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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评价的标准在哪里?

学术派2019-07-03 18: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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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评价的标准在哪里?

作者:刘京希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教授


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应当具备如下特点:内容评价而不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可操纵性评价而不是可操纵性评价。只有通过发扬学术自由,以读者为主体所进行的评价,才是基于内容的、超越功利的、不可被操纵的评价方式。在当下量化评价体系强行介入学术与学术期刊评价,严重破坏学术生态,污染从业者学术良心的不良生态环境下,高校学术期刊界、社会科学院系统学术期刊界、党校系统学术期刊界三者之间亟需加强呼应与联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以三大学术期刊系统为基础架构的学术期刊联合体或自治组织,统一思路,统一行动,协同进退,共同抵御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期刊的“格式化”侵扰与阉割,切断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与学术期刊界的“外溢性”权力联系,恢复学术期刊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学术尊严,还学术期刊界一片净土,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为学术期刊评价的扫清外部障碍。此一思路或动议倘若得以实施,不仅是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学术期刊界的自我救赎,更会是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拯救性贡献,必将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史上留下其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痕。


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是内在质量的提升与外在评价的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既离不开编者的主观努力,也离不开外在评价的鞭策,这应是业界的基本共识。

但是,业界既未对此形成基本共识,甚至还步入了一个极大的误区,这表现在对于期刊“外在评价”的理解和对于外部评价体系的极端重要性的判断,有失偏颇;不择手段地追逐和追捧以“影响因子”为表征的量化指标,由此导致了对读者的冷落、对读者评价意见的虚置甚至无视。 这样的判断和由此而形成的对于量化指标的过度追求,不但耗费了从业者的极大精力,挤占了他们本应用于修炼内功的有限时间,更为可怕的是严重恶化了学术生态,污染了从业者的良心。长此以往,将对学术期刊的本质乃至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始料未及的严重伤害。

一本学术期刊,是否具有内在质量和外在影响力,是否是一本名刊和大刊,抑或是一份拥有足够影响力的重要期刊,究竟通过何种标准来判断?是看同行评议或者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即社会影响力,还是以一把尺子定乾坤,只看重以引文率为表征的“影响因子”?这里,涉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的重大问题,即内容为本还是形式为王的问题,以及对于“外在评价”的认识和理解问题。

在中国,学术期刊作为新生事物产生之初到量化评价体系出现之前,在这将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之内,学术期刊的评价基本上是由学界同行以及以之为主体的读者来进行和完成的。当然,此时的刊界同行也是以读者的身份参与期刊评价的。换言之,此时学术刊物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主要是通过读者的口碑来形塑,因此,也就不存在“一把尺子量天下”的状况。在读者的眼中,只有所刊论文质量之优劣、创见之有无、编者是否有善于发现和引领学术思潮的眼界,以及期刊的特色是否鲜明、质量是否恒定,而不会持有其他任何功利目的。质言之,读者的评价所关注的只是期刊内容,无关乎其他目的。正是得益于民间的这种多样与公正的、非定于一尊的宽松的外部评价环境,近现代以来类似于《禹贡》《食货》《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学术期刊,才得以在葆有各自天性和风格的基础上自由成长,成就学界一段佳话。正如齐思和先生所言:“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清华学报(1924),燕京学报(1927),史学年报(1930),辅仁学志(1928),金陵学报(1936),武昌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地学杂志(1909),禹贡半月刊(1934),食货半月刊(1934),中山大学历史语言辑刊(192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报告(1928),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以及其他学报杂志不下数十种,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30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

以《禹贡》半月刊为例。该刊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和谭其骧(后为冯家升)先生编辑出版的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权威学术刊物,属于禹贡学会的会刊。该刊从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因“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7卷82期,刊登文章700多篇、通信164则、国内地理消息数百条,开创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族研究的新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发展。正是以此刊为中心,聚集起了大批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青年学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术社群;而这些学子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基础。1981年,杨向奎先生评价《禹贡》时说,这份期刊“造就了许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时出来的”。可见,推进学科建设、促进学术进步、造就学术新人,是《禹贡》的三大贡献,其学术功绩和影响,甚而赓续当下而不绝。《禹贡》在成就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及其学人之后,这些学人又反过来以读作者的身份和口碑,进一步扶助与烘托起《禹贡》,使之声誉日隆,终成名刊。

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量化评价体系未被引入或未被应用于学术期刊界全行业评价之前,读者的口碑就是对于学术期刊的最好评价。因此,对于我们这些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业者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期刊的最佳发展时期之一。*另一个最佳时期,当是20世纪50年代。虞云国先生给学术期刊的这种生存方式起了一个传神的称呼:“散养”。“民国学刊大都采取‘散养’方式,即便隶属体制的《史语所集刊》,也未见有行政性的学术规划与考核指标。这些学刊,对于体制,基本上处于散养的自由状态,各学刊间可以有争论,也可以有声援,但学术上都自立门户,在思想上也就各领风骚,经过历史的磨洗,许多刊物至今都是有定评的学术名刊。1949年以后,学刊虽经历了体制的统合。以陈寅恪为例,1949年后共发表14篇论文,仅2篇刊于《历史研究》,刊于大学学报12篇,以他的地位(《历史研究》编委)与水平(史学大师),从未在乎过大学学报与《历史研究》的档次高低。”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环境开放包容,学术气氛浓郁热烈;二是办刊环境单纯明净,办刊目的简单明了。限于主题,在此我们只涉及后者。

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昂扬向上的社会风尚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以及宽松的办刊行政环境,除去办刊的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之外,学术期刊并无来自社会环境的外在压力和纷扰。期刊人具有充分的主体能动性,其精力全部集中于如何办好期刊、提升质量、繁荣学术、培养新人和服务读者上面。一句话,编者的心思都倾注在读者的需要上,视读者为上帝,唯读者马首是瞻。那时的学术期刊,一般都开设有“编读往来”或“读者来信”专栏,倾听读者意见和建议,反映读者的诉求,交流学术心得;也经常以“专题笔谈”的形式,灵活机动地集中研讨某一学术话题。所以说,在那一时期,读者的口碑,是评价学术期刊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作为编者,只需要一门心思致力于份内工作,为读者提供最佳的精神食粮,那他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这样的办刊环境与《禹贡》时期近似,纯净得近乎透明,既无名目繁多的评奖,更不知期刊量化评价体系为何物。由于学术期刊繁荣学术、培植新人的根本职能极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因此,该时期的学术期刊得以在“自然”状态下健康成长。

令人扼腕的是,世纪之交,办刊环境的骤然改变及其所导致的乱象,严重侵扰了学术期刊的自然成长,违背了学术期刊的成长规律。率先出现在自然科学界的以“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量化评价及其造假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做法及乱象的蔓延,以及由此所表征的对于办刊规律的违背,其源头或始作俑者很大程度上即在于量化评价体系的异化,亦即在利益驱动下,评价标准由行业性内部检索工具到评价权的“外溢”,尤其是行政化滥用。

借助行政化所赋予的超限权力,诸量化评价体系摇身一变,由初时的图书情报专业工具,借助于行政化外衣逐渐蜕变为掌控学术期刊生杀大权的“大鳄”。通过级别等次划分、“来源与非来源”区隔,量化评价体系足可决定一本期刊的沉浮、甚至整个学术期刊界的命运。在这股洪流中,学术期刊一个个失去自我,成为外部评价体系的“打工仔”,成为量化指标的待宰羔羊!为自我生存计,学术期刊纷纷到评价机构“拜码头”,奉量化评价体系为座上宾、席上客,似乎转瞬之间,学术期刊已经不能再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情此景下,原属学术期刊之衣食父母和鉴评者的广大读者,更是早已被排挤到九霄之外,不知所踪。

还是以《禹贡》半月刊为例。假如来个时空穿越,乾坤挪移,以今天的量化评价体系而不是广大读者的口碑衡量之、考核之,那《禹贡》杂志又会呈现何种面目?它还会是那个耀人耳目、为人称道的名刊大刊吗?让我们试加“量化评价”。

该刊从创办到停刊,三年有余。按照量化评价体系的指标要求,首先,从年限上看,该刊刚刚够生成“两年影响因子”,在期刊存续时间上勉强满足评价要求。但该刊存世时间只有短短三年,迅即停刊,属昙花一现,甚至不能满足比如“被引半衰期”等期刊评价指标的要求,有何“影响力”可言?其次,该刊共出版7卷82期,刊登文章700多篇,分析起来,每期发文不足10篇,“载文量”不大,满足提升“影响因子”的潜在分母要求;且慢,该刊三年间“刊登通信164则,国内地理消息数百条”,平均下来,作为分母的“载文量”就到了“海量”的程度。显然,“影响因子”也将因之摊薄而大幅下降,更加不能满足“核心期刊”的指标要求。综合评定,《禹贡》定当无缘“核心期刊”;盖棺论定,应属刊界无名之小辈。这是以纯量化评价体系为标准的考核结果。退一步说,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下,凭借其爆棚的学术声誉,评委们还是有可能网开一面,推荐《禹贡》进入核心期刊行列;但因其影响因子拽了后腿,只能惴惴然忝列末位,且随时都有掉队的危险。面对这一窘迫境地,如果《禹贡》不是因故停刊,而是还想在刊界混出点名目,那么,它必须对其编辑方针进行因应性的“改革”:首先是毫不怜惜地挥刀砍掉那些个挤占“载文量”指标的所谓“通信”和“地理消息”,尽管这些“通信”和“地理消息”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其次是拉长载文的篇幅,减少载文量,以缩小产生“影响因子”的分母;还有,增加基金论文的发表量,以提升基金论文比,等等。你只消依葫芦画瓢,按照量化评价体系的指标要求去做即可。所有这些“改进”举措,一句话,都是以提升影响因子为唯一目的;而所谓读者的需求和诉求,只好割爱了。此时,所谓期刊特色和风格,期刊的自我追求,也只好牺牲掉了——又不能当饭吃!经“量化考核”,削足以适履,则此《禹贡》早已非彼《禹贡》。即使《禹贡》主编顾颉刚先生再世,连他恐怕也都辨识不了了。

其实,开辟专栏发表“通信”和“地理消息”,恰恰是《禹贡》半月刊的办刊特色。就发表“通信”来说,自1935年十月起,《禹贡》几乎每期都发表会员之间的通信。通讯者的范围极广,既有禹贡学会的代表性人物谭其骧、冯家昇、童书业、张维华、朱示嘉、郭敬辉等人,又有钱穆、张元济、张其昀、赵元任、柯昌泗、蒙文通、刘鹗等已经成名成家的学者,还有费孝通、陈梦家、齐思和等青年学人。“通信”所包含的内容既有会员对杂志的建议、提供研究资源、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有就某一个问题展开的探讨甚至争论。*尹燕:《〈禹贡〉半月刊的学术世界》,第39—45页,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可见,“通信”专栏对于《禹贡》半月刊并非是无关紧要的补充或“补丁”,而是从不同侧面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的展示,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活泼多样和短小精悍。正是它的短小活泼,才丰富了杂志的样貌,使之更加适合史学爱好者的阅读趣味,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同时也增加了杂志的受众面。

期刊受众决定期刊风格和样貌,更决定期刊的命运。为读者办刊,就得适合读者的口味;为评价体系办刊,就得适合评价体系的口味!当下,学术期刊期载文篇次越来越少,长文越来越多,且几乎再也见不到“补白”“简讯”“学术动态”等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短小精悍的栏目。体现编者组织策划匠心的“专题笔谈”,也因有“增加载文量之弊”而几近绝迹。以传统人文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更是在坚持特色与追求量化指标之间左右为难……所有这些,都由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所引致。

量化评价体系“有所好”,学术期刊“必甚焉”。那些个头脑灵光,善于发现量化评价体系偏好和漏洞的从业者,能在短短两三年的一个评价周期内,就将一份原本籍籍无名的期刊办得在数据上看来“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甚至在排名上一飞冲天,名列前茅。细细思量,这也怪不得期刊从业者,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主管、主办部门的巨大行政压力和所在单位教科人员期待的眼神。当然也有不与量化评价体系“接轨”的期刊人,他们既不理会更不琢磨量化评价体系里面的“道道”,而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思路与想法,按部就班地勉力维系着。可是几年下来,这些期刊的命运就有些大为不济了,表现为“影响因子”相对下降、排位下滑,在各高校科研论文“来源刊”级别划分中的等次明显下落。这样的状况,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所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3年度年报显示,在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排名前30位中,来自理工类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期刊,竟然占到三分之一强,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等学界人所共知的学术期刊,均排在30名之后。像《文史哲》《人文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等老牌学术期刊,更是被甩到百名之外。2014年度年报与2013年相比,大同小异。这样的排名,与业界、学界和读作者的常识性认知,产生了极大的“视差”。 不客气地说,排名前30位的某些期刊,与其实际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存在着“断崖式”落差;有某几本期刊,甚至根本不为人文社会科学界所知晓。

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评价体系,尤其是纯量化的“裸数据”评价体系,以其对“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近乎偏执的要求,时时处处以数字说话,使得其天生带有注重“形式评价”而非“内容评价”的弊端。它看重引文率,而不顾及引文缘由和动机——是出于论说需要的恰当性引用,还是“为引而引”的不当引用或“强制引用”*据Scholarly网站报道,中国主要学术期刊《中国化学快报》的电邮显示,该期刊收取隐性作者费(author fees),但是如果在文章发表后两年内,作者能够将他们的文章引用6次以上,这笔费用将退还给作者。外媒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化学快报》“强制引用”的又一例证,是不道德行为,是滥用了学术引用,该行为通过“注水”的论文引用次数来提升刊物的影响因子。被引文献因为被引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这些本应更加注重的本质性的东西,均为抽象的数字概念所过滤。它看重的是下载量和下载率,至于此下载是正常的研究性、应用性下载,还是出于“刷数据”的需要而形成的所谓“下载”,也不作区分。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期刊载文量的普遍性锐减,和与之相伴生的一些无病呻吟的长文的相应增加,就是量化评价体系这根指挥棒“挥舞”出的结果。

量化评价体系更加偏好一两年内的当下指标,而对期刊的长期性、历史性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史意义,则难以考察。这就在客观上限制了期刊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考量,从而导致短视性、功利性、碎片化办刊思路盛行。此外,以量化的绝对标准去抽象、统摄和约化评价客体,难免遮蔽和消解学术期刊本有的独特风格和学科特性。量化评价体系的行政化所导致的期刊人办刊志趣的低俗性变异和主体创造性的消解,造成了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界生存、生产环境的严重恶化,更为业界所深深忧虑。

话说回来,我们并不是反对学术期刊的外在评价。失去必要的外部规范,那些不守职业道德的学术期刊从业者,就有可能会拿期刊、拿学术做交易,谋私利。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寻适合学术期刊成长与发展规律的、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能尊重期刊发展的生态规律,尊重期刊个性,尊重期刊多样性。评价指标宜软不宜硬,不是采用“一刀切”的量化模式,抹平甚或扼杀期刊个性风格,阻塞期刊多样化发展的路径,而是立足学术史的高远视界,放眼长远和未来,给期刊以充足的自由成长的空间,以利其休养生息。量化的评价体系通常目光短视,急功近利,三天两头地考评,陷于数据不能自拔;学术期刊从业者也穷于应付,根本无暇顾及本应全力以赴的编辑正业。换言之,外在评价体系的设定,必须以顺应学术期刊成长的普遍规律为首要前提。能顺应这一规律的评价体系,就是合理的、优良的和规范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和有规范的,应予坚决摒弃。2014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要“完善产品评价体系。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建立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体系”。当然,这里所说的评价体系,是就新闻出版而言的,但对于学术期刊评价不无借鉴价值。所倡“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对学术期刊而言,就是读者评价。

笔者以为,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起码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内容评价而不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可操纵性评价而不是可操纵性评价。质言之,就是坚持学术本位,重点考察一本期刊在本专业甚至超越专业之外的学术贡献,比如,对于学术争鸣的开展和促进、对于学术话题的发掘和引领、对于重大学术问题的推进甚至解决、对于学术新人的挖掘和培养,等等。这些要素,是不能为眼下的量化评价体系所含括的。

要进行内容评价而非形式评价(量化评价即是一种数字形式的评价),首先要做的是让内行来掌握评价权,比如同行评议,而不是外行评价内行。其次是坚持学术标准的唯一性,而不是看所谓“影响因子”、下载量和下载率、基金论文比、“五个一”工程获奖率等等非本质的、形式化的东西。正如有专家所指出:“期刊评价体系要重视学术因素,而不应通过外行单纯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定分级。”(郑成宏:《多元文化时代学术担当仍是学术期刊之首务——第二届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在悉尼召开》,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23)

要进行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就是要坚持评价的纯民间性和公益性,彻底割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尤其是割断评价者与行政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割断这两种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尝试学术民主,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由读者进行民主评价——这才是超越功利的、合理可行的评价方式。

大众化的民主评价,将评价权掌握在众多读者手中,而不是几个评价机构和几十个评委手中,这无疑会大大增加评价过程被人为操纵的成本和难度,使得试图操纵评价过程、谋取不当评价结果的别有用心者失去暗箱操作的明确目标,知难而退。这就有可能逐步实现非可操纵性评价对于可操纵性评价的取代。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生产过程的重要一环,其独立性和学术尊严是产出优秀学术成果的重要保障,因此,应为期刊从业者所珍视。当前,由于学术期刊评价的巨大吸引力,仍然不断有新的量化评价体系产生,试图通过强制评价权分一杯羹。在此情形下,学术期刊已然成为行政性量化评价的“唐僧肉”,谁都想吃上一口。更加可悲可怕的是,学术期刊由于陷入对量化指标的盲目追逐,而忘记甚至丢掉了作为学术存在之生命的独立性和学术尊严。

行政性量化评价的得益者是评价机构和行政性管理者,其受害者则是学术期刊界及其所置身的整个学术事业。纠治学术期刊评价中的乱象和弊端,立足国情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构建科学、合理的期刊评价体系,无疑是绝大多数期刊人的企盼和追求。针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存在“外行评价内行”的问题,西方学术期刊界已经出现抵制的呼声与动作。

2009年,欧盟委员会想对欧洲166种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学术杂志进行评定,编一份能为欧洲科学基金参照的“核心期刊”目录,即“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不料,初选目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63种杂志编辑部的联名抵制,在以《处在威胁之中的杂志》为题的公开信中写道:这份目录没有经过充分协商,只是由一些武断、不负责任的机构编制出来的。然而,伟大的学术著作可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语言发表。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来自边缘、异端或名不见经传的角落,而非早已固定和格式化了的主流学术期刊。杂志应是多样性、不同种类和各具特色的。编制这样一份目录,将使得杂志内容和读者的意见变得无关紧要。

国内量化评价体系及其行政化,同样正在不断遭受学界的抨击。总体而言,在以朱剑、仲伟民为代表的高校学报界同仁的多场合呼吁和呐喊下②“对属于复杂评价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来说,以通适性指标为依据的单纯量化评价更是行不通的。如果将此评估体系用于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那么,在评价目的、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评价结论诸方面明显存在的重大问题将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该评估体系与正在进行之中的报刊体制改革大方向并不合拍,这种不合拍现象的背后有着独特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有关管理部门、学术界及学术期刊界的关注和警惕。”“近年来学术评价机构纷纷建立并介入评价活动,热衷发布各种期刊排行榜,而各高校及相关学术机构也多以数量以及期刊级别作为考核标准,这促使学术评价机构的权力急剧膨胀,学术评价异化严重。”业界对于量化评价体系的反拨与批判性自觉,在高校学术期刊界已呈云涌之势。相比较而言,社科院系统以及党校系统的学术期刊在此问题上的自醒与自觉程度,以及所发出的声音,则远逊于高校学报界。这可能与高校学报界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组织程度有关。

对于量化评价体系之评价权的超界域覆盖,尤其是日益严重的行政化趋向,学术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于学术期刊界而言,需认清量化评价体系尤其是行政化评价体系对于期刊成长与发展过程的束缚和扭曲,加快对于量化评价体系的除魅和脱魅进程。目前,在无力撬动行政性评价体系的状况下,学术期刊界宜首先从自我做起,在舆论宣传和完善自我组织架构等方面,应尝试作出自己的努力。除了学术研讨和舆论呼吁之外,下一步亟需加强高校学术期刊界、社会科学院系统学术期刊界、党校系统学术期刊界三者之间的呼应与联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以三大学术期刊系统为基础架构的学术期刊联合体或自治组织,统一思路,统一行动,协同进退,共同抵御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的侵扰和阉割,切断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与学术期刊界的“外溢性”权力联系,恢复学术期刊的独立性和学术尊严,还学术期刊界一片净土,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为学术评价的民主化扫清外部障碍。该思路或动议倘若得以实施,不仅是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学术期刊界的一种自我救赎,更是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拯救性贡献,必将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史上留下其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痕。

当前,一个可喜的迹象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盛极一时的“GDP思维”和数据崇拜风气正在被逐步扭转。与之相应的是,根据国务院审改办工作要求,教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对审批清单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该“决定”删除了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认定、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审批、教育部工程中心审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审批;一些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规范的其他权力事项,也将进一步研究、清理和规范。对于学术期刊管理体制改革而言,这无疑是个积极信号。在这种“去量化”“去格式化”“去审批化”大背景下,紧箍在学术期刊头顶的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枷锁的解除,为时还会远吗?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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