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美丽的丽娃河）
论文结束后打算放松放松，不料又答应友人加入了另一个项目，毕业季就在四处奔波、各种琐事和新的课题中匆匆驰行。论文从完成至今已数月未碰，好在我的写作进度慢，一稿时就解决了很多细节问题，修改起来不费什么精力。
这篇十余万字的论文，除了准备阶段，竟然也做了一年多。除了理论本身的晦涩难懂，当然也因期间经历了太多不如意，身体的不适以及家中父母的艰辛，令我力不从心。刚入学时强大的学习压力，对自我的要求以及各种外界事务的叨扰，让我心绪不宁，夜里常常出现幻听，甚至失眠到凌晨6点钟，起来喝一杯燕麦，睡到中午，大脑始终昏昏沉沉。现在想来，余悸未了。
我的学术起点低，常常因跟不上同级同学的节奏而深感自责，故而对自己的要求一向比较严格，但又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能待日后继续修炼了。这篇《历史的文学表征：怀特、詹姆逊与拉卡普拉》的论文，是在诸多师友的指导与帮助下完成的，因论题基本上契合我的学术兴趣和现实关怀，虽然费了不少心思，总算是顺利完成了。一开始我打算只做詹姆逊研究，在业师颜海平教授的建议下，将怀特和拉卡普拉放进来，尝试对他们的历史观做一个比较研究。后来考虑到学科壁垒，在朱国华老师的建议下，我在三位理论家之间又做了调整，最终侧重在历史观和历史书写问题上。历史书写问题是在二战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凸显出来的，在整个西方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正是这个历史语境保证了论文的价值。
这篇论文相当粗糙、草率和简单，还需进一步思考。不过，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进行了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我要求自己尽可能从第一手的英文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不期待做出多大的成果，只把所探讨的问题理清楚；对于詹姆逊这样庞杂的理论家而言，要阐述清楚他的理论观点，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重要的是通过大量英文著作、文献的阅读，应该说为自己奠定了相对扎实的功底。此外，论文的写作使我一贯以来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明晰。我曾希望在文史哲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能够进行流畅的思考和写作，而知识和视野的局限以及聚焦的涣散，又使我不能很好地找到一个切入点，我仿佛漂浮在学术的表层艰难地游弋，无法感知大海深层涌动的潜流。然而论文完成后，柳暗花明又一村，顺势理出了与之相关的文化创伤理论和文化记忆研究两条道路，想必是功莫大焉。
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生命中遇到的几位重要导师。颜海平老师是我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指路人，从考上她的博士研究生开始，面试刚过，她就让我对照着英文学术著作核对中文译本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学习过程，也培养了我认真严谨、善于思考和怀疑的精神。颜师的海外学术背景和国际视野打开了我的眼界，虽然与她的交流很多时候难以跟上节奏，但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要求，使我能够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去理解问题，也不失为宝贵的收获。
颜师对待学术的热忱感染着我，使我坚定地相信学术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而必须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和现实精神，一切学术问题都要与现实进行接洽。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中，她也是以这一精神指导我如何将现实关怀置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她把自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导师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教授引荐给我，当我表示国内缺少相关资料时，她愿意托远在海外的友人给我购买资料，令我颇为感动。拉卡普拉教授是当代文化创伤领域中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影响巨大，但国内关于他的资料却十分稀少，可见国内学界与西方还有相当的距离。
拉卡普拉的十几本英文著作，都没有被译介到国内，中文资料不多，只有一篇研究他的论文，还有少量琐碎的信息。尽管我此前已有英文阅读的学术训练，但要根据浩瀚的英文著作进行论文撰写，并无十足把握。在刚开始的阅读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想通甚至读不懂的问题，我就一次一次地给老师发邮件；然后继续思考，有新的理解，继续发邮件更正前面的认识，有时候几天功夫，一连发了三四封邮件，颜老师也通过邮件回复，对我加以引导，来回探讨。经过半年多的折腾，我总算能理清一点头绪了。现在想来，那段日子经历的苦痛，是值得的。
颜师调离中文系后，我有幸转到了朱国华教授门下。
一年级跟随朱老师上课，便已发现他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同样有点让人跟不上节奏。转入朱老师门下已是求学生涯的尾声，半路出家，总担心他另眼相看。不料他对我格外关照，对我的论文也予以悉心指导。他一字一字地读我的论文，帮我理清自己原本不够清晰的思路，将很多病句一一圈出，甚至帮我纠正后问我“你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吗？”我一时语塞，而内心竟然激动万分，不禁感佩他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捉很到位；他好像比我更清楚我写的是什么。朱老师平日里事务繁多，给我看论文的时间大多是中午午休期间和晚上，比较琐碎，有时候早上起来一打开手机，微信里跳出一大串语音，一面追问论文的问题所在，一面提出修改建议，看时间已经是凌晨。我根据他的建议反复思量，修改后的论文，最终在专家的评阅中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令人喜出望外。
（论文答辩现场）
朱老师指导我论文时，我尚未拜师。年初，第一次约朱老师见面，却变成他请我吃饭，短短一个多小时，竟相谈甚欢。他坦诚、直率、真挚，有时跟我开开玩笑，打消我初入门时的种种顾虑。在师门聚会上，朱师也总是跟学生们打成一团，毫无架子，那种融洽和互敬，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学者严谨的学术精神背后人性温暖的一面。在我即将毕业时却让我遇见朱老师，我时常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朱老师对我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是十分关切，不止一次地问我哪里需要他帮忙，让我尽管开口，并建议我去好一点的平台，而我选择去了一个遥远的岭南小城，可能让他有些许失望。但我希望他能明白这不意味着我将要放弃我的学术事业，读书、思考和写作将成为我未来生活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位要致以十分谢意的是王峰老师。读博四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跟随王老师的课程和研讨班学习，虽然未得他的治学精髓，倒也受教了他善于沉思、认真谨慎的学术风范。王师宽厚的胸襟、和蔼的言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总能让我感到踏实，他坚定的眼神，常使我信心倍增；他不仅关心我的学习，每每都要问及我的生活和健康，让我注意身体。在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也常写邮件跟他反复探讨，而他从不失耐心；他在公开场合甚至称我为自己的弟子，令我感慨颇深，也倍感荣耀。
我庆幸能在短暂的读书岁月中能转益多师；三位老师都是我粗糙、肤浅而平凡的生命中的贵人，对我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认知的塑造，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此份恩情，无以回报，又何以敢忘？
当然在这几位老师之外，还有更多师友一直关心着我、支持着我，他们的名字我不能一一列出，也无法一一详述他们的好，这里仅仅列举读博期间于我有过帮助的师友，一一致谢。
首先感谢华东师大中文系方教授、朱志荣教授、殷国明教授、竺洪波教授、汤拥华副教授，在我的求学生涯和博士论文的撰写中所给予的指导；感谢美国康奈尔大学洛朗教授、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密歇根大学唐小兵教授、新西兰坎特博雷大学伍晓明教授，与他们的交流使我认识到自己与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差距；感谢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有幸成为他的“伦理学研讨班”学员，不仅让我目睹了大师风采，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感谢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和上海师大杨文虎教授，他们对我的论文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感谢硕导单小曦教授、莫其逊教授，还有方锡球教授、金松林副教授等诸师长，他们亦师亦友，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学业和生活，帮我疏通了很多人生的困惑；感谢刘苏周、鲍良兵、张巧、孟凡生、苏李、高吉国、王蓓、谭玉龙诸学友，尤其是王贺兄长——他学识渊博，为人耿直，心肠炽热，他们常与我密切攀谈，或切磋交流，或予以忠告指教，不仅令我枯燥的读书生涯鲜活而有生气，更使我在生活和学术上有所进益；感谢刘春、陈雨露、秦凤、李梅、李伟、周佳、、付茜茜、朱颖英、孟乐、汪楠诸兄弟姐妹曾与我共同分享着求学期间的酸甜苦辣，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互相关照，情真意切，使我不曾感到内心的孤独；感谢杨子师姐多年来的信任和关照，使我得以有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感谢吕甍师姐对我生活和学术上的启发与提点，她成熟理智而不乏感性的灵光，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收获颇丰；感谢赵以保师兄在我考博时慷慨地与我分享经验，并能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结下友谊；感谢与我志同道合的友人，蒋旅佳、游庆文、宋家彬、何浙丹、郭友兵、韦强、李占京、朱广华、张维阳、方頠玮、奚俊杰、戴华仓、柳琴、陈广春、朱广政，他们对我的鼓励和陪伴，让我度过了艰难的读博岁月；感谢许仁豪师兄，高中同学刘扬，他们在我的英文阅读遇到困难时，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此外也要感谢朱门吴洋洋、柏愔诸师姐，卢永和、王嘉军、吕峰诸师兄，林云柯、聂世昌、丁文俊、吕东、张山川、叶娟娟诸师弟师妹，他们的热情让我深受感染，十分幸运能与他们成为同门，这份缘分实属不易。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我和弟弟的学业，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一切；就在我写完博士论文后记的今天，我的父亲仍然漂泊在异乡，我的母亲因长期的劳累已留下终身的疾患；还要感谢我的所有亲人多年来对我的宽容、关心和呵护，包容我的任性和无知，尤其感谢吴雪女士在我一无所有时仍不离不弃，相伴始终，使我得以安心完成学业。
一个新的开始正在召唤。而如今我需要做的不是匆忙驱赶疲惫的灵魂继续前进，恰恰是让自己停下来重新思考、重新整顿，尽管这也冒着慵懒懈怠的巨大危险，但这个工作仍是必要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要重新建构、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抛弃急功近利的念头，从头开始，潜心修学，以期厚积薄发。
2017.5.22上海 修定
章 朋 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