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中只有大姑父一个党员，还是跟大姑妈结婚前入的，之后就止步于此，靠全力积极表现才没被除名，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成分不好。
我们家的成分不仅仅拖累了所有的亲戚，更直接害惨了我们自己。
、成绩优异入过少先队，当过小队长，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入团。在默默当了几十年“群众”之后，到2000年后了，都年过半百了，所在单位党组织才突然向我所在的学校党组织发出政审商调函，要了解我的情况，据说是为了发展她入党，而最后，直到生病去世，她还是没有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知道我们家情况的绝不会向我们发出加入组织的邀请，发出这类邀请的肯定不知道我们家情况，这时我们的对策只能两条，一是以自己觉得“表现还不够好”、需要进一步努力来婉拒；二是立即反思自己是不是“表现太明显了”？马上收敛，让自己“隐藏”得更深一些。在上海时主要是前一种情况，下放后主要是后一种情况。
不敢加入组织的原因是因为根本经不起大量的严格的“内查外调”，本来倒可以装模作样的当个“革命群众”的，一调查反而“露馅”了，让“黑色家底”彻底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这种难堪和丢人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家丑外扬，而影响的后果更十分严重。大哥、大姐、二哥跟二姐一样，都曾因为被人欣赏而收到过入党、入团邀请，都吓得婉拒了，后来便一直当“群众”，直到退休。为此大哥到晚年了，还在怪家里成分害了他，不然早就是了不起的大干部了，我们只好用“幸亏没有当上，不然说不定贪污受贿进牢房了”来安慰他那颗仍在滴血的老心脏。
但无论是没人看上还是婉拒，都不代表我们没有想法、没有上进心，所以在上海时非常羡慕同学系上红领巾，或戴上“”、，鲜艳的红色是做梦都想得到的颜色。到农村重新上学后，曾经还以为把关不会那么严，一次遇到班级正在选“”干部，同学以为我当然应该是“”，就通知我参加了，我根本不知道，就真的参加了，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我也兴奋地发表看法，终于让班主任失去了耐心，大声的让我离开，我只好在大家的目送下离开了，出了教室就想找一条地缝钻。虽然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期末的时候还被评为“三好学生”。
后来虽然经常评“三好学生”，但加入组织这件事一直跟我没有关系，没人找，也没有申请，，，又忙学习了、冲刺中考了。
78年下半年进入高中，尽管是重点班，中考成绩却是里面的最后一名，只好努力刻苦，到年底的时候，老师们都越来越关注我了，自己也觉得每次考试都比较顺利了。有一天班主任张劲保老师突然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既意外，又兴奋，转念一下更有些担心，只得怯生生的问：要不要政审？特别是要不要到上海去外调？张老师说，当然要政审，不过是到所在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我便按照要求写了申请书，交给张老师，张老师随后派班上的团支部组织委员贺笃仁同学随同我一起到生产队搞政审材料，贺笃仁同学是跟我一起考入这个重点班的初中同学，家就在我们队附近的五岭大队，让他过来，正好顺道。他到生产队后找到队长，其实就是写个本人和家庭成员的日常表现情况、盖个章就完事了，根本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只是当我们家想请这位贺同学吃饭，他公事公办的拒绝了。
回到学校后填表，咨询张老师，张老师问了我们家情况后说，家庭成分，就填“工人”，父母的职业，填“农民”，，填“群众”，照此推演，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等，也都顺利的填上了，随后就是宣誓入团，也同样没想到会那么简单。
不过，还是很激动，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还特意写信给哥哥姐姐他们报喜，说终于入团了，可以冲淡一点家里的阴霾了，以后可以挺直胸膛堂堂正正的做人了，一切都可以顺风顺水了。
确实如此，高二时，就成了理科重点班的班长兼团支部副书记，又评为宿松县系统的“新长征突击手”，进入县文教局选拔的文科集中复习班时，又成了副班长、副书记。
，直到上大学了，仍然经常把团徽和校徽一起佩戴在胸前。
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表现的原因又入了党，后来当上了系支部书记、院党总支书记、院党委书记，除了多次评为“优秀党员”，还获得过“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介绍、主持、吸收过大量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加入党组织，成为我们家、，这在过去是绝难想象的。
而这一切都肇始于78年底的入团，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心情是那么的感激感动，甚至比后来入党、提干还要感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