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提起盛唐诗人李颀，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些边塞诗。的确，李颀的《古从军行》《古意》等七言古诗，多写边塞风光和征战之苦，慷慨悲凉，雄壮豪迈，堪称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边塞诗之一。然而，他在七言律诗上的创作成就和重要地位，却被长期忽略了。七十多年来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和大学教材，对其七律一概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疏漏和遗憾。
李颀比李白长十二岁，他所处的时代，七律并不盛行。他本人也仅有七首，在他之前，七律数量超过他的仅有四人：沈佺期十六首，宋之问十首，张说十二首，苏颋十三首，其余寥寥。由于此时七律英华乍启，门户未开，故时有格律不谐，或杂以古调。即使到了盛唐七律，如王维二十二首，高适九首，岑参十一首，李白八首，崔颢四首，仍有失粘之处。如王维的《出塞作》，因三、七两句同用“马”字押脚，即遭后人诟病。唯独李颀的七律，篇篇平仄和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更无复字之嫌，且声调朗润，开阖动宕，秀赡流利，令人百读不厌，千载如新。难怪明人许学夷谓其“七律篇什虽少，则篇篇合律矣”。王世懋所说的“李颀七言律最响亮整肃”，也是指他的七律在章法结构、格律规范方面最为严密。
一般来说，七律形式的最初完成，始于沈（佺期）、宋（之问）。自元稹创其说，各种正史，以及一些最有权威的诗评家如严羽、高棅、胡应麟、冯班、浦起龙、赵翼等，几乎都充分认同了这一点。不过，也诚如谢榛《四溟诗话》所言：“七言近体，起自初唐应制。”试看沈佺期七律，除《独不见》写闺情、《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写惜别，其余全是宫廷应制；宋之问亦以宫廷应制为主。至于苏（颋）、张（说），二人皆为宰相，除了个别七律，余皆宫廷应制，君臣唱和，尽多华词，即使到了王维也不能免，写了不少应制七律。只有李颀的七律，绝无应制陋习，其中《送魏万之京》《送李回》是送别之作，《寄司勋卢员外》《寄綦毋三》是寄怀之作，《宿莹公禅房闻梵》是咏物之作，《题璿公山池》是题记之作，《题卢五旧居》在题记中兼怀亡友，一洗宫廷缛靡之气。这些内容，在杜甫之后的七律中自然十分普遍，但在当时宫廷应制笼罩七律的情况下，还是十分可贵的。与此同时或前后，崔颢写了七律《黄鹤楼》，为登临之作，《行经华阴》为行旅之作，稍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也为登临之作，正是在李颀的带动和崔颢、李白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使七律冲破了宫廷应制的窠臼，扩大到送别、题记、寄赠、咏物、登临、行旅等领域，使唐代七律的内容题材有了明显的拓展与变化。
不过，尽管李颀和崔颢、李白在七律的题材流变上都做出过贡献，但二者仍有区别。李颀虽把七律从宫廷引向民间，然其声调音律、句格章法，仍多从沈、宋、苏、张而来，故与王维一向被视为七律“正宗”、“正鹄”、“盛唐正轨”、“万世程法”；而崔颢、李白的七律多从歌行来，时杂古调，每每失之于放，不够纯正。如明高棅就说：“若崔颢，律非雅纯。”施端教也说：“唐诗七律……崔司勋、李青莲间出古意。”清毛奇龄《唐七律选》也承认李白“与三唐律法迥别”。明王世贞则干脆明言：“太白之七言律……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凡此，均可看出李颀与崔、李的不同。
有意思的是，自晚唐至宋元，李颀的七律并未发生影响，直到明代的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等一大批诗人专门学他，才声誉鹊起。如果说北宋中叶以后的七律多以杜甫七律为尊，那么明代中叶以后的七律则多以李颀为尊。即使到明末，仍有一大批诗人学他。王士禛说：“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此其大略也。”而他本人的有些七律也受到李颀的影响。
第一个发现李颀七律的妙处，并大加赞美的，是明代的李攀龙，他在《唐诗选序》中说：“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致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自此以后，李颀七律地位顿高，诗评家们对其七律全是一片溢美之词。陈继儒说：“新乡七律，篇篇机宕神远，盛唐妙品也。”许学夷说：“李颀五七言律多入于圣矣。”陆时雍说：“李颀七律，诗格清炼，复流利可诵，是摩诘以下第一人。”无怪乎明末卢世?曾感叹道：李攀龙“此语出而老杜七言律诗几失坐位”。
在钱谦益的率领下，清初诗坛曾对明人“诗必盛唐”的主张有过一次颠覆和清算，其中也殃及了李颀。如王夫之就认为李颀的七律是“朽木败枝，区区以死律缚人”。毛奇龄在《唐七律选》中也抨击道：“至嘉、隆诸子以李颀当之，则颀诗肤俗，不啻东家矣。明诗只顾体面，总不生活，全是中是君恶习，不可不察也。”但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等清代诗坛领袖对李颀七律的评价依然很高。王士禛说：“唐人七言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翁方纲也不含糊：“东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诗人，莫之与京。”沈德潜则细加剖辨：“东川七律，故难与少陵、右丞比肩，然自是安和正声。自明代嘉、隆诸子奉为圭臬，又不善学之，只存肤面，宜招毛秋晴太史之讥也。然讥诸子而痛扫东川，毋乃因噎而废食乎？”他居然与李攀龙一样，将李颀的七首七律全都选进《唐诗别裁》。李攀龙的《唐诗选》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都是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经典，二者将李颀仅存的七首七律照单全录，这种现象古今罕见，也绝非草率之举。
今观李颀的七首七律，非但篇篇规范，格律严谨，而且各有高妙之处，如《寄司勋卢员外》，王闿运以为“振起有高远之意”。明顾麟评《送魏万之京》：“结蕴可兴，含蓄不露，最为佳作。”胡应麟赞《宿莹公禅房闻梵》：“七言律咏物，盛唐惟李颀梵音绝妙。”其对句如“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夜动霜林惊落叶，晓闻天籁发清机”等，皆意象超迈，含蓄婉转，诵之悠然，不同凡响。清人于庆元以为“东川七律风骨凝重，声韵安和，足与少陵、右丞抗行。”陈维崧更是以诗赞叹道：“神韵天然高达夫，嘉州格调也应无。更怜绝代东川李，七首吟成万颗珠。”陈是清代诗词大家，他以为高适、岑参的七律虽佳，但都不如李颀；而李颀七律仅七首，却如万颗珍珠，璀璨夺目，光耀千秋。褒奖至此，足以引起今人对其七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