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发代号1-201
季羡林先生是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早期译介者之一，他译之为“薛德林”。在《季羡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版）第十三卷收入了两篇相关文章，一篇是《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文后有季羡林写于1934年8月4日的“后记”；另一篇是《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文后标明写作日期是1934年。在后者的“跋”中，季羡林先生开头就提到“这是我61年前清华大学的学士论文，原名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是用英文写成的”。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了《季羡林文集》，这两篇文章收入第七卷《杂文及其他一》，内容基本不变。
既然季羡林本人作如是说，那么《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应该就是从季羡林的本科毕业论文翻译而来。但是，从题目来看，《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的内容则与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更为类似，其“后记”中还提到，“我曾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对他的生平、他的天才被发现的经过、他的诗都粗略地谈了谈”，与前者的题目和内容极其相似。
笔者由此产生一些疑问，季羡林先生的相关回忆是否存在着错误之处，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谁？毕业论文到底是哪一篇？他发表了哪些关于荷尔德林的译介文章？在此，笔者试图就季羡林本人的多处回忆、《清华园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等相关史料考证之，以求教于方家。
季羡林先生乃长寿之人，晚年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和单本回忆录，98岁高龄还在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的协助下做了《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在这些著述中，有多处关于他大学生活及写作生涯的回忆。而在这些回忆中，关于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说法各异，总结起来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艾克教授。
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文中回忆说：
2.他在《我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一文中回忆说：
3. 他1997年接受巫新华博士的采访，在《水木清华》中回忆说：
4. 他在《清华园日记》的《我的老师们》中说：
从这四处记述我们可以得知，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艾克教授。艾克还讲授“第二年德文”、“第四年德文”两门课程，而石坦安教授只是讲授“第三年德文”。但据笔者的推断，季羡林的回忆有误，从《清华园日记》来看，艾克讲授的是“第三年德文”课程。
第二种说法：先是艾克，后是石坦安。
他在《德文教师艾克》一文中回忆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先是艾克教授，因为艾克工作满五年休学术假，去了英国。因此石坦安教授接替他继续指导季羡林的毕业论文。
第三种说法：石坦安。
2009年2月21日，季羡林先生在接受蔡德贵采访时口述说：
蔡德贵：你是艾克最好的学生了，毕业论文也是他指导的。
季羡林：毕业论文不是他了，是石坦安。因为那个艾克到哪里去了？
蔡德贵：可是您日记里提到的是艾克啊。
季羡林：最初名字是艾克，后来他不在，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是石坦安指导的。
蔡德贵：您的毕业论文薛德林是受艾克影响的。
季羡林：薛德林是艾克的，他喜欢薛德林。不知道他哪去了，后来他反正不在。
蔡德贵：那是不是济南以后就走了，换石坦安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季羡林说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石坦安教授，不是艾克教授。但他承认，将薛德林作为毕业论文主题，是受了艾克的影响。
从这六处不同的回忆中，我们可得出的肯定的结论是：季羡林的毕业论文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用英文写成。
关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这三种说法各异，那么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呢？我们来看看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园日记》中的记述。《清华园日记》是他在1932年到1934年也就是上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三、大四时期的日记，具体时间跨度是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关于《清华园日记》的真实性，季羡林在2002年将日记交付出版时说，他希望“把原文照相影印，错别字无法改，漏掉的字无法填”，“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因此，其日记的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当时记述的可靠性远胜于后来的诸多回忆。
从《清华园日记》的记述来看，关于艾克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32年9月12日：“我还想旁听Ecke的Greek和杨丙辰的Faust。”在本页下面关于“Ecke”的注解中，介绍他的全名是“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1928年至1933年任清华大学德语教授，其中提到“作者学士论文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指导老师”。
9月14日是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午饭后就上课，但是这天的“日记”记载说“上德文而艾克不至”。艾克是“第三年德文”的任课教师，但是没来上课。第二天他去旁听艾克的“希腊语”，又没来。直到9月20日，艾克才来上课，见当日的“日记”记载“德文艾克来了，决定用Keller的Romeo und Julia auf demDorfe”，因此“第三年德文”的课程教材选用的是瑞士德语作家戈特弗里德·凯勒的《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清华园日记》关于艾克离开清华休学术年假之事，见1933年8月23日的“日记”：
艾克与季羡林一起去清华大学注册部交上“第三年德文”的课程成绩单后，就离开了，因为下周就要出国。随后虽然还有关于艾克的记载，但再提到两人见面的记述则是1934年8月1日的“日记”：“在艾克处吃了饭，谈了半天，他送我一张Apollo的相片，非常高兴。”这是艾克休假一年完毕回来的事情了。
而从1932年9月20日到1933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却没有任何一条关于艾克指导季羡林毕业论文的记载。因此关于上述第一、二种说法均有误，艾克从未指导过季羡林的毕业论文。
直到1933年10月25日的“日记”记载中才出现关于毕业论文的记载：“过午上German Lyric，我已经决定了我的毕业论文题目——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Steinen也赞成，他答应下次给我带参考书。”
艾克走了以后，石坦安教授成了季羡林唯一的德语教授。而正是在石坦安的“德国抒情诗”（German Lyric）课上，季羡林定下了毕业论文的题目——The Early Poems of Höderlin，并得到指导教师石坦安教授的认可。因此，上述第三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季羡林将荷尔德林早期的诗作为毕业论文主题，最早的构思是在1933年9月17日，这天的日记写道：“读Hölderlin的诗，我想从头读起，每天不要贪多，但必了解，我想写一篇《薛德林早期的诗》。”
从日记内容可以看出，《薛德林早期的诗》和最终写成的毕业论文The Early Poems of Höderlin是基本对应的，但他并没有标明这是他要写的毕业论文题目。
从此以后，他继续研读和试译荷尔德林的诗作。比如同年9月19日的“日记”写道：“仍然读Hölderlin的诗，有一首An einen Heide geschrieben曲调回还往复，觉得很好。”9月21日的“日记”写道：“仍然读Hölderlin的诗，单字觉得似乎少一点，几天的加油也究竟有了效果。”比如9月24日的“日记”写道：“晚上读Hölderlin，渐渐觉得有趣了。”虽然他的德文基础还不够好，但是坚持不懈的研读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新学期的新课程又挤压了他的时间，季羡林在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功课渐渐堆上来，于是头两天那种悠然读着关于Hölderlin的诗的文章，或Hölderlin的诗的心情，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不得不把一天的时间分配一下——每晨读Hölderlin诗一小时。”
随后，季羡林因生母去世，回家奔丧，几乎一个月的日记未记，因此是否还在继续研读荷尔德林的诗作不得而知。而从10月25日的日记来看，他定下了毕业论文的题目——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指导老师就是石坦安教授。
石坦安，全名Diether von den Steinen（狄特尔·冯·石坦安，1903—1954），德国人，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1929年9月到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拉丁文等课程。据季羡林的说法，“讲授‘第三年德文’，没有著作”。本来艾克教授在季羡林大四这一年要上“第四年德文”，但是休假出国后就无法安排。因此外文系代理主任吴宓教授要用其他课程代替，见1933年8月26日的“日记”：“访吴宓（晚饭后），他说Steinen将教Faust或其他research course，可以代替四年德文，满意。”
实际上石坦安教授后来教的是“德国抒情诗”（German Lyric），其教学内容为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提供了不少助力。
石坦安教授不仅肯定了季羡林的选择，而且给予必要的帮助，比如借参考书，答疑解惑等。比如同年11月1日的“日记”写道：“下午上German Lyric的时候，Steinen给我指定了几本参考书，关于作Hölderlin的论文的。他并且借给我了一本Max Kommerell的Der Dichterals Fuhrer，其中有讲到Hölderlin的一节，据他说是论到Hölderlin的顶好的文章。”
而11月8日的“日记”则说：“过午上德国抒情诗，问了Steinen几个关于Hölderlin的诗的问题，解答颇为满意。”11月15日的“日记”又说：“过午上German Lyric，问了Steinen几个关于Hölderlin的诗的问题。”
在指导季羡林写毕业论文这件事情上，石坦安教授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乐于解答他提的任何问题，也有指导他的学术能力。
从1933年10月25日定题到1934年1月，他一直没有动手写作。一方面是课程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然是荷尔德林的诗并不那么好懂。比如1月27日的“日记”写道：“想到毕业论文就头痛。Hölderlin的诗，我真喜欢，但大部分都看不懂，将来如何下笔作文。”而1月31日的“日记”又说：“的确有许多事情等我作，譬如论文，就是其一。但终日总仿佛游魂似的，东晃西晃，踏不下心读书。”从此可以看出，毕业论文的写作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直到1934年3月5日，他才正式动笔写作，到3月27日写完，花了约三周时间。他在3月5日的“日记”写道：
20页也就七八千字的篇幅，但对他是不小的难度。到3月21日，石坦安开始催交他的毕业论文，这一天的“日记”说：“Stein要毕业论文，又须赶作交上，这种应制式的论文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大半对自己所选的题目没有什么话说。”这是季羡林自己选的题目，荷尔德林也是他喜欢的诗人，但要以此作毕业论文，就没法以乐趣来决定取舍了。
经过几天的奋战，连写带抄，毕业论文终于完工。季羡林在3月27日的“日记”中说：“论文终于抄完了。东拼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地毕业了。”
据季羡林的自述，该论文并不是用德文写成，而用的是英文，同时有中文本。因为没法比对中文译文，因此不知道发表了的文章是毕业论文的全部还是部分。篇名虽然带有“研究”，但总体上感觉是单薄，按版面字数算，也就5000字不到，其中的许多诗作还不满行。而《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总计有12000字之多，从写法和篇幅上看，倒更像是论文格式，被后人误为毕业论文也在情理之中。
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也被后来的毕业论文所吸收，比如：
而《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的类似内容如下：
从引用的这两段话来看，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删减和改译。而从论文内容看，以前平时积累的一些译文也用上了，比如《命运歌》等。1933年11月9日的“日记”提到他应好友林庚的要求，重译了《命运歌》。从篇幅上看，《命运歌》的翻译及对命运的论述还不少。
为了毕业文凭而写作，季羡林也是心中有愧，但结果确是出乎意料。他自认为并不认真的毕业论文写作，最后得了个“优”。该论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写作，而是加上了他的“幻想力”。不过，他认为这是他学术研究生涯的“发轫”。
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季羡林文集》；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此为基础修订出版了《季羡林全集》。其中前者的第十三卷和后者的第七卷都收入了两篇与荷尔德林相关的文章，即是前述的《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和《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上面已经简述过其中的疑问。那到底哪一篇才是发表了的毕业论文呢？
这两篇文章是否相互搞错了：《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是从毕业论文而来，而《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则发表于《清华周刊》。但这又是季羡林先生偕其助手李铮亲自编选，并由该文集编委会审定出版的文集，怎么才能确定这是作者的一个错误呢？那只能从它们当初的发表情况入手了。
经查，《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发表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的第5、6合期上，而不是所谓的“1934年”，不可能是来源于他的毕业论文，季羡林1995年1月7日写的“跋”有误。《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发表于《文学评论》1934年第2期，发行日期是1934年10月，与笔者在上文的推断吻合。
在论文的一开头，季羡林就把薛德林与歌德相比，认为在“在整个德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诗人够得上称为伟大的：一个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歌德；一个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的薛德林（Hölderlin）”。“在精神上，薛德林也正补了歌德的缺陷。歌德只代表了德国文化的一半，倘若没有薛德林，这一半将终归成了一半，但却出了薛德林，他们俩合起来把德国文化完成了。”在“后记”中，他意犹未尽，还说荷尔德林“他的彗星似的光芒立刻照澈人们的心，同歌德争德国最高文学的宝座。我们敢断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薛德林的。”出于发现荷尔德林的狂喜，无限抬高他的文学地位、推动他在中国的译介成了季羡林的崇高使命。
在《文学评论》第二期的《文学评论社出版丛书预告》中，季羡林有三本图书在计划中，创作的一本即《因梦集》（散文集），翻译的两本，除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有荷尔德林的《奚陂里雍》，其介绍语如下：“这是德国近代伟大抒情诗人薛德林早年作的一部最热情的小说，由专研究薛德林的学者译出，可为一件最痛快的事。”
《奚陂里雍》（Hyperion）今天一般译为《许佩里翁》或者《许培荣》。在《预告》的介绍中，季羡林俨然成了“专研究薛德林的学者”，不免夸大。当然翻译《奚陂里雍》也是他一个一直的追求。1933年7月9日的“日记”如下：“仿佛记得读Hölderlin的Hyperion，就在这两天的一天开始的，而且还决心译它一下。”
1933年8月31日的“日记”如下：“我又想到自己的工作，下年一定最少要翻译两部书，一是Hölderlin的Hyperion，一是Thomas Mann的Der Tod in Venedig。”
1934年6月13日的“日记”如下：“我想今年暑假把Hölderlin的Hyperion这样一字字地细读一下。”
特别是1933年8月31日的“日记”与上述的《文学评论社出版丛书预告》有内在的联系，但包括《奚陂里雍》在内的三本书随后并没有出版。季羡林1934年夏天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应聘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讲授国文等，教学压力颇大，无法分心；另外离开北平浓厚的创作氛围，没有好友的就近激励，季羡林靠写作出人头地的想法也就淡了些，更别说1935年繁琐的出国事宜给他带来的困扰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既然在荷尔德林的译介上有这么好的开端，如果机缘巧合，季羡林会有更多的译介文章和译作问世，那么“薛德林专家”就名副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