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杭州大学78级化学张必良教授被广州的创业环境吸引从美国顶级实验室回国创业的消息，称其为首位走入广州民企的世界级科学家。
张必良教授
张必良顺利让基因沉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建立了国内首条寡核酸cGMP生产线,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将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克雷格·梅洛(Craig C.Mello)的技术引进了企业,成为第一位走入广州民企的世界级科学家。
“中国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于我而言,可能属于赢在了转折点。”坐在位于广州科学城的办公室,归国创业十多年的张必良用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的人生路径。
远离广州中心城区20多公里的科学城,是张必良归国创业的起点。如果不是仔细的介绍,鲜有人知这家隐蔽在静谧创业园区的企业,是我国核糖核酸(RNA)领域的龙头企业,而身边路过的这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创始人,正是我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的专家。
非常规学霸路线
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张必良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求学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时候,公派留学的名额非常少。
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三四年后,张必良申请到了留美学校和奖学金。他不得不辞去大学的工作。
张必良记得,1988年出国时,当时在国内想要看一本世界顶级的学术杂志,一般要滞后一年时间,而且最终看到的还是影印版。实验室设备国内差得更远。
张必良的专业是有机化学,时间基本上都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度过的。
张必良深知,虽然自己的化学专业不错,但英语是软肋,他上大学时,外语学的是日语。“当时上大学时,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出国留学美国,全靠自学英语”。更何况,那是交叉学科大发展的时代,产生了大批的专业单词,很多在中文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
读博的五年时间里,张必良全身心投入学习,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做了多少实验。那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五年必须毕业,否则就拿不到学位。而真正能顺利在五年毕业的学生,其实一半都达不到。而张必良却在4年时间发表了4篇高级别学术论文,提前了半年毕业,是当时同届学生里唯一一个提前毕业的。
进入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
张必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看到媒体上对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托马斯·罗伯特·切赫的报道。那个时候,核糖核酸(RNA)的研究刚刚兴起。“想着能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多好,我想用我的化学知识,去做RNA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兴起一个新的名词,叫化学生物学。于是,张必良把自己的研究投向生物学领域。那时候,想去托马斯实验室的人,都是有志于去大学做教授的。这是不少人的梦想。竞争也相当激烈,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博士生,还有不少是带着科研基金的。
转入RNA的研究
张必良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学科成绩是全A,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后来,经过严格的面试,进入这个二三十人的顶级科研团队。后来找工作时,导师切赫教授给他写推荐信时的评价是:“稀有的科学家”。既有很好的化学背景,又能进行RNA生物学研究。
“要想在美国学术界‘闯荡’开来,主要靠实力和是否有高水平的论文。工作之后,要看有没有科研资金。” 奠定张必良之后研究方向的一篇论文,就出自这个实验室。张必良这篇博士后论文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它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RNA。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研究生命进化,是先有蛋白还是先有RNA。我们想知道,在没有任何蛋白的情况下, RNA是否催化合成蛋白。我要用体外实验去证明,RNA是不是可以催化蛋白肽键的合成。”张必良现在说起这个实验来还津津乐道。
张必良的回国,与RNA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关系巨大。1998年初,张必良去麻省大学医学院应聘,与后来的诺奖得主克雷格·梅洛面谈,后来与克雷格·梅洛成为同事。他当时刚提交他们的一篇论文,是有关长双链RNA可以抑制基因表达,也即RNA干扰技术,克雷格因发现RNA干扰现象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奖。
40岁时想法不一样了
张必良看到了RNA干扰技术在市场上的广泛前景,萌发了回国创业的想法。从2000年到2004年之间,张必良来广州参加了多次留交会,发现国内变化非常大,市场有很大需求。
张必良说:“虽然外人看起来,当时在美国生活很稳定,但压力也很大,从技术、人脉、资本上来说,我并没有太大优势。”张必良觉得:“那时候已经40岁了,要做一个选择。当时就考虑,如果到了50岁,就更没精力了。”
“有一次在纽约我和我的导师出去,看到路边的乞讨者。他就对我说,他们拿着帽子在讨钱,我们是拿着计算机在讨钱。但当时我没有感受到。到40岁的时候,我重新理解了他这句话的含义。”
他还记得,广州那时候比较早就成立了一个留交会,当时的科学城还是一片农田。
回国创业对张必良来说,是一个重要抉择。。同年,非典暴发,张必良那时正在广州,与他人合作开展用RNA干扰技术杀死SARS病毒的研究。
当时张必良发表了全世界首发的将RNA干扰技术应用到SARS病毒的论文。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复制。因各种原因,当时并没有用RNA干扰用于治疗非典药物开发。不过这让张必良更坚定地看到RNA干扰技术的应用前景。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启程回国。
对 话
卖房挺过难关
广州日报:你现在如何在技术上保持站在研究的尖端?
张必良:我回来是想推动这个行业。目前,RNAi的药物研发在中国的发展还刚刚起步。
根据我本人还有世界权威人士的预测,核酸技术会成为下一代新的治疗技术。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药物都会与RNA相关,它会作为一种靶标和药物。
广州日报:回国之后的创业顺利吗?
张必良:对RNA干扰技术来说,我是走在前沿的。最初回来时想做药物。但当时要融资非常困难。那时国内资本主要还是集中在房地产、IT行业。大家都觉得生物制药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所以受到了冷遇。
当时有很多政策和法规上的约束。比如,当时国内做的都是仿制药,一个创新药临床研究申报获批可能要等3~5年,假设要开发一种新药,可能我们还没进入临床研究,人家都已经上市了,所以投资人也不敢进。
广州日报:当时创业艰难有没有后悔过?
张必良:我从来没后悔过。既然做了,就要坚持下去。我当时想,我的公司要生存,制药这条路走不通,该怎么办?
非常幸运的是,这项技术可以为科研服务。我们生产化学合成的小干扰RNA(siRNA)试剂,然后把它提供给科研机构。后来,我们的市场打开了,试剂慢慢取代了进口试剂。目前,全国只有两家企业生产这种试剂。
当时我们回来时,发现所有的试剂都依赖进口,国内多是外国的代理商。
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质量一定要有保证,而且要比国外的试剂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要生存,一定要有造血能力。生产科研试剂,是我们中短期的目标,不断在开发新的科研试剂,取代国外,并且开发国外没有的,推动我们的科研水平。
我希望在RNA领域,把科研试剂做到全世界第一。现在非常有信心。从今年开始,在科研试剂这一块将进入国际市场。
广州日报:回国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张必良: 最艰难的时候是2007年左右。当时公司已经经营了三年还没有盈利。第一个投资人要撤资。当时我面临抉择,要做下去,就需要资金。
那时候小孩子在国外,慢慢也长大了。我希望他们能回国学一点中文。所以我就把美国的房产全部卖了,全部拿来继续做企业,就靠着这个挺过来了。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广州日报:这是否有违当时的初衷?
张必良:我所做的还是核酸技术,积累了很多人才,十几年接触下来,没忘初心。
这些年来,我们建成了首条寡核苷酸原料药cGMP生产线。主要给药企提供原材料。目前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我们从2012年开始,组办了广州核酸国际论坛。会邀请世界上在核酸领域顶级的科学家、企业家来参加。希望能提供中国年轻科学家一个交流平台,推动核酸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广州日报:为什么回来没选择到高校任教?
张必良:我做了这么多科研,积累了那么多经验。希望能把科学家的技术尽快转化。如果产业不做起来,没有资金支持,科研就成了空中楼阁。当然,国家需要有最领先的科研团队从事科学研究,但这应该是少数,大多数的科研要面向的是市场和需求。
我对世界这一行的发展非常了解,站在世界前沿。我看到,2008年~2010年,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及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在美国很多基于RNAi(RNA干扰)技术的企业破产。但到了2017年,基于RNAi技术药物完成了三期临床研究,并且效果很好,今年上市。这对整个RNAi技术是一个很大推动。
现在中国生物医药发展也很快,很多海外归国人才从事生物医药领域,下一个十年,一批成功的生物医药将会诞生。
广州日报:能坚持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的原因是什么?
张必良:虽然坚持下来,还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从事的是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事业,我觉得自己能做好。这个企业已经坚持了十多年,虽然小,但比较稳固,比较扎实,我现在就考虑如何做大做强。
回来之后创业,走得非常踏实。人生也好,企业也好,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感觉自己非常踏实,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企业下一步该怎么走。
人物介绍
张必良
张必良,1960年生,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2010年入选“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成员。1990年获美国Fordham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拥有发明专利32项,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张必良2004年回国创业,研发出了数十项核酸新产品和新技术,突破了国际专利的技术垄断,在世界上率先开发出实验动物用的miRNA类似物、基因沉默技术绿色生物农药和基因检测等创新产品;完成了亚洲第一个人类全基因组siRNA文库。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杜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