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看看她今年5月22日受母校哈佛大学邀请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张晗/整理
娜塔莉·波特曼/演讲
2015届毕业生你们好，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非常感谢Khurana院长，各位家长，特别是各位毕业生的邀请。大四学生会是我做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首先我必须承认，因为公布的索尼资料已经爆出来了，一开始当我收到邀请时我回复的是“哇，太棒了！我得找几个段子手代笔，你说呢？”我要承认，即使是毕业12年后的今天，我对自己的价值仍然没有自信。我必须提醒自己，你来这里是有原因的。我今天的心情和我1999年初到哈佛成为新生时的心情是一样的，说起这事我还感到震惊，那年你们还在上幼儿园呢。我感觉一定是哪里出了错，我的智商根本不配来这；而每次我开口说话，我都必须得证明我不只是个白痴女演员而已。所以我得道个歉，这场演讲恐怕不会太搞笑，因为我不是个笑星，也没找写手代笔。我今天在这是想告诉你们，哈佛明天就要给你们颁毕业证书了，你们到这是有原因的。
有时你的不自信和缺乏经验也许会迫使你接受别人的期待、标准或是价值；但你们要知道妥善利用这种无经验可以造就你自己的路，一条没有“事情本应如何”的负担的路，一条由你自己来定义的路。
前几天，我带着快四岁的儿子去游乐园，看他玩街机游戏。他无比投入地朝着靶子投球，而作为一名犹太裔老妈的我已经跳过了中间的二十步，开始想象他成为大联盟球手，投球精准、手臂健壮、十分专注。但后来我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投球是为了赢兑换券去换取制作粗糙的塑料玩具。最终奖励远比游戏本身更令他兴奋。
我当然想鼓励他享受游戏的快乐和挑战，享受不断练习带来的进步，享受因表现出色而获得的满足感，甚至还有完成游戏目标时的成就感。但这些都比不上1毛钱的塑料小人，小人的伸出的蓝色手臂黏黏的还可以贴在墙上。这就是奖励。从孩子的天性中，我们看到很多自己天生的偏好，我从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小时候，你们或许也能。
奖励被当作虚假偶像来崇拜，随处可见；威望、财富、名声、权力，你们将来就算不会全部遇到，至少也会遇到其中几个。当然我今天受邀到这里演讲的原因，除了我以自己是哈佛校友自豪外，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在生命中得到了一些非常令人艳羡的玩具，其中一个不是塑料做的也不那么粗制滥造——奥斯卡小金人。
我们在毕业演讲时常常会遇到的烦人事就是成功人士来告诉你，一些成就带来的丰厚结果并非那么信得过。但这种矛盾是可以被弥合的，且很有教育意义。成就和奖励是美妙的，但你得知道你为何这样做；如果你不知道，它就成为一个陷阱。
我高中就读于长岛的一家公立高中，Syoseet高中。我们学校的女生都拿着Prada包，拉直头发，而她们的口音是我这个9岁从康涅狄格搬来的女生一直模仿的那种。因为我年纪太大，所以我上高中时互联网才刚兴起，同学们都不太在意我演员的身份，我在学校出名是因为我的背包比我的人还大，而且我总是满手改正液，因为我不喜欢笔记上有划掉的痕迹。我在毕业那年的年度手册里被选为“最有可能成为Jeopardy（一档益智问答节目）选手的人”，也就是最呆的书呆子的意思。
《星球大战I》刚上映我就来到哈佛读书，我知道我得重建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我害怕大家认为我是靠着名气进了哈佛，担心他们认为我配不上这里严苛的智力标准，真相也差不多如此。我来哈佛前从没写过10页的论文，甚至5页的我都未必写过。我被一个同学对此的淡定眼神吓坏了，他来自Dalton或者Exeter，他说哈佛的作业量和高中比简直小菜一碟。我当时惊呆了，我感觉一周读完1000页书是不可想象的，写出50页的论文也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样表述我的目标，甚至跟我自己我都说不清。我从11岁就开始演戏，但我认为演戏是轻佻无意义的。我出身书香世家，非常在乎别人有没有把我当回事；和我的沉默失语形成鲜明对比，在大一新生培训的第一天，5个不同的同学在自我介绍时说“我将来会当美国总统，记得我跟你说过这话”。他们的名字是BernieSanders, Marco Rubio, Ted Cruz, Barack Obama和HilaryClinton。说正经的，我相信他们每个人的态度和自信就足以证明他们的预言，但我却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怀疑；我入学只是因为我出名，别人是这样看我的，我也这样看待我自己。
在不自信的驱使下，我决心要在哈佛找到一些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来做，来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18岁的我已经演了7年戏，认为自己在大学找到了一条严肃而深刻的路，于是大一那年秋天我决定修神经生物学和高等现代希伯来文，因为我严谨而智慧。不用说，我本应挂掉这两科的。我最后得了B，随便说一句，直至今日我每周日还要烧小雕像来供奉异教神灵保佑成绩贬值。
但当我为了希伯来语中的ABC 以及神经应答的不同机制苦苦挣扎时，我看到朋友们写的关于帆船运动的论文，写流行文化杂志，看到教授讲童话故事和黑客帝国；我发现为了严肃而严肃，本身就是一种虚荣，是模棱两可的，是为了反抗我想象出的自我而采取的一种姿态。我当演员是有原因的，我很爱这个职业，我从我的同龄人和导师身上发现“热爱”不仅仅是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事实上这是最棒的理由。
当年毕业典礼时我就坐在你们今天坐的地方，花了四年时间来寻找其他引发我热情的东西之后，我对自己坦白：我已经迫不及待回去拍电影了。我想去讲故事，去想象别人的生活，并帮助别人做同样的事。我找到了，或者说重拾了我的理由。你们已经拿到了奖励，或者说明天就能拿到，奖励就是哈佛的毕业证。但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哈佛学位对我来说，是我在这里被激发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我在这里维系的友谊，是Graham教师告诉我的不要描述阳光照射花朵的样子而要描述花朵投下的影子，是Scarry教授讲的戏剧是一种变革性的宗教力量，是Coslin教授向我们展示的视觉皮质仅靠想象就可以被激活。虽然这些知识并不能帮我回答最常遇到的问题：你穿的是哪个设计师的衣服，你的健身秘诀是什么，有什么化妆小技巧吗……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那些我之前觉得愚蠢的问题而羞愧。我的哈佛学位和其他的奖项都是我为获得奖励而经历的那些东西的象征。木质地板的讲堂，多彩的秋叶，热香草Toscanini,在图书馆的软椅上阅读精彩的小说，在食堂边跑边喊……如今将求学时光浪漫化是很容易的，但我也有过非常痛苦的日子。
年方19，因初恋分手而心碎，吃了能导致抑郁症后来停产的问题药品，冬天几个月不下楼见不到阳光，这些合在一起造成了一段黑暗时光，尤其是大二那年。有好几次我在与教授面谈时失声痛哭，不知自己该怎么办而近乎崩溃，连早上从床上爬起来都成了问题。那段时间我对学业的信条是：做完，不好就不好。只要能写完10页论文，我就觉得自己完成了伟大的功绩。我不断对自己说，做完，不好就不好。
前一段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东京，我在那吃到了最好吃的寿司，事实上我是素食者，所以你们知道它有多好吃了。饭店只有6个座位，我们奇怪为什么老板不把店扩大，然后变成全城最火的饭店，当地一个朋友解释给我们说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是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寿司、天妇罗或者照烧……因为他们想将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是数量多少，而是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我现在仍在学习关键是做好而并非全部做完。做某事时的快乐、投入和精湛技巧不仅让我们服务的对象获得享受，也让我们自己得到享受。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来找寻找我做一件事的原因是什么。我第一部电影在1994年上映，那年你们大部分人才出生。当时我13岁，：波特曼小姐摆造型的功力比演戏强得多。这部电影得到的所有评价都不温不火，但在票房上则是惨败，它的名字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到了今天，20年过去，拍了35部电影之后，它仍是人们见到我时最常提到的片子：他们说这部片子多么感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电影。我很早就学到我的价值来自拍电影过程中的体验，来自触碰人心的尝试，而不是我们行业的首要荣誉：商业和影评的成功。事实上最初的反响甚至错误预测了作品的最终价值。
于是我开始只挑那些我热爱的事情来做，只选那些我知道我能从中汲取有意义经验的工作，我周围每个人，经纪人、制片人还有观众都对此感到困惑。我拍摄《戈雅之灵》，为此我要学习艺术史，连续四个月每天研读戈雅和西班牙裁判所；我拍了《V字仇杀队》，为此学习了所有与自由战士相关的东西，他们也被称作。我学会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让票房或名声来决定。
当我拍《黑天鹅》的时候，那一整段经历都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我感觉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不在乎别人怎么喷、怎么骂，也不在意观众是否愿意到影院看我的片子。有件事对我很有启发，对于芭蕾舞者来说，当你的技巧达到一定高度后，唯一让你与众不同的是你的小怪癖甚至瑕疵。有位芭蕾舞者因转圈不是很平而出名。
你永远可能做到最好，总会有人比你跳得高，或是比你姿态更美，而你唯一能做到最好的，是发展你的自我。《黑天鹅》所讲的就是为你自己的经历做主。导演Darren Aronofsky将我的最后一句台词改成了“真是完美！”，因为我的角色Nina只有在为自己找到愉悦和完美时出现，而不是为了试图在别人眼中变得完美。因此当《黑天鹅》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我感到荣幸并感激的是在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人，我建立了自己价值的真正核心。这种核心价值使我不受别人的影响。
人们说演绎职业芭蕾舞者是恐怖的挑战，但我并非因勇气或胆量驱使而演绎这个角色，而是出于对自身局限的一无所知——我对所做之事压根没有准备。经验缺乏让我在大学时缺乏自信，让我遵循他人定下的规矩；而如今它让我敢于接受挑战，有时甚至是我根本没意识到的挑战。
当Darren问我能否跳芭蕾舞时，我自己真心认为“我基本上就是个芭蕾舞者”，但当准备拍摄时我才意识到我离芭蕾舞者还差15年的功夫呢。这使我必须付出百万倍的努力，以及替身和特效的加入，来营造出最后的效果。但关键是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我绝不会去冒这个险，这个给我带来了最棒的艺术体验的风险。我不仅感觉自己无拘无束，还在拍摄期间找到了我的伴侣。
我刚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我对横在眼前的挑战一无所知，这是部年代片，对白全部采用希伯来语，我在里面和一个8岁的小孩子对戏。这些挑战本该将我吓倒，因为我对这一切都毫无准备；但我对自身局限的完全无知则变成了一种自信，让我坐到了导演的椅子上。坐到这个位子上，我就得把一切问题搞定，即使一切证据都显示我的能力不够，我仍相信自己能做到。自信和决心只是战斗的一半，另一半得靠拼命工作。这一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一次。
我要说的是，趁着你还不那么怀疑自己，好好利用这种感觉；当人们日渐长大，也渐渐变得现实，包括对自己能力和缺陷的认识。这种现实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人们总说你要勇敢去做你害怕的事情，但这根本行不通，面对害怕的东西我会跑掉，我也会让我的孩子这样做。恐惧在很多时候保护了我们，我的经验是，投入到自己无知中去。人们常常谴责美国小孩子过度自信，也谴责那些分数膨胀自我膨胀的人，但如果这能让你敢于尝试从不敢尝试的事情，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你的无知和缺乏经验能让你有跳出常规的原创点子。接受你经验上的缺乏，把它当做一种财富来用。
我认识一位小提琴家，他说他无法作曲，因为他熟知太多曲目了。每当他想到一个音符，现有的曲目就会立刻出现在脑海里。一开始时你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做，你的头脑中没有塞满曲目，因此可以自由地创作，你不会因事物存在就把它当做习以为常。你唯一知道的做事方式就是你自己的方式。
你们大家都会成就伟大的事业，而每当你着手于一项新的任务时，你的无经验要么把你引向一条遵循他人价值体系的路，要么会让你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即使你自己并未意识到你在创造。只要你做事情的理由是自己赋予的，你的路即使奇怪坎坷，也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充实，你就能控制所做之事带来的奖励。
我所经历的最令我满足的事就是与人交往。和墨西哥乡村银行的女工作人员打交道，跟FINCA微金融组织共事，和肯尼亚乡村最早也是唯一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见面，跟随解放儿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修建稳固校舍，在卢旺达跟自然保护主义者追踪大猩猩；看上去都是老生常谈，但也都是真理，帮助他人最终会给你带来更多。跳出你自己的事务偶尔关心一下他人，这会提醒你：你不是宇宙中心。不论是否慷慨，我们都能改变他人的生活；即使在工作中，导演、剧组成员和演员们对我的点滴关爱都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我希望你们的朋友都能和你们长久相伴，就像我在哈佛的朋友们，我们毕业后一直来往。我们彼此关爱，经历伤痛，在彼此的婚礼上跳舞，在葬礼上相互扶持，我们一起参与项目，帮彼此找工作……而今我们的孩子开始建立第二代的友谊。这所学校能给你们的最大财富，就是一群将来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家人和良师益友的同学。
我很不喜欢剑桥（哈佛所在城市）的春天，骗我们回忆起阳光洒满庭院人们欢声笑语的场景，在之前则是八个月黑暗阴冷的图书馆苦读。学校似乎能操纵天气，使之成为我们对学校生活最后的回忆，让我们总想回来看看。但随着我离校时间越久，我意识到我们学校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控制天气，它改变了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引用我最喜欢的思想家Abraham Joshua Heschel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并不是问题，最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如何毁灭。
谢谢，我已迫不及待想看你们大家将会创造出何等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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