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山海情》（合作)，散文集《面对陌生人》，论文集《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文学创作论》、《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论变异》、《幽默五十法》、《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散文选》等。
本文为 2012年孙绍振教授纪念吴小如教授的文章。原发于南方周末，题为 " 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 "。
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 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
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200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
朱德熙，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教育家。1939年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国家委派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1979年晋升教授。1992年7月19日病逝于美国，享年72岁。
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
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 " 女曹操 "，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
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 " 我叫何其芳 "，不免多看几眼。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生于重庆万州，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古今中外。以《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
然而北大泰斗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
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
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但是，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辩。且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 12 点钟，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 " 饭碗肚子饿了 "，先生乃恍然而笑。
魏建功（1901-1980），江苏人，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后调任新华辞书社社长。
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
系主任杨晦教授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 " 中学生作文 "，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
杨晦（1899～1983）辽宁辽阳人。1952年—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一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著有《杨晦文学论集》、《杨晦选集》。
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论》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
那是 1958 年 " "、" 拔白旗 " 的年代，，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
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
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
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 " 洗脚上床真一快 " 这样的败笔。
吴小如（1922～2014），安徽泾县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著有《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等。
" " 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彭庆生同学对他评价道：" 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 世纪 50 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
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
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
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 " 教书匠 "，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 " " 告诉我的，他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原因是执笔者意在 " 多挣稿费 "。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
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 " 学术警察 " 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意。现在知道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 " 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 "，甚至有 " 无出其右者 " 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 " 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 "。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 30 年讲师的 " 讲师精 "，被历史耽误了，人所共知；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
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学术上颇为权威的历史系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 " 三顾茅庐 " 的 " 阻挠 "，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
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呜呼，我说不出话。" 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耻辱。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
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这样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
1957 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
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辗转多方，。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
傅璇琮，（1933年-2016年），浙江宁波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 " 按规定 " 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
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也许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
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 1962 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 1964 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
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
1984 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
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
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 " 大学精神 "，为蔡元培先生的 " 兼容并包 " 自豪者。但是，把 " 兼容并包 " 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
沈阳，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于2011年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句法学、汉语语义学及语言学理论。
2018年4月5日，沈阳被曝性侵高岩，导致高岩。
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的时候，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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