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彬彬:我与恩师麻天祥先生的因缘-百语文学网

原创：姚彬彬论衡今天

一

我的恩师麻天祥先生今年七十岁了，先生半生坎坷，在年近不惑时，离开了在许多人看来颇有“钱途”的医生行业，转而进入了注定清寒的人文研究领域。——先生在求学阶段，一位前辈曾观其浑朴的为人气象，预料先生当“终成大器”（好像是已故甘惜分教授所说，原话一时找不到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数十年来，先生在中国宗教、思想哲学史等领域成就卓著，尤精佛道而旁涉百家，出入古今而成一家言，在佛学研究上，更成为同行公认的一派山斗，“圈内”凡初涉门径者，提及先生及先生的著述，无不生起几分敬意。

对我而言，与天祥师更有一些特殊的“因缘”，可以说，在我的人生转折点上，如果没有遇见吾师，很可能至今还在沾沾自喜地当一个落魄的“民科”，没准这会跟那些“隐居”的“大师”一样，正蹲在终南山上的某个角落，一本正经地刻石头呢。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点我自己的情况。——自有记忆开始，我的性格气质中已隐伏了两大弱点，即轻狂与叛逆。这样，即使自以为有不算太低的天赋，但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伏下了半生曲折的祸根。——由于家父的影响，我开蒙甚早，大约在十一二岁前后时，已经读完了所谓的“四大名著”乃至《聊斋》《草堂笔记》等书，小学期间数学也学得不错，在五六年级时候曾自学了初中全部“代数”。这样，难免面对同龄人时十分趾高气扬，祸根亦由此隐伏。

后来我有个不失深刻的人生体会，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处于终日沾沾自喜时，难免冥冥中有股什么力量就要狠狠打击你一下（可以理解为通常说的“性格决定命运”）。我的第一次打击则来自“小升初”的考试，当时我在的小学教学并不怎么样，每年并没有几个能考上所谓“重点初中”的，但在老师们的眼里，我似乎是应该可以“板上钉钉”一定能考上的“种子选手”，不过，结果出乎我自己乃至身边所有人的预料，考试期间，许多会的题居然也都莫名其妙做错，表面看是源于“马虎”，其实后来反思，长期轻狂的精神状态，“出昏招”有必然性，就像功成名就后的聂卫平。

这次命运的挫折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样只能“按片儿划分”，被分到一所在当时全市“有名”的挺糟糕的初中，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叹的是，初中遇见的班主任，为人颇有些“社会”，虽然也没怎么样我，但就是互相看着不爽，彼此都有很深芥蒂。——这种人在每个人的人生中可能都会遇见几位，明明你没得罪过他，他却对你具有先天敌意。——再加上我那时候很讨厌学外语，原因可能是，首先自己这方面天赋低，从来不擅长机械记忆；另外可能也是因为一直没遇见一位敬业的好老师。总而言之，在初中的阶段，结果是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江河日下了。

加上那几年，东北社会开始动荡，几乎全民欠薪，更有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我的家庭也不例外，虽然不算最惨，但也从八十年代的“小康”而进入了九十年代的“穷困”，经济上的困境所造成家人的焦躁状态，加上我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也颇让父母失望，结果是，家庭关系矛盾丛生，我自己也愈加“叛逆”。——学习成绩不好就不好吧，老子继续读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几年，大约花在课业上的精力最多也就三四分之一，倒是读了许多文史哲各种领域的典籍和学术著作，回过头看，算是“祸兮福所伏”吧。

初中毕业，我没有选择继续念高中，因为对自己的“应试”之途已经不抱信心了，对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法也感到十分厌倦，选择了读一所医药方面的中专，两年之后由中专进了大专，2002年，大专要毕业了，面临的工作选择，只能是底层劳动者，或是招摇撞骗的卖药业务员。大专阶段，是我人生最晦暗的几年，感觉天要彻底黑了。

这时，居然命运没有完全抛弃我，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机遇，有家私营的医学杂志社来我校招聘，因为我当时在校内算是“小有文名”，学校方面推荐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时间大约在2002年4月，进了杂志社后，无底薪，只有效益工资，但居然我做的不错，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日益“重用”，慢慢得到了在当时不算低的工资，这应该是我前半生“否极泰来”的第一个契机吧。

因为自己生活状态上的不如意，使我更加沉迷于大量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2002-2006年间，我收入的一少半大约都拿去买了书，不过“独学而无友”，在这方面的交流途径，只有上网，玩BBS，认识了不少爱好者乃至“民科”，在当时刚刚流行的“网易俱乐部”中，我逐渐小有名气了。

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佛学，也是开始于那几年，原因大约有三：首先，精神的苦闷，这个不必过多解释；其次，我历来喜欢读晚清民初诸大家的作品，当时的哲人们，若我最喜欢的几位，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熊十力等，“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第三，在网上跟人吵架，，这是“逆增上缘”，促使我在这方面自发地加强学习。——话说，大约在我十几岁时候，，直觉上就觉得这不是好人，满脸邪气，像一只老狐狸。

讲自己的闲话讲得太多了，会让人感到自恋，马上快进入正题了。——2003年前后，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佛学方面的“民间学者”（这个词是客观陈述，并无偏见），此君年长我十岁，有独特的思想，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字，蒙他看得起，对我颇有提携，不过久而久之，他立足于当代神学和后现代哲学背景的佛学理解，给我造成了许多疑惑，而且难以认同，这时偶然在书店中买回一本书，即麻天祥先生的《境外谈佛》，一读之下，拍案叫绝，我的许多困惑一下子烟消云散。——先生立足于晚清民初诸先贤的学术思想解读，恰恰是我熟悉而乐于接受的，而且，先生在西学上取法于康德、黑格尔诸家，这也是我十分服膺的（尤其对黑格尔亲切），所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我耳中更如霹雳惊雷，有种“找到组织”的赶脚，觉得这才应该是我努力的方向。

于是乎，大约在2004年下半年，不揣冒昧，给先生写了封介绍自己情况的信，表达了渴慕之忱，并附上了两篇自己发表的佛学习作（其中一篇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位先生的帮助下发表的），不久之后，居然得到了先生热情而不惜溢美的回信。——后来我想，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先生为人宽厚，此外大约我当时的“医学”身份，也会让先生觉得有几分亲切吧。

2005年上半年，我利用一次单位出差的机会，转道武汉去拜访先生，竟蒙平日深居简出的先生亲自来火车站接站，并住先生家中多日，得到先生进一步的亲切教益和鼓励。——后来回忆，当年我在先生面前的表现，乃至所讲的一些话，实在还是够轻狂的，偶尔忆及深感汗颜。但先生竟不以为忤，鼓励我等待合适的机会来报考他的研究生，先生说，按我当时的程度，如果不走专业的学术道路，难免有些可惜，先生的话，促使我进一步下了决心。——到了2005年下半年，我所在的杂志社出现重大变故，我一咬牙，干脆辞了职，回到独居的家里“闭关”复习考研。

2006年，先生在武汉大学发起筹办“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者皆国内大牛，而当时我的学历还是大专，先生居然邀我作为“正式代表”参会，这对先生显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对我更属于“异数”，好在在会议上的表现，貌似并未给先生丢人。

后面的事情，我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后记中有交代，偷懒引述如下：

接下来的数年，决心恶补自己一直缺失、几乎是零起点的外语（日语），为此花费了我绝大多数的时间，却因这方面天资太劣，所得无几，两三年后，才勉强可以对付一般的考试。2007年，终于鼓起勇气，报考了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但分数线出来后，还是以5分之差栽在了外语上，虽然先生多方设法，当年终无缘于门下，遂经先生的推荐，远赴黔州，投于已故任继愈老先生之嫡传宋立道先生门下，也算无幸中的万幸，终于否极泰来了。

……

2010年报考博士，多年的夙愿终于得偿，来到珞珈山，投入麻天祥先生门下。——之前的数年间，也一直受到麻老师的提点，他想方设法为我的学术前途创造条件。就读博士以后，先生的教导、勉励，随时鞭策我不断前进。先生洞察我有几分狂傲和自命不凡的习气，时加警醒、点拨，以期我能有更大进步。在武大的这些年，无论出版著作，还是发表论文，多经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先生还经常携我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引介于国内同行。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如果我今后在学术上能够小有所成，无疑当多拜先生所造就。

——年过三十以后，我的两大性格弱点，也就是“轻狂”与“叛逆”，后面的两个字其实没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懂得收敛了；前面的两个字“轻狂”，自我反思，“狂”字依旧，但“轻”字确实慢慢去掉了许多，这其实主要来源于先生多年来对我“因病与药”的磨砺之功，终生受用不尽。

二

上面讲了天祥师对我的知遇之恩，下面讲先生学术思想对我的启示。

抛开具体的一些问题不论，单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三端：

首先，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先生早年出于侯外庐学派的传人张岂之先生之门，以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平生学术根基，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则是“侯派”一脉相承的不二心法，其说至少可上溯至黑格尔。这也是我在人文学术上最为认同的基本立场。因为，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人文学术问题时，若忽略历史观念，不考量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若哲人、思想家，乃至文学家艺术家等）的社会环境景与平时际遇的影响，就文本而言文本，总是免不了纯任主观而过度诠释，追求可能本来子虚乌有的“微言大义”，陷入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反之，任何历史上的重要文化人物，他们的平生学说思想，总是有其前承，他们要回答前辈留下的一些问题，也有“接着讲”的后来者，任何一种学说，形成之后，自有一种“内在理路”蕴含其中，学说最终会走向何方，往往早已蕴含在其早期已存在的某些自身悖论之中。天祥师常常引用汤用彤先生的话教导我们，如“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等论，我个人的理解，这种“心性之体会”便是深入到某种思想学说中的内在逻辑径路，才能考源抉流而有所发现，也不至于迷失在一家一派的具体观点当中。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的操作其实很难，我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曾感叹当下“很多文科人士，无论搞中学还是搞西学的，研究谁就往死了夸谁，对于所谓‘时代性’或‘局限性’，完全不管不顾，觉得‘真理’就在于兹，从文本中进去了，却出不来。前代大家们的那种高屋建瓴挥洒古今的风采，已很少得见了。”——我觉得，吾师的佛学研究乃至宗教研究，继承了先辈汤用彤、胡适、任继愈诸先生的基本研究范式而进一步有所发明，至始至终拥有卓越的“大局观”，每发一义，切理餍心，最为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其次，即先生所开创的，对于古今佛学义理体系为“非本体的本体论”之总体把握。“非本体的本体论”概念之提出，源于麻老师2001年发表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的论文《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诠释》，后来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继有阐发，我认为，这是先生平生对佛学义理的“元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甚至没有之一）。

许多古今中外的佛学家认为，是不承认有所谓“本体”的，因为的“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的，解构了“本体”的存在。但是，这种解释一向不能让我全然心服，因为纵观古今哲学思想，对于现象世界的立场，无外两种，或以为真，或以为假，以为“真”者，往往会探索隐含在万物背后的“规律”或“理则”，乃至探索万物生成的终极根源，就像中国道家和儒家所谈的“道”；以为假，或不完满者，则往往会追求祛除假象而呈现真实，如柏拉图所追求的“理念”(idea或eidos)世界。——按我的看法，无论是“道”或“理念”等，都有一定的“本体”性质（虽然这种意义上的“本体”比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Ontology可能要宽泛）。故近人章太炎先生说，凡古今“言哲学创宗教者，无不建立一物以为本体。”（《建立宗教论》），对此观点我基本认同。——虽以森罗万象为无明所造，但真的没有对“真实世界”探索吗？恐怕未必尽然，熊十力先生认为唯识学中的“种子”“真如”皆有本体性质，虽然遭到大多数佛学家的反对，但其说并不能说毫无道理。至于“真常唯心论”中印度的“如来藏缘起”，中国《大乘起信论》中的“真如生万法”，不是本体是什么？——退一步说，就算承认早期无本体观念，何以后世又从中生发出了类似“本体论”的思想？

这些难题，曾萦绕我心中数年之久，后读到天祥师的“非本体的本体论”之说，则顿时拍案叫绝！先生的思路，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早期的“非本体”中亦隐含着对“觉悟”的追求探索，这种“非本体”本身就有本体性质，若佛家所谓“实相非相”，实则“非相”亦实相。“非本体的本体”向前发展，自然会衍生出描述终极真实的“空性”、“真如”、“佛性”、“如来藏”的“心性本体”。先生后来在《道生的佛性论及其对中国心性哲学的建设》（2009年）对这一思想有更为凝练的论述，文谓：

佛（Buddha）称觉悟，有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的不同阶级，觉显然是佛家的终极追求。觉，就是要觉悟大千世界、诸法万象，一切皆幻，其根本就在于缘生，而不在于“本生”或者说创生。这是哲学的显著特点，也是佛学区别于其他本体论哲学的本质精神。然而，觉的主体是人，觉的载体是心性，换句话说，觉是人性之觉，觉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心性。如是，觉的主体、载体和觉的内涵，也就逻辑的联系在一起，原来对“觉”的追求，顺理成章而为对“心性”的诠释和印证；缘起性空的辩证思维，摇身一变而为真常唯心的心性本体论。

此说窃以为当系先生多年来“心教交参，千锤百炼”之所得，细玩其义，许多义理上的两难问题都可涣然冰释，断不可轻忽视之。

第三，关于禅宗为“大众化的庄老哲学”之说。这是先生代表作之一《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的核心思想。——关于中国禅宗（惠能以后）思想受到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深刻影响，虽前辈学者若胡适、印顺、张中行等早有论及，但在这一观念下系统梳理整个的禅宗思想发展史，则为吾师所首创，而且先生从“禅”的词源问题上入手，认定“中国禅”的观念一开始便呈现出了《庄子》哲学的影子，解决了一个前辈学者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思路下，天祥师对整个中国的理解，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总体而言，他是从中国本土思想哲学的逻辑进路去对中国佛学（或说“中国化”）进行理解和诠释，这虽然是前辈汤用彤、任继愈诸先生早已开创的一条思路，今人之承继者却显得寥寥无几。——近十多年，当代中国佛学的研究也渐渐受到了欧美重梵、巴、藏文的影响，虽然未必是坏事，但坏就坏在整体的跟风，乃至于今时甚至有人写个惠能思想，也会拽几个梵文词汇，这显然就有些滑稽了。

中国文献，整体上以大乘为主（确切说以大乘中、前期为主），早期的译本来源，多为西域流行的“胡本”（以西域文字写成），隋唐以后“梵本”才多了起来。——但问题是，现存汉译文献的“梵本”，绝大多数早已烟消云散，今人往往依据几页来源不明的残篇断章进行研究，其真伪姑且不论，问题在，印度文献来源多端，不同学派往往文字大有出入，而且往往多靠口头传承，你看到的这几页，何以就能肯定那就是古人所看到的同一版本？若据此便声言古人“错误”或“误译”，恐难免厚诬古人罢。

汉语文献，浩如烟海而自成体系，并不是说梵巴文字的研究不重要，而是未必那么重要。——吾师就本土思想源流（当然绝不是忽略印度、西域的渊源）而诠释中国佛学要义，或有人认为有些“矫枉过正”，然其苦心孤诣，实在此也。

三

2013年我博士毕业后，自然面临找工作的紧迫问题，这又是一个“老大难”，因为，现在绝大多数高校用人，都讲究“第一学历”，这个我当然不合格，天祥师想尽办法，最后把我推荐到他的母校西北大学，蒙该校诸先生的关照，基本上算是谈妥了。——不过在博士论文答辩后，听到当时的答辩委员之一，后来我的师兄聂长顺教授说，有一个留校在著名文化史研究泰斗冯天瑜先生处继续做博后的机会，于是天祥师又通过长顺师兄向冯师引荐了我，并亲自给冯师打了电话，几经波折，在2013年底进站工作。

2005-2015年这十年间，算是我人生的转折阶段（同门好友黄敏戏称，我这些年是一部典型的“民科逆袭史”），之所以最后算是实现了“初心”，主要是小子何幸，竟遇恩师麻天祥、宋立道、冯天瑜三先生（以结识的先后为序），关于宋立道老师对我的深恩，日后再为文述之。——吾师冯天瑜先生之学浩博无涯，入其门下之后，不仅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领略到我过去未尝想见的境界；就现实上的问题而言，若无冯先生以高龄之身，百般设法，多方奔走，以期突破制度性瓶颈，我最终能在博士后出站后（2015年12月）留在武汉大学这种所谓的“重点高校”工作，显然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事。

2008年，吾师麻天祥先生逢六秩寿庆时，余尚未正式忝列门墙，遥寄二首小诗聊表寸心：

其一

少壮有奇志，俯仰尝问天。

不忍众生苦，悬壶济世间。

返身明大道，贝叶探幽玄。

行脚遍五洲，法音动大千！

其二

风骨宗魏晋，悲心契近贤。

禅道明不二，行化六十年。

吾愧为宰我，仰高钻弥坚。

惟具香一瓣，颂师福寿延！

今年，先生欣逢古稀，学生感慨万千，兹以所撰寿联附文之末，并馨香祷祝先生长寿，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