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文艺批评时，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同样面对一部文艺作品，心理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的方法有根本差异。“对于后者（文艺批评家）而言重要或宝贵的东西对于前者也许根本无关紧要。价值观非常暧昧不明的文艺作品通常对于心理学家而言都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意味着，精神分析家恰恰能在那些热衷于心理学式小说的阅读者忽视之处，发现并探索文艺作品中的精神分析维度。因为对精神分析家来说，太多的心理学式小说只是把故事素材“从极粗陋的水平提升至可称为心理学式解说与表现的程度”，而这往往是对心理学的曲解。只有在那些不自觉地流露创作者心理世界的作品中，在那些不刻意贴标签却几乎是再现式的人物描摹中，心理学的探索才真正可能。心理学的技艺与理论，需要面对一个真实的来访者，聆听一段真实的故事，这样它才能服务于真实的世界，而不是成为某种修辞或隐喻。
比如人寓居其中的“房子”。它既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抽象的一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构的房子，都是无意识的寓居之所。法国当代著名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在《房子：当无意识在场》一书中，就以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了那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房子。
人给房子赋予灵魂，即使是在那些空荡而静默的房屋中，无意识依然贯穿其中，甚至更为显而易见。帕特里克・阿夫纳拉认为，19世纪的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正是一位典型的“房屋画家”。为了创造那些房间和建筑，霍普会事先做大量细致的观察工作，甚至在有些房子里度过几个夏天。那些画的视角，有的是从外往里看，有的则从里往外看，而在这种内与外、公开与私密之间，一种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怪异感”无处不在。
霍普画的几乎所有人物，他们所在的那些场所，房子的窗台边、屋子里面，或建筑物矗立的街道，似乎并不具有那些场所应有的规定性。穿着睡衣的丈夫在客厅里，但对他来说这个客厅与月球上的某个陨石坑似乎并无差别；女人并不张扬地坐在床上，但这甚至比达利的裸女更惊世骇俗。这种空间规定性的缺失，与人物内心世界的静默形成呼应。用阿夫纳拉的话来说，他们“与他们同框的共享一个场景的人没有兴趣，更不会激发观者的欲望”。面对霍普笔下的光影，我们常常像在面对自我封闭的心灵，沟通的需求和可能性都是被否定的，唯有人与事件在场。
这种事物的空转带来的想象和反思空间，构成了霍普画作的主要魅力。画家不在画中描摹人的心理，这反而提供了更丰富的心理学解读可能。许多作家曾“看图说话”般为霍普的画作编撰故事，其难度不在于构思本身。比如在《早晨的阳光》里，一个女人坐在临窗的床上看着外面，晨光照在她身上并在墙上投影。编个故事太容易了，一个刚醒来准备下床梳洗的女人，一个情人刚离去的女人，一个独居的女人，每个人的背后都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画中女人那双说不上是空洞、忧伤还是什么都没有暗示的眼神，究竟想要说明什么？多样的可能性反而让人无从选择。在似乎被禁声的心理世界，房子成为无意识的主体，制造着不绝于耳的喧哗。建筑的结构和房间里的装饰，白天或夜晚的光影，它们是提供确定性的解谜线索，人的生活和思想痕迹烙印其中。房子并非静默之物，它是无意识的记录者。
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改编自达夫妮・杜穆里埃同名小说的《蝴蝶梦》是爱情悬疑剧的典范之作。而在小说开篇，达夫妮・杜穆里埃写道：“昨晚，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利。”曼德利庄园在小说和电影中，分别以主体和客体的形式存在着。帕特里克・阿夫纳拉认为，“两位创作者与房子之间有着不一样的联结：前者体验它们，后者使用它们”。
在小说作者自己的人生里，有一个位于英国西南角康沃尔郡的庄园，多年来吸引着她。从少女到妇人，米纳比利庄园就像虚构的曼德利吸引着年轻的德温特夫人那样，是一个美丽、神秘又时而令她感到不知所措的地方。达夫妮・杜穆里埃把自己对米纳比利庄园的情感，对爱情、身份、阶层和岁月流逝的理解，转换、糅合、拼接进虚构的故事里。而这些记录了作家真实人格的信息，不仅能在小说女主人的形象里被捕捉到，也更真实和丰富地记录在曼德利庄园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作者对自我记忆的阐释和在小说中的重新结构，小说为精神分析提供了解析幻想维度和无意识世界的文本。阿夫纳拉认为，正因达夫妮・杜穆里埃如此热爱米纳比利庄园和依附于其上的一切，她才写出了小说《蝴蝶梦》或者说《吕蓓卡》。幻想和现实之间如此穿梭，让作家“理解了……房子的无意识。……房子是不会发展出身体形象的，除非人们给它制作了身体形象”。曼德利是第一任德温特夫人吕蓓卡的身体形象，正如米纳比利庄园也有其更高贵和古老的拥有者。无论是年轻的女主人还是作者自己，在拥有她们各自的房子之前，都得先进入房子的无意识空间。
在法国作家乔治・西默农的小说《猫》里，刻画了一对彼此冷漠、厌恶，以至于屋里听不见一点说话声的夫妇。他们分头去同一家商店买东西，各做各的饭。阿夫纳拉借此探讨居住在同一个房子里的话题，他写道：“冷漠和仇恨不妨碍人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居住在一个房子里，无论是夫妻、情侣，还是普通的同住人，分享空间不仅仅是共用冰箱或厨房，“家是一个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分享他人理想的地方”。这一理想可以是对爱或家庭关系的想象和理解，也可以是烹饪的习惯，或处理购物袋的方式。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理想，“涉及生活中无数的、往往未被察觉的小动作”。当妻子期待客厅能成为朋友欢聚的场所，丈夫却更在意客人的鞋跟有没有把昂贵的地板刮花。在日复一日中，发生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细节，终将彻彻底底地把感情里的虚饰、彼此的不合适和被掩盖的人格真实面表露无遗。房子是生活的见证者。
无论是言说未明的信息，作为身体形象的转化，还是生活的见证者，房子首先是一个避难所。房子形而上的部分，在它被人使用的基础上构建、嬗变和传递。房子的无意识就是被遮蔽、隐藏或遗忘的人的无意识。正如帕特里克・阿夫纳拉所言：“如果说房子有灵魂，有无意识，那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建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