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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后记【张士彬】

胡说而已2018-11-15 12:02:52

作者:张士彬,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

多年前,在还不是刑法博士生的时候,我就曾无数次幻想过怎样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记。现如今,真到了有机会给自己的刑法博士论文写后记时,一切皆已物非人非,当年的心境和纯粹早已不复存在,就连回忆也已无迹可寻。好在硕士毕业之后的十四年来,即便历经西安、宁波、上海三地、辗转于法院、检察院和纪委监委等单位、由只身一人到娶妻生子,但当年的初心并没有因外界环境的变化和个人身份角色的转换而完全消失或消散过。因而,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这三年来,每念及此,我都会庆幸和感恩冥冥之中遇到的人、走过的路、经过的事——正是由于这些过往,非但没有使初心未竟成为我人生的一大遗憾,而且还成就了如今的我,并将充实未来的我。

2015年入学伊始,博士论文的选题就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件大事。我的导师杨兴培教授也多次与我一起思考和探讨选题事宜,并结合我的实际情况,指导我准确把脉博士论文选题的规律和要求。最终确定以刑法立法的正当性这一主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硕士期间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影响。在西北政法学院攻读刑法学硕士学位期间,我接触和阅读到了一批有关刑法思想、刑法哲学和刑法立法方面的启蒙书籍,特别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西原春夫的《刑法的根基与哲学》、吉米﹒边沁的《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冯亚东的《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陈兴良的《刑法哲学》等著作,使我对刑法立法和刑法哲学等理论知识怀有浓厚的学习兴趣。研一、研二时,我还有幸为西京大学西京职业技术学院2001级法律专业3个班的学生讲授过一学年的《刑法学》课程。由于教学双方年龄差距不大、相处比较融洽,本着以教促学、教学相长的精神,在讲授刑法基础理论和实然刑法规范内容之外,还会经常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有关应然刑法规范和刑法理念方面的一些所思所获。此外,就连最能体现我硕士期间学术成就和水平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论教唆犯的立法模式之重构》,也是围绕刑法立法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的。由此可见,选择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恰巧是重拾我10余年前的研究志趣而已。二是出于对刑法立法正当性课题系统性研究的考虑。硕士毕业之后,虽因工作岗位等原因所囿,未深入开展过刑法立法方面的课题研究,但却一直关注高频率的刑法立法修改现象以及学界对该现象褒贬不一的理论解读。到了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结合频繁的刑法修改现象,聚焦《法治背景下刑法的社会定位及其回归路径》《贪污受贿犯罪新规的理解与适用》《涉恐犯罪新规与应对模式之检视——以青少年涉恐问题的科学应对为切入点》《犯罪供给侧改革理念的提倡与实现》(与导师杨兴培教授合作、应邀参加第四届上海犯罪学论坛作品)等课题,分别开展了学术研究,后均获公开发表。当然,这些课题还只是相互独立、零打碎敲式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研究效应。直到博士一年级下学期,《刑事政策与犯罪学研究》课程结业,孙万怀教授宣布课程结业论文的主题是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依据时,我突然眼前一亮——我知道我找到了一直在思索和寻觅的那个东西了。在收集资料、完成作业过程中,我对刑法立法正当性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价值魅力感到欣喜的同时,对正当性考察视角的多样化和评价机制的多元化所必然会带来的写作难点感到纠结和压力。然而,在对刑法立法正当性的研究现状进行认真分析后,我毅然决定将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期为法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刑法立法实现正当性积极建言献策或作点力所能及的路径探索研究。值得高兴的是,当我把想法分别与杨兴培教授和孙万怀教授进行沟通交流后,两人都对该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作为我的指导老师,杨兴培教授还对久居实践部门的我去驾驭该选题的难度以及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均给予了清晰的提示,但他依然坚定地表示支持我写下去、写写看。有师如此,何其幸哉!

回想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并没有出现理想中的那种一气呵成景象,亦无简单臆想的那种水到渠成结果,更难言通篇内容的浑然天成。事实上,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而言,写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双休日、节假日和工作日的八小时外。论文写作期间,更多的景象往往是时间上的冲突、精力上的不济、难于预测的突发状况和“事儿总是赶一块”的窘迫,更常见的状态往往是对论文观点的反复揣摩、论证路径的推敲抉择、论据素材的挖掘整合和精神撕裂的自我愈合(近乎一年半的集中写作时间跨度,对于一个有家、子幼且担任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的中年男人而言,所谓工作、家庭和论文写作的统筹兼顾,往往只是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或事后回忆时的云淡风轻罢了。实际上,即便有所谓的摆平”“搞定”,也无非是根据紧急”“重要两个关键词对眼前扎堆的事儿进行排列组合后,确定了事情处置的位阶和顺序而已)。博士论文要开题了,资料收集的怎么样了?要提交开题报告了,文章框架结构的谋篇布局自己首先能够说服自己吗?马上要进行预答辩了,论文的初稿还差几口气?针对预答辩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导师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哪些需要打散重构、哪些需要转变论证思路、哪些还需要精雕细刻?论文要外送专家进行盲审了,怎样才能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论文的改造升级......似乎总是在感慨写作时间的不集中、不够用,总是会感觉一直在跟着研究生教育院的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跑,总是会觉得有些内容似乎还能继续深化拓展、有些推理论证过程似乎还可以更为婉转和具体。正所谓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博士学位论文《论刑法立法的正当性——兼论实现正当性的若干因素》一文的形成过程更像是在倒逼机制作用下,我身体和智力应激反应的产物。当然,这激发潜能的应激反应之作却并非仓促应付之作或临阵磨枪之作。它既是对我以往的刑法学术底蕴、三年读博期间的学术探索实践乃至过往人生阅历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我今生难得的一次刑法学术思想洗礼和升华过程。

感恩我的导师杨兴培教授三年多来对我的关爱、鼓励和包容。特别是导师对论文选题、研究思路和写作路径的充分肯定,是我坚定地走完写作全程的重要动力和精神保障,也是我在面对善意质疑时能够更为自信地阐明学术立场和观点的智力后盾。从谋篇布局到用语规范、从观点的提炼到资料的收集运用,无不凝结着恩师的心血和厚爱。我对恩师的喜爱与尊崇,源于身为刑法学教授的他,却始终怀揣囹圄空虚的侠义情怀和仰望星空的学者使命,对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始终秉持着反思与批评的学术立场,聚焦当前社会情势积极探寻犯罪供给侧的改革之道,务实倡导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与实践。我愿结合实际传承并践行其学术精神!

感恩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组三年来的精心培育和细心呵护。以全国劳模、高产学者、教育名师刘宪权教授为组长的导师组是个有战斗力、有影响力的和而不同团队。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志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逐梦路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兼职律师、学术团体和社会活动等领域均做到齐头并进、良性互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相得益彰的景象。感恩在论文的选题、开题、预答辩和修改完善过程中,刘宪权教授、郑伟教授、于改之教授、孙万怀教授、卢勤忠教授、何萍教授、张勇教授给予的建设性、针对性指导意见建议。感谢邱格屏教授在犯罪学课程讲授中引入社会学、历史学视角所带来的视觉盛宴和思想火花;感谢吴允锋副教授、刘源师兄对博士论文写作进展情况的关心和鼓励。

感谢长宁区检察院党组对我当初攻读博士学位的支持、入职期间的精心栽培;感谢长宁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对我工作的信任、指导以及在我博士论文写作冲刺阶段的点滴照顾。我会知恩、感恩,更加努力地履职尽责,切实为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感谢李振林、谢俊龙、田然、田相夏、郑旭江、房慧颖、李舒俊、鲍新则、崔志伟、朱彦、郑慧、王冠、张振鹏、高永明、陈京春、付胥宇、刘晓娟、赵桂民、李金玉、李小敏、祝伟、张友好、焦跃辉、王泽林、李瑞阳、虞佳臻、李明翰等挚友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给予的诸多鼓励和帮助;感谢胡荷佳、黄辰、李腾、王思维、周立波、葛立刚、郭大磊、张庆立、钱松在三年同窗期间带来的欢歌笑语和同窗情谊;感谢华政1537班的各位博士研究生同学。三年来,你们是从不问我“读博有什么用”的一群人。因为有你们相伴同行,我在努力前行路上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道”“器”之别、“穷”“达”之志何须逢人就讲、又何须要人人认同?惟愿多年后依旧初心不改,仍就保持砥砺前行的韧劲和冲劲。

感谢西北政法学院七年的培育之恩,特别是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刑法学硕士生导师组赋予了我开启学习和研究刑法学的力量与底蕴。七年西安的求学之路,织就了我满满的青春年华记忆、奠定了我为人处事做学问的根基。感谢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时任院领导的知遇之恩,特别是与刑庭的兄弟姊妹携手并进、燃烧激情的那两年光阴岁月,早已成为我人生难忘的风景、成就我豁达的人生态度。

感谢十二年检察生涯中一同奋进的各位同仁,特别是办公室、政治部和预防科的“小伙伴们”;感谢市检察院办公室、政治部、预防处领导在我履职中层干部期间所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因为你们,我的奋斗不孤单、我的青春很精彩、我的努力看得见。感谢上海检察机关第一批青年干部研习班和长宁区2017年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各位学员,你们或见证或感受到了20172018年间经历司法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双重改革中的我努力坚持工作和读博“两不掉队”的心路历程。

感谢理解我、关心我、支持我的家人。为了能够成全我学业、工作和家庭的所谓统筹兼顾或多赢局面,爱妻姜义瑞不得不一再作出牺牲和让步,没有节日的仪式感、没有出国出境的计划,甚至连周边的亲子游也无暇顾及,有的是做不完的家务、有的是耗费心神进行的亲子互动和习惯培养、有的是个人爱好的搁置再议、有的是对我诸多缺位与不足的包容忍耐;为了帮助我们照看和接送年幼的儿子,我的父母克服了异乡、租房、体弱等诸多情况的不适,直至年初父亲脑梗发作、血压居高不下才被迫回乡静养;因特殊情况不能前来帮衬的岳父母适时打来的问询电话,仿佛就是推进论文进度的催化剂和暂时舒缓紧张压力的“小贴士”;就连我4岁半的儿子安安也会自发地向同伴诉说,我爸爸是博士(生),他很忙的,由此可见我缺位亲子陪伴的事实已经深入儿子脑海。正是家人的这些付出、包容和支持,一直鞭策我、激励我尽最大的力、做最好的自己。可以说,此文既是对我三年博士生涯的一次集中总结,也是回报他们的最好礼物。

正所谓当时若不登高望,谁信东流海洋深,选择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研究,我非但没有后悔过,而且坚信对该问题的探索研究仍将会继续。

 

 

 

                                               张士彬

                                          2018520

                                  谨识于上海市长宁路599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