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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后学 领路开拓
林少川（泉州学研究所原所长）：如果没有庄为玑先生的指引，我就不会接触到“泉州学”，更不会走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之路。当初，庄为玑用他的言传身教，为“泉州学”研究播下了一粒种子，如今已迎来满堂丰收的季节。
对于林少川来说，虽然恩师庄为玑离世已逾24个春秋，但回想两人相处的过往，依然历历在目。
1974年7月的一天，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林少川，踩着除了车铃不响而全身都响的一辆破自行车来到后渚。听说那里正在发掘一艘宋代古沉船，他抱着好奇之心，赶去围观。只见港口入海处有一艘被淤泥重重包裹着的古船，一大群人正在忙碌地从船上搬运物品到岸上。其中一位卷着裤管、满手泥巴的老教授，正指着一批发掘物说，“这些是宋代的瓷器，小心点拿”对历史很感兴趣的林少川，就眼巴巴地站在发掘现场外围观看，这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后来，那位老教授注意到他了，走过来笑眯眯地问他：“小伙子，你对考古感兴趣啊？”“是的。”“你在哪读书？”“我高中刚毕业，，没学可上了！”“年轻人，千万不要荒废学业，有机会恢复高考的话，可以来报考我们厦门大学历史系。”简单几句话，给了林少川很大的鼓励。他最后还记住了老教授的名字——“庄为玑”。
从此，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成了几年间林少川和他弟弟林双川生活中不变的安排。1978年，林家兄弟“同榜考入厦门大学”的佳话，在家乡传遍。林少川如愿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学生，而弟弟则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一进厦大，林少川第一时间找到庄为玑教授，叙说当年缘分，“因为您的一句话，我真的考入了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高兴地说：“有出息！你正好分到了我的班，就当我班上的历史课代表吧。”
追随庄为玑后，林少川从此开始了在“泉州学”、闽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上的逐梦之旅，这期间他曾无数次得到过庄为玑教授无私的指导与帮助。一晃37年过去，如今林少川自己也成为令人敬佩的教授，他仍在“泉州学”、闽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用自己毕生所学，为弘扬泉州文化、助力泉州在“”国家战略背景下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而辛勤努力着。“我现在的点滴成就，应该说，都离不开庄为玑先生当初的栽培，我对他心存感恩。”林少川说道。
林少川至今仍珍藏着当年从厦门大学毕业时，庄为玑送给他的毕业赠言，薄薄的纸上写着厚厚的情义：“临别惜别，聊赠数语。只须努力，且看将来。但愿您健康，进步与深思，就可攀登科学的高峰”。
苦心孤诣 严谨治学
王连茂（泉州海交馆原馆长）：庄为玑教授的治学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他时时让人觉得是位精力无限的人，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他就会一门心思扑在上面，追根究底。他在泉州非常活跃，参与了多项重要考古工作，积累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中国唯一反映海外交通史的专题性博物馆
林祖良（莆田博物馆原副馆长）：我曾去过庄为玑教授的家，记得第一次进他的书房时，我就惊呆了。为了方便找资料，他在书房里安放了一个像药柜一样的东西，每拉开一个抽屉，里面都是一溜的小卡片，上面记着各类的书摘、目录等等。庄教授的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庄为玑先生自1929年考入厦门大学史学系，至1991年2月27日辞世，在62年的学术生涯中，共编著有《晋江新志》《古刺桐港》《福建历史地理》《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合著）、《泉州地方志论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先辑》（合著）、《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合著）、《厦门史迹》等8部书，《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古代史料学》等7种讲义，发表自撰与合撰论文100多篇，著述总字数达400余万字。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据庄为玑之子庄伊美先生描述，庄为玑平常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要在书桌前坐下来，他就雷打不动地进行阅读、写作、编校等工作，“经常半夜还在写文章，他把他对泉州、对闽南的热爱，都倾注在他的笔端上了。为了研究，他真的可以废寝忘食”。
王连茂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与庄为玑合作编著《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当时，他们经数年之功，检读近百部族谱，钩缉、整理了大量有关的闽台关系资料。王连茂介绍称，他曾赴泉漳数地，深入农户家中访问，抄写族谱，采集第一手资料，然后整理成册交予庄为玑先生审阅。为了这本书的出版，两人夜以继日地奋斗了将近3年时间。此书一经问世，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南开大学原图书馆馆长、藏书史研究学者来新夏评价此书“填补了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空白，这是前人未见成绩而又具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林祖良回忆庄为玑时称，在那个年代，像庄为玑教授这么专注于“泉州学”研究的人很少。1973年至1974年，庄为玑曾给林祖良写过十多封信，每封必谈后渚古船。对于古船的调查、试掘、发掘，事无巨细，庄为玑都会过问，时时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提出许多宝贵建议。他亲临发掘工地，参与发掘工作，希望尽善尽美地做好。
厦门大学教授庄景辉在为《海上集》撰写的后记中，也盛赞庄为玑教授在考古学、方志学、中外海上交通史研究、福建历史地理以及闽台关系等方面皆有不朽成就，“综观庄老一生治学，不啻勤奋多产，而且卓有建树”。
和蔼近人 声名远播
陈鹏鹏（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原主任）：庄为玑教授是我的老师，他为人从来没有架子，对待学生和蔼亲切。他酷爱田野调查，经常会召集学生与他一齐开展田野调查，我曾陪他在泉州古城踏勘多次，他对泉州古城了如指掌。
庄为玑（前中）与陈鹏鹏（后排左二）等弟子
在九日山上眺望金鸡水闸。
郑焕章（泉州市文博研究员）：应该说，庄为玑教授是全方位地研究“泉州学”，据说他还是将泉州学搬入课堂的第一人。庄为玑在国内学术界很有名，有次，我曾陪庄老去云南楚雄探亲，刚进城，楚雄市教育局局长一听说这位“大腕”专家驾到，立刻带人赶来，不由分说便把庄老载到姚安，去举办与历史名人李贽有关的讲座。虽然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但庄老的名气之大由此可见。
，她以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文物古迹，以及宗教遗迹等闻名世界。“泉州学”是研究泉州地域历史文明的一门特殊学科，它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长久以来，庄为玑、吴文良、陈泗东等被视为“泉州学”研究第二代学者中的精英人物，如今“泉州学”的繁荣，与他们长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著作很多，庄为玑声名远播，国内外常有学术研讨会邀请他前去参加，而庄为玑也不辞辛劳地前往各处演说，将“泉州学”的影响不断扩大。
虽然庄为玑的名头很响，但是，几乎每一个与之有交往的人，都称他是个“不端架子”的人，换成当下时髦的话说，就是“不耍大牌”。自从1946年庄为玑回厦门大学任教，伏膺师道，他就把学生也视作自己的得力助手、亲切朋友。庄为玑在写给弟子陈鹏鹏的信中，甚至称他为“学弟”。陈鹏鹏回忆起与庄老一道进行考古研究的日子时，笑言“庄教授还为我写过诗”。原来，陈鹏鹏很喜欢古典诗词，有次他和庄老提及这一爱好，庄老非常高兴，立即给他寄来自己的一些诗作供他参考，并嘱咐他写古体诗词一定要注重平仄恰当。
提及庄为玑教学情形时，林少川笑着称，庄老的教学十分风趣，不拘一格，有时甚至手舞足蹈，激情朗诵般地为学生讲课。“他的嗓门很大，隔着好远都能听到，他那带有浓厚闽南腔的普通话，更是让人记忆深刻。”林少川说，几十年下来，每当累了、疲倦了正想偷懒之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老，仿佛这位一生清贫而学富五车、为“泉州学”废寝忘食的庄为玑先生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于是，他又精神振作地继续下去。
鞠躬尽瘁 芳史留名
陈鹏鹏：“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庄老拖着病躯提前来到泉州做准备。那天夜里踩街，天气寒冷，庄老站在威远楼的人群当中，突然就得了重风寒，一下子病倒。这次倒下，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一次低首，一个转身，也许光阴就被抛远了。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他是会永远活在历史当中的，庄为玑便是其一。
1991年春节，庄为玑不顾年迈体衰，兼患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应邀来泉州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事先，亲友们极力劝阻，可是他执意赴会，遂因老弱，不堪颠簸和过度疲劳，由感冒引起并发症，未能出席大会宣读论文，便遗憾地被送进医院抢救。不幸，于当年2月为学术事业殉身。
1991年，也就是庄为玑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署文阐述了自己想将论著选集取名“海上集”的由来——“是因为我一生所治，均以著名的古海港泉州为轴心，由此辐射而及方志学、考古学、中外海上交通史诸有关领域，所论泉州海港史、中国航海史、中外海上贸易史、外来宗教文化史、华侨史等，都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缘故”。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泉州古城的挚爱，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钟爱。
如今，在许多“泉州学”的重要书籍中，都会提到庄为玑这位可敬的“‘泉州学’先驱者”。他的人生，乍看是一种平常的书写，但在顺理成章地流淌之后，却构织成了一幅壮阔的远景。
生 平
庄为玑（1909-1991年） 笔名沃若，字文山，泉州西街裴巷人，著名历史学家。1933年获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文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南洋研究所、人类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担任教授。一生从事考古、方志学、中外海上交通史研究，发现并参与发掘泉洲湾宋代海船等一批重要文物，震动世界考古界，极大地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为“泉州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3岁考进泉州培元中学后，在《儿童世界》发表第一篇小说。18岁毕业后，在培元中学、西隅学校任教。
民国18年(1929年)，庄为玑考进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毕业时获史学系文学士学位，到厦门大学附设中学任教。课余时，选定泉州地方史作为研究方向。民国24年，他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中国方志改革刍议》论文，提出“革新旧志，方志入史”的新见解。次年，又发表《泉州方志考》，提出重修新志的原则与方法。
同年4月，庄为玑和吴文良发现泉州中山公园(今体育场)的唐贞观墓群，因而参加由郑德坤、林惠祥主持的考古发掘。秋，他转赴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一年后回到集美中学任教。
民国27年秋，庄为玑随集美中学内迁安溪，在后垵村发现一座唐初古墓，墓砖上印有“武吕”铭文。他报请批准发掘，后发表《安溪唐墓的发掘与研究》，得到史学界的重视，晋升为讲师。
民国30年，庄为玑受邀来泉州晋江县中(今泉州一中)担任教务主任。民国33年秋，应聘出任县教育科长。此时，他重新校订乾隆版《晋江县志》。是年秋天，他辞去县教育科长之职，往仙游县海疆学校担任讲师，将校订十分之九的《晋江县志》交付晋江县文献委员会铅印出版。
民国35年，庄为玑回厦门大学任教。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编纂成6卷60万言的《晋江新志》。民国37年，铅印出版第一册10多万字。解放后，庄为玑三修《晋江新志》，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教授誉之为“解放后第一部私人编写的县志”。
1956年，庄为玑在泉州后渚港发现5座小石塔，内藏元代白瓷佛像，塔碑刻有“至元癸未仲夏后山杨山泽”。经查证，这与《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为进攻爪哇召集各地战船云集后渚港有关。
1973年，庄为玑应邀参加修订泉州海交馆陈列大纲。8月18日，陪同晋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到后渚港考察海交史迹，寻访古码头。经当地搬运老工人提供线索，发现一条沉埋在海滩中的古代木船。次年夏，由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省博物馆和晋江地区的考古人员联合进行发掘，庄为玑积极参加。一艘残长24.20米、宽9.15米的宋代远洋货船终于出土，震动世界考古界，极大地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这是研究宋代航海史非常重要的实物。
庄为玑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累累，著述颇丰，除《晋江新志》外，还有《古刺桐港》、《泉州地方志论集》、《福建历史地理》、《厦门史迹》、《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等专著，发表论文100多篇，著述总字数达400多万字。
由于在学术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庄为玑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泉州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并受聘为中国航海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名学会、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以及福建、厦门、泉州等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1991年春节，庄为玑不顾年迈体衰，应邀来泉州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于感受风寒引起并发症，于2月病逝，享年83岁。弥留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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