲击。我们必须换一种表达方式。
首先，当然要有很多的细节，它可以一层一层、不断往下降。第一个我们要先想想看什么叫做“统一中国”。背后是另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被统一了？我们可以用知识性的方式来简单回答：原来的战国七雄被消灭，剩下一个国家。
但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分析──透过细节。活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之前与之后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生命经验？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细节：公元二二一年之后，所有出土的考古遗迹，道路遗迹上开始有了车辙。汉朝之后的道路遗迹，即使是石板路，都会看到一条直直的车痕，这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车同轨”所留下来的，这是在之前不会发生的事。
在这之前，不同的车有不同的轨距，所以路很难走。统一中国之后，后来的汉朝开石道时，便预先刻出同样的轨距以方便行走，这时候你就有了一种历史的感受，这就是统一中国。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汉朝人在官道上搭乘马车或牛车，它的概念比较像是“搭火车”，因为车子事实上是走在凹陷的轨道上的。这叫做历史体验。如何从历史知识中提炼出体验的感觉，是需要细节。如果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我们不可能从知识的理解变成体验的想象。
在这一方面，史景迁和卜正民都是可以带给人精采体验的作者。例如史景迁写张岱、以及过去他所有写过的人物，他的写法如一，必然会累积众多细节。《前朝梦忆》一开始就写张岱的回忆──当然，张岱是很好的题材，因为他留下了太多的材料。
史景迁会一路告诉你他怎么跟叔叔讨论泡茶的学问，要用怎么样的水可以泡出最好的茶？接着他回忆起他的祖父……史景迁将许多材料聚拢，他强调眼睛所能见到的细节。例如张岱回忆他的几代先人时谈到了科举。如果写一般的传记，用大事纪式的写法，这类主题必然放在最前面，劈头讲他的第四世高祖哪一年中举，他的祖父哪一年中举，一口气写完了，整个对他的家世做一个交代。但史景迁的选择当然不一样，他会告诉你考场里面的经验，一个考生怎么样进入考棚，在考棚里面会发生什么事……他要你去体验、去了解什么是“晚明文人的生活”。
那么卜正民呢？他对于细节的察觉更直接、更清楚。这一点从《维梅尔的帽子》的封面就可看出，卜正民用阅读画作而写成一本书。不仅如此，他还花了很大的力气在阅读画中的帽子。就是这么一顶帽子。这幅画画的是跟一名女子在对话，卜正民捕捉这顶帽子每一个可能的细节，从这个帽子到这幅画，延伸到与维梅尔相关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通通不放过。
所以，在写作方法、或历史的研究方法上面，他们两个人是一致的。我们都可以叫他们“细节史学家”，他们不放过任何的细节，他们追求的历史著作正是由细节构成，这是他们最习惯、也是最喜欢的写作方式。从最一开始我们说的，今天为止历史学上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在这两本书里看到。
卜正民
3.
向文学取径：历史叙述的策略
另外一个近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史学界愈来愈重视narrative，叙述。“叙述”以前被视为理所当然，始终都是方法的一部份。是的，作为一个史学家，依照以前的标准，你当然要“能写”，你要有基本的文字功力，史书基本上是用文字写的。史学方法基本上可以直接用一个章节告诉你怎么写历史论文，它有什么规范、规矩、规则。这不是我要讲的narrative。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历史有一种标准答案式的写法，那是刻板印象，在这二、三十年当中，史学界开始向文学取径，从文学中获得巨大的刺激、灵感、借镜、参考，开始意识到各式各样的叙述策略。同样的内容与材料，可以说不一样的话。所以“叙述”（narrative）与“叙述学”（narratology）是近三十年来史学第二个重大改变。
史学界从文学那里发现，没有必然的叙述。以前我们会说，最好的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如果学会了史记那套叙述模式，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家。在西方，你去看普鲁塔克（Plutarch）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历史应该要如此生动。
但是，现在我们不把史学当成技术了，史学方法也不是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一道“问题”。新的问题就发生在新兴史学家心里面，不断逼迫他们去思索──我所面对的读者是谁？这就是叙述策略！
以前的史学家从不想这些。但现在，史学家怎么可以不去想想读者是谁呢？不一样的读者对不一样的事情有不同的感应。所以史学家要有一些本事，这套本书叫“叙述策略”。掌握了历史的数据，在组织、整合、呈现的同时，要不断地反问：“要给谁看？”进一步再问：“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我想要呈现的内容？”如何打动想象中的读者，让他们读到我希望他们读到的东西？
从叙述策略的角度来看，卜正民与史景迁恰恰相反。他们同样爱好细节，但两人手法各异。
4.
让陌生变熟悉
容我这样说：史景迁的叙述策略比较接近“让陌生的东西变熟悉”。这牵涉到他的写作背景与环境，史景迁刚从耶鲁退休，之前长年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史。如果你去翻查史景迁的资料，你会发现他很少在期刊上发表史学论文，他写的几乎都是给美国一般社会大众的书。他在耶鲁开的课也一样，他的对象多半不是针对研究生，都是大学部的课。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面对的是一群美国第一流、最聪明、也最讨人厌，最自以为是的年轻学生。他们进入长春藤名校，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史景迁教学时，面对的是这群年轻学生，而他写书时，面对的是美国一般大众。这两群人有个共通点：他们不那么了解中国史是什么，而且并不清楚自已认知上的模糊。
我在哈佛当助教时，一旦学生发现我这个东方人，会立刻抓住我，和我谈老子，他当然觉得他懂，然后他要比较老子和尼采，看你懂不懂尼采。他们吸收了许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然后渐渐形成一股傲慢。美国社会大众也一样，大部分的人对中国有一种“大概是什么”的想象。因此，当史景迁透过一层又一层的细节，编织其著作时，面对的是这股傲慢。他要让这些美国人了解到，他们其实对中国历史陌生无比。
我们如果看史景迁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对我们这些学中国史的人来说，老实讲，这本书并不值得读，它描述了我们“早就知道”的那些人，把跟五四运动有关的人物传记拼凑在一起，替他们做了一部群传。像鲁迅这样的名人，史景迁在《天安门》写到任何一件事，大概没有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的。
但这本书毕竟不是为我们这种人写的，它的叙述策略不在我们，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我们。史景迁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清楚认知他的读者，他知道他的读者不懂May Fourth，他们只知道一个笼统的“中国革命”。美国另一位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大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对美国人来说正是这样，中国有个大革命，就像法国有个大革命，俄国有个大革命一样。但革命的细节，例如五四运动，他们全然陌生。
你如何让一个人对他完全陌生的事情感到有兴趣？如何让他觉得，一件遥远、陌生的事情，是他值得知道的，并且进一步让他一点一滴地体验？史景迁必须累积、堆栈这么多的细节，让你感觉到历史里的每一道纹路与肌理，都在你可以抚摸的范围之内。透过这种策略，他让读者亲近了中国历史，亲近他笔下所写的人。
他用同样的写法写张岱，聚拢所有搜集得来的材料，巨细靡遗，几乎没有任何遗漏。他并不打算提供新鲜的观点，或者让你知道其它研究张岱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作出一些其它研究者会吓一跳的结论，而是将所有材料组合成一个丰富且易读，引人入胜的人物完整写照。所以他擅长组织，习于编织。
史景迁往往从一些特殊之处着笔，让读者感到吃惊。他会告诉读者说：欸！以前有人在很遥远的地方用这种方式过活哦。你以为接下来会有一个传奇故事，就像魔戒或飞在天上的龙，不是。接下来，他铺陈所有的细节，告诉你，事物有其道理，并且你可以体会、可以理解。
我认为这是史景迁最重要的写作方法，他成功地把所有陌生的东西化为熟悉。所以我们读史景迁的书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了：如果他要写的对象是你本来就熟悉的，你不必读，因为你不会在里面读到特别的观点、特别的解释。但如果他写的题材是你本来就觉得陌生的，没有比史景迁更体恤你的作者。像对很多人来讲，张岱是陌生的。那么，读他就是一件愉悦的事。
5.
你真的知道吗？
卜正民也很重视细节，但他的叙述策略刚刚好和史景迁相反──让熟悉变陌生。史景迁会告诉你，你觉得这顶帽子很奇怪吗？不，这帽子一点也不奇怪。而卜正民会问你：你觉得这帽子再平常不过吗？对不起哦，我告诉你，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他们不同的策略。
《维梅尔的帽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卜正民面对的西方读者眼中，〈与面带笑容的女子〉这张画是他们的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没有人会觉得这张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会连接不断，丢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你知道他的帽子吗？她为什么要包头巾？窗子为什么要这样开？画面的后面有什么？地图为什么要挂在这里？
我们再看《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少妇》这幅画。对于看过这幅画的人来说，没什么神秘之处。但卜正民会问：她在读什么样的信？他会透过他累积的材料来说明，她应该是在读一封来自远方的信。而这个“远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
再来，她的身边有一张床，床上有一些水果──我顶多读到这里──但卜正民会进一步问说：水果放在青花瓷盘上，这个盘子为什么会在荷兰？
接下来，还有我们真的不会看到的东西，卜正民看到了。这个读信的女子后面，有一堵空白的墙。研究艺术史的人透过X光，发现维梅尔本来在墙上画了一幅画，后来却涂掉了。卜正民会告诉你，维梅尔他为什么要画那幅画，后来又为什么要涂掉？
这就是卜正民。他会逼问你：你真的看到了吗？你真的知道吗？本来理所当然的事被他愈搞愈复杂，本来我们自认为熟悉的东西，但他弄得愈来愈陌生。他选择这个策略自然也有原因。因为他要面对的读者，与他所想要产生的效果，和史景迁是不同的。
他面对的是那些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例如，我们可以在书上读到安东尼‧贝利（AnthonyBailey）的推荐：“有些人自认已把十七世纪的尼德兰摸得一清二楚，但他们若是读了卜正民这部精彩之作，肯定要大为震惊。”
是的，自认为一清二楚的人，将接到卜正民的挑战。正如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已经对这题材熟悉，史景迁的书不打算对你多说什么。但你以为你对十七世纪的尼德兰再熟不过？卜正民正是要向你挑衅。
所以，读这两本书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如果你读完了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我敢肯定会一连有好几天，张岱会时时出没在你的身边。曾经那么陌生、十六、七世纪的一个明朝人成了和你长相左右的人。
但读卜正民的书刚好相反，把《维梅尔的帽子》从头到尾读完。我想，你大概还是不知道维梅尔是谁，你不会对他有什么清楚的感受，卜正民要做的事不是这个。他只是想告诉你：第一，从十六、七世纪开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彼此连结、彼此互动（interconnect）；第二，凡事都是有个来历。
他另一个叙述策略是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这些事怎么来的？我们享受了这些事事来历的答案。一旦我们反过来追索它们的来源，所有的事，我们曾经以为简单、必然的，顿时成了一则则丰富、生动的故事。
他从维梅尔的帽子讲起，一开始先谈论这种帽子和荷兰军事的关系。这种帽子不是在欧洲生产的，而是在加拿大。因此这个帽子的材料，必须从欧洲人到加拿大的殖民谈起，而欧洲人到了加拿大，碰到当地印地安人，之间又擦出什么火花？一个一个问题丢出去，一顶帽子拉出一个世界。
6.
最好的时代
从写作方法论上面看，史景迁和卜正民都是细节史学家；从叙述策略看，他们恰好相反，一个要把陌生变熟悉，一个要把熟悉变陌生。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最后，另一个最重要的共通点，为什么我们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谈？因为这两本书谈的都是明代。
一九九九年，纽约《时代杂志》做了很大的专辑。千禧年即将来临之前，他们回顾了过去的一千年。访问了许多的史学家，问他们说：“如果你不是活在今天的世界，那么你最想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史景迁回答：如果他生活的时空不是二十世纪，他希望自己能活在十六世纪的中国。
十六世纪的中国就是明朝的后半叶，那的确是一个极其辉煌的社会。他们没有问到卜正民，但我想他的答案也差不多。看他写的《纵乐的困惑──明朝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联经出版），他挖掘出的明朝人的纵欲和享乐，直到今天都还令人惊讶。
但我想十七世纪吸引这两位史学家的理由，大概不只是这些纵乐。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从明朝进入到清朝，其中的变化种种，对任何一位史学家来说，都是令人振奋的挑战。一个完熟而散发出阵阵香气，正准备开始腐烂的文明，外来的事物陆陆续续进入这个文明之中，和它起了互动。在这之中，任何一种misunderstanding（误解）都曾经发生。
这个世界从未学过要如何彼此沟通。正因为这个世界从未学过，沟通是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极其热闹、极其灿烂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在这个created misunderstanding中发生。对一个拥有高度历史敏感性的人来说，这里有太多太多历史的题材，没有比这更好的时代。
即使是今天的我们，着眼十六、十七世纪，大概也会有诸多感慨。例如，对研究台湾历史的人而言，大概也没有比这段更精彩的题材了。但许多漂亮的题材到今天都无法好好的整理。史景迁让美国人体验张岱。我在想，台湾有没有人能写郑芝龙呢？有没有人能写郑成功呢？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了解郑成功，事实上还有太多我们尚未厘清的事。
看看郑芝龙吧。他的出身是荷兰的通译，他的生意遍及整个东亚海域，北达日本平户，于是他娶了个平户女人，生下了郑成功。他的基地是今天的澎湖、金门，这个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中国人。这是一个陌生人。我虽然不曾研究这方面，但我想我们总有方法锁定一些问题，例如他为什么会去当通译？他怎么学会荷兰语？他和平户的关系是什么？在过去的东亚海域，郑芝龙如何和他的仇敌厮杀，如何和朋友往来？
郑成功的角色又如何悲剧？他的妈妈是平户的朱印船主之女，但郑芝龙为了拉拢明朝，把他送进国子监读书。这些人物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明朝过于丰富，有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这时候不就需要有一个像史景迁一样的人，把郑芝龙这样一个陌生人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体验吗？
同样的，在那样十七世纪的台湾，稀奇古怪的力量互相作用，卜正民曾经在《维梅尔的帽子》里谈及每一件事物：毛皮、茶叶、烟草……都可以和台湾有关。但谁能从这些文明变化的细节中牵扯出台湾的历史呢？
藉由阅读这两本书，我希望我们不只得到这些作者想给我们的，同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风格中得到一些启示。他们如何看待历史，这样的价值如果能在我们的文化里生根，在诸位的脑海中刺激出雄心壮志，那么我们的收获足矣。
文章根据2009年4月4日杨照在诚品敦南店“浮华与苍凉”系列讲座演讲内容，由林姿君、李静慧整理，有删节。
【相关图书】
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加] 卜正民 著 黄中宪 译
理想国，2017年8月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
《维米尔的帽子》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马克·林顿历史奖”获奖作品。作者通过七幅油画、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其背后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看似无关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兴盛的跨洋贸易，看到的毡帽里隐藏有寻找中国之路的热情，看到一条由欧美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河、烟叶数十年间便风靡世界各地。
17世纪的人们，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跳脱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为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贸易旋风吹起，撒落到异国他乡。世界曾经孤立的的地区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这个变革没有人预测得到，也无人能够扭转。四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对此恍若相识。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chenteng@imaginist.com.cn
转载：联系后台 | 购买图书：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