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哲学的广义传统中，一条主线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其坚持严格的意义证实原则，将形而上学当成毫无认知意义而加以排斥。分析传统的另一主线，日常语言哲学，同样倾向于怀疑形而上学家的做法，认为他们随意使用日常词汇，全然不顾其意义应该依赖的日常语境。然而，最近几十年已经见证了大胆思辨的形而上学在分析传统中的增长和繁荣。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对分析哲学的这种转变做一些简要的评述。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在分析的形而上学的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最有影响力且在最近的分析哲学中被引用得最多的当代哲学家，无疑是大卫·刘易斯。刘易斯思辨形而上学的珍贵样本正是他的模态实在论，根据该学说，存在无穷多个可能世界，那是相互分离的时空系统，每一个都像我们自己的现实世界一样真实而具体。对刘易斯而言，严格地且根据字面意义，存在会说话的驴子，因为有可能存在会说话的驴子，所以某个可能世界中有会说话的驴子，它们和你曾见过的任何驴子一样是真实的。当然，那些世界不对我们的观察开放；没有跨世界的望远镜。刘易斯假定其存在是因为它们可从模态实在论中推导出来，而后者在他看来是关于可能性、必然性等相关现象的最好理论，其简洁、有力、优雅，而且极具解释力。我们可将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当成思辨形而上学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复兴的案例来研究。
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来自何处？它在其最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已经出现。模态逻辑令人振奋的发展，已经使可能世界的观念在对含模态算子的语言的理解中取得中心地位，这种发展在克里普克的工作中达到了顶点，“必然”被理解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而“可能”被理解为“在某些可能世界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亚瑟·普赖尔所创的时态逻辑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模态逻辑和时态逻辑的结构很类似，可能世界在模态情形中的作用和时间瞬间在时态情形中的作用一样。
David Lewis (1941–2001)
但模态逻辑的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释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因为克里普克和其他主要的模态逻辑学家并没有走上模态实在论之路。事实上，刘易斯的模态语言的模态实在论语义学带来了糟糕的并发症，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即便有普赖尔的时间和模态的类比，这也相当缺乏根据。特别是，刘易斯假设没有任何个体存在于一个以上的世界，这类似于非常不合理的假定。为了使人们本可采取不同行动的常识观念有意义，刘易斯则引入了精致的理论以说明不同可能世界中不同却类似的个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并发症出于刘易斯早期的承诺。
此时，我们必须注意，刘易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正是模态逻辑的主要批评者奎因。起初，奎因试图证明量化模态逻辑的技术缺陷达到了不融贯的程度，以至于瓦解了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之间的模态区分。后来变得很清楚的是，他的纯形式论证本身是有技术缺陷的，于是，奎因逐渐改变了攻击路线，转而质疑量化模态公式非形式的可理解性。他关于逻辑的可理解性标准非常严苛：一阶非模态逻辑，大致说来，与逻辑常项“并非”、“并且”、“或者”、“所有”、“有些”和“是”有关。而刘易斯假定模态实在论是因为这样就能通过翻译将量化模态语言还原为允许人们谈论世界以及那些世界中的个体的一阶非模态语言。关键在于，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使他可以用一种非形式的方式和形态的术语来解释什么是可能世界：粗略地说，就是一个时空系统；该系统内的个体相互之间具有时空联系，但与系统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这种联系。在这方面，刘易斯以使量化模态逻辑达到他老师的可理解性标准为目标。刘易斯以奎因自己的术语为如何宽容地解释量化模态论述的奎因难题给出了一种巧妙的解答，奎因却拒绝这份礼物。
奎因对模态实在论不感兴趣并非出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他和其他人一样将本体论看成分析哲学地图上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而他的哲学与自然科学连续的观念明确地包含形而上学理论的自然主义方法。或许，奎因只是和其他许多分析形而上学家一样，对模态实在论投以一种“不轻信的目光”。况且，奎因在遇到模态实在论时，已经进入其职业生涯的晚期，他不太可能接受对其观点外来的根本修正；对他而言，公开收回他对量化模态逻辑根深蒂固的怀疑论会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类似地，他对模态逻辑模型论也不感兴趣，尤其是克里普克等人提出的量化模态逻辑模型论的纯技术发展。
Saul Kripke (1940–)
奎因的例子是一个有益的提醒，通常意义上的分析传统，从来都不是形而上学的禁区。在奎因之前，罗素是公然在分析传统中发展形而上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事实上，布拉德利很可能是对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本身也依赖于有争议的形而上学假定。然而，形而上学在分析传统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我们关心的正是这些改变。
以刘易斯为例，其模态实在论本身就随时间而演变。在1968年的论文中，其重点在于模态和非模态语言的关系，以及通过将模态语言翻译为刘易斯对应体理论（模态实在论的前身）的非模态语言所获得的模态逻辑的清晰性。他用对应体理论的假设来验证模态逻辑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阐明形而上学的图景。例如，在刘易斯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存在于两个世界的假定，以统一的否定方式，一举回答了个体的跨世界识别问题。这就是他对奎因所抱怨的跨世界个体化之晦涩的回答。在他写《论世界的多元性》的时候，刘易斯的视角已经改变。他很少谈到语言问题，而是更多地谈论模态实在论作为解释各种现象的理论框架的溯因优势。在面对量化模态逻辑的语言与对应体理论的语言之间特定翻译模式的反对意见时，他劝我们不要担心细节，而是放弃量化模态逻辑语言，直接用更易懂的对应体理论的语言来建构形而上学理论。很明显，从1968年到1986年，刘易斯工作的重心从语言哲学转向了形而上学。
在写于1981年的著作中，刘易斯将“哲学家的合理目标”描述为使其观点达到稳定均衡。在他看来，失去“我们对常识的锚定”之所以麻烦，不在于常识是不可错的，而是在于我们不能达到稳定均衡，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回到某种类似于常识观点的东西。他要求均衡在理论反思下保持稳定。原则上看，这与奎因的哲学与科学一起调整以缓解信念网的张力的方法论并无根本差别。但在刘易斯看来，模态实在论比别的模态形而上学理论在反思稳定性方面表现得更好。当然，许多哲学家坚持认为，采用模态实在论正是失去了对常识的锚定，但刘易斯善于将假定的常识判据解释得与模态实在论相容，其通常假定这些日常话语中隐涵大量的语境限制。虽然他承认模态实在论和常识之间的某些分歧，但他成功地将分歧带入深奥的领域，从而使其有可能被合理地看成低优先级的常识。当批评者谴责刘易斯过分偏离常识时，他却将模态实在论看成对常识的部分辩护。
W. V. Quine (1908–2000)
刘易斯的奎因或者后奎因方法论与彼得·斯特劳森的方法论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对照，后者是奎因的来自日常语言哲学传统的主要对手。但是，到1950年代后期，“日常语言哲学”对斯特劳森所做之事不再是恰当的词汇。他的工作方式远比这个词汇所暗示的更为抽象和系统。1959年，他出版了《个体》，副标题为“论描述的形而上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部重要著作是一个转折点，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得以复兴。斯特劳森对比了描述的形而上学与更激进的修正形而上学，后者尽管“偏视”，但当其“服务于描述的形而上学”时仍然是有用的。修正的形而上学对思维的外沿是有益的，但其一旦试图修改“没有历史的人类思维的巨大中心”就会误入歧途，因为“有的范畴和概念，其最根本的特征，完全不会变”。描述的形而上学应该描述的正是构成那个中心结构的概念联系。根据斯特劳森的观点，该结构不是分层级的，不像某些概念分析方案所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充分必要条件给出非循环的定义。相反，描述的形而上学家围绕复杂的封闭曲线，在同一水平上追踪概念的相互联系：其探索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
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或许会修改日常思维的边缘但对其核心却只做描述，而刘易斯的形而上学在试图将观点引向均衡时不能失去对常识的锚定，两者在种类上有何差别？在这里值得回顾的是，当刘易斯于1959~1960学年到牛津做访问学生的时候，他参加了斯特劳森等人的讲座。当然，斯特劳森将描述的形而上学刻画为追踪概念联系，这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分析与综合之分，在这一点上他曾反对奎因的批评。事实上，奎因从“分析”开始追踪其他语义词项再转回到“分析”，试图表明它们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但这种定义之间复杂的封闭曲线，恰好是描述的形而上学所寻求的那种曲线。在这个问题上刘易斯站在了斯特劳森一边，而反对奎因。刘易斯在第一本书结束时试图将分析性恢复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而奎因在其序言中对此表示遗憾。
奎因坚持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而斯特劳森不会。在这方面，刘易斯更接近于奎因而非斯特劳森。刘易斯追求的系统性以用数学语言阐述的科学理论为模型。而斯特劳森追求的系统性不同；它只是对英语本身或其他自然语言的一种令人满意的一般说明。奎因和刘易斯如此看重的那种形式逻辑流畅性，斯特劳森看成是陷阱。在这种非标准的意义上，尽管其形而上学也相似，斯特劳森本质上仍然是一位日常语言哲学家，而刘易斯本质上是一位理想语言哲学家。他们都不愿与常识（或自然科学）有广泛的分歧，但也通过承认常识外围的可修改意见带而留下一些回旋余地。由于理智价值观的细微差别，他们最终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1月，第89-90页。原文载于《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标题为《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徐召清 译。
责任编辑：陈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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