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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发表948篇论文文章数量越多,学者研究水平越高?

百纳知识2019-11-04 06:01:19


文章数量越多,学者研究水平越高


■作者 郭英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人们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不发表即灭亡”与“厚积薄发”。这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理念则是发表太快与太多,自然会轻视学术质量,降低学术水平,从而甚至令人怀疑发表数量众多的学者的学术水平。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则对上述近乎人们都已接受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不发表即灭亡”,还是“厚积薄发”


从事学术研究,就必有学术成果的发表。而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人们往往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来自西方的“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即灭亡),其用近乎危言耸听的言辞告诫人们,在学术研究中,若不及时或者经常发表,即意味着要面临出局的严重后果。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发达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公认或者默认的学术规则;另一种声音则是要“厚积薄发”,这个来自中国的颇具智慧特色的说法强调的是不急于发表,而是要大量地、充分地积蓄,然后慢慢地放出,那个时候的成果将会是精品乃至成为经典。


把这两个不同的声音放在一起,我们大概不难理解其背后所隐含的一个理念,即当人们总是急于发表的时候,其实就是看重了学术成果的数量,而一旦看重数量,那么势必会轻视乃至抛弃文章的质量,或者难免要顾此失彼。对此现象,人们有时候或许有着更为直接的批评乃至于刻意的贬低,认为发表太多自然会降低学术水平,甚至还可能认为,成果越多,水货越多。


然而,最近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则不仅对此说法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其研究结果甚至足以推翻人们对此的固有认识与观念。




质量还是数量:论发表文章的重要性


这篇发表在PloS ONE(2016年11月21日)上的研究文章,题目为《质量与/或数量?论多发表学术文章的重要性》(Quantity and/or Quality? The Importance of Publishing Many Papers)。该文认为,其研究结果对研究政策的制定、如何评价学术都会有帮助。这份报告的研究结果也引起了《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注意,该刊随后在2016年12月2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查,发表这一研究文章的PLoS ONE杂志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著名学术期刊,主要发表生物医学类论文,目标在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但该刊因为年发文量在数万以上而在学界有不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其自身的影响因子也从2009年的4.3连年下降到了3.2以下。甚至有些严格的学者对于在该刊发表文章的作者也会提出批评或者给予较低的评价。或许,PloS ONE发表这样的文章也是从一个侧面在为自己作辩解吧。


当然,抛开这一切不谈,单纯看这篇文章,从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取样分析及其结果来看,说得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不妨兼听则明。


该文所提出的问题是,那些特别高产的研究者是否会有更高的概率写出并发表更多高被引用率的文章呢?为此,作者研究了瑞典的4.8万名研究人员及其所发表的文章的数据,主要取自2008至2011年的WoS-publications上的文章,被引用率截至2014年,从而研究产出与高被引用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量的确带来了与众不同。


该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产出(即文章的数量)与影响(即被引用率)之间不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还适用于高水平文章的产生,即发表的文章越多,其中的高水平文章就越多。


研究表明,在众多学科领域中,当作者发表的文章越多,其高质量的文章——所谓高质量,是指高被引率——数量不仅稳定,且稳中有升。换句话说,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发表的文章数量越多,不仅不会影响其文章的质量,甚至有可能提高其文章的被引用率。而如果我们把“被引用率高”,视为是一位学者学术水平高的标准的话(当然对此说法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在此我们仅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标准来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文章发表的数量越多,学者的被引用率会稳步增长,也就意味着这位学者的学术水平在提高。


文章的作者之一桑德斯特罗姆是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客座教授。他说,自己并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学术界为什么会面临“因为发表文章多而导致学术水平下降”这样的压力甚至是恐惧,因为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多发文章一定会导致学术质量的下降。而事实恰恰相反,在论文发表和论文产生影响之间总是有着良性的循环。他说,通过对学者所进行的创新性研究和心理研究的结果显示,学者不可能在初次从事一项学术工作时就找准了方向和道路,你一定要也必须会经过多次的试验,然后使你所做的研究看上去会非常有趣。你越是尝试,也就越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对自己的研究也会更加理解。这其中,在不同阶段发表不同的研究成果,无疑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研究还表明,多产的作者往往在各自的领域当中有着更好的声誉。因此,这些学者的同行们也都更愿意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对提升高产作者的学术声誉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发表还是不发表,这是个问题


学者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文字发表或者出版,而这个结果也往往影响着学者未来的职业生涯。在这其中,无论是外界还是学术界内部,都有不少人认为,除了使人们怀疑高产学者的学术水平之外,大家还会认为过多发表或者急于发表是过于急功近利的表现,它不仅会占用学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会让他们难以全心全意地去思考更长久、更富有创新性的观点。


为此,据《泰晤士高等教育》报道,有些基金会提出来,要资助一些长期的科研项目,从而使学者能够静下心来,气定神闲地做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就在去年,有一家威尔克姆信托基金公司就提出来,要资助那些长期的科研项目,从而使科学家摆脱这样一种学术发表的压力,进而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从事学术研究中去。


但是,在上述研究者看来,像这样把学术文章的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的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之上,即学者要想有好的观念、好的思路、好的文章,就一定需要时间。而急于发表是不成熟的表现。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至少对于部分学者来说,多产的学者往往会产出更多更富有学术影响力的文章。


在桑德斯特鲁姆看来,人们过去那种观念认为研究者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坐在那里不停地思考思考思考,而在这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去发表什么东西。为此,只求有一天突发灵感而获得一个创新性的观点、创新性的方法,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也是错误的。对于科学进程而言,这种观念甚至是一种虚妄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学者来说,就是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在自己所从事的那个科学领域当中做大量的工作之后,才可以有创新观点。


这样的观点,人们自然可以仁者见仁,但它无疑动摇了人们固有的观念,也使学术界有可能觉得有必要去重新思考对学者的资助与评价机制等问题 。


本文选自《中国科学报》,

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364878.shtm



平均1年发表95篇sci,

武老质问:论文等于科研吗?


搞笑诺贝尔将文学奖发给了莫斯科有机元素混合物研究院的尤利·T·斯特拉科夫,原因是他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共发表948篇科学研究论文,平均每3.9天发表一篇。

天下的事是复杂的。奇怪的是,人们总希望把复杂的事看得过于简单,于是便做出种种蠢事来。

本来衡量一个研究人员或教学人员的能力与贡献是很复杂的事,人的贡献和能力是一个多参数系统,人们偏喜欢单单用一个参数来确定,并且美其名曰定量化管理。因为用一个参数描述,就可以排序、比大小,排者省心,被排者也无话可说。


量化衡量研究水平来源悠久

在我国历史上,用单参数对知识分子排序源远流长。科举制时代,八股取士。每当御前大比之年,状元排名第一,依次为榜眼、探花,再以下是多少多少名进士及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还不兴写文章,如果没有奉命,自己写文章投稿,有被扣上名利思想头衔的可能。所以那时候,是论资排辈来排序的,以胡子的长度这个参数来计量人们的能力与贡献。所以那时有人说:“好好保养身体,你活得足够长,提升总能轮到你。

改革开放后,写论文突然时髦起来。时下便以发表论文的篇数来计量贡献大小。还是一个单参数!论文就意味着名誉、地位、教育经费、研究经费、基金、奖金、职称。人们不仅按照发表论文的篇数来对教员和研究人员排序,还对研究单位和学校按发表论文多少排序。一些单位为了论文的高产,还把生产论文的篇数承包到人,完不成任务的要课以罚金,超额完成的会受到奖励。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到全世界争一争按论文篇数排序的名次。于是我们的研究单位和学校便迅速变为论文的生产部门,使我国每年的论文产量一路飙升。1990年我国的科技论文篇数全球排名是第15位,2000年排名第8,2004年排名第5,2005年第4,到2007年,科技论文篇数已跃居世界第2了。我们正满怀信心地向全球首屈一指的论文生产大国冲刺。




论文数量是一个好的指挥棒吗?

论文的篇数果然和科研的水平成比例吗?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the Ig Nobel Prizes)。所有获奖的研究都真实存在,并且都在有威望的科学及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但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不仅不会因获奖而得到公认,并且也不大有可能因该发明研究而使科学和医学出现巨大的变革或突破。1992年,他们把文学奖发给了莫斯科有机元素混合物研究院的尤利·T·斯特拉科夫(Т.Страков),他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共发表948篇科学研究论文,平均每3.9天发表一篇。发表的文章是够多了,不过对实际的科学进展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不过给科学界留下一个笑谈的资料而已。

2006年3月全国政协会上,数学家杨乐委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优秀青年数学家,历时3年解决了一项重大课题研究。但在最后验收时,因论文尚未投出,备感压力,于是将长达100余页的论文,拆成了5篇发表。杨乐说:“目前科技工作者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级别以及数目、经费额度,成为了标志其研究水平和领导考核的重要依据。”杨乐认为,这就造成了科研人员在承担项目后,花费大量精力应对频繁的考核与检查,更要设法“批量生产”论文。瞧!这就是论文篇数这根指挥棒的效力。



以论文篇数来度量研究水平,说明在评价体系中,真专家被边缘化了。说明科技管理队伍官僚化了,一支庞大的科技管理大军其功能只不过抵得上一台功能很差的只能计数的计算机。




真正的科学研究是要发表论文的,但反过来则不对,论文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但论文绝不等于科学研究的全部。用这套办法选出的人才,大部分会是科研低能而生产垃圾论文的能手。还会逼迫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如杨乐所说耗费大量无用精力把一篇文章分做5篇。

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流传着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佳话。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在现今的管理下,恐怕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第一轮就要被淘汰了。




更合理的考核促进科研发展

科学研究本身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研究的力量是无往而不胜的,是任何人为的框架所无法约束住的;科学研究的杰出人才是在宽松条件下冒出来的,而不是靠领导们抓出来的,更不是靠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模样克隆和打造出来的。论文篇数是比八股取士更为简单化和更为荒唐的标准,按照单参数的简单化的思维来管理科学研究,只会在新形式下把科学研究办成科举,让已被废除百年的科举制度借尸还魂,将使我们距离现代科技越来越远。

本文经武际可教授授权发表,

原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72-33423.html 

小编: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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