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刘海静:《多维视域下的清学分期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一

章太炎是近代学者中最早梳理清代学术者。他的《清儒》是《訄书》重订本中的一篇，刊行该书重订本的原因有二: 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者以否定古文经、牵强附会阐发经学大意的学术态度不满; 章太炎此时的思想立场由宣传改良变为“以‘光复旧物’相号召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的革命立场。基于此，章太炎在研究清代学术时，褒扬注重小学音韵、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者，贬低偏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者; 否定清朝官方理学以及出仕清廷的理学名家，极力颂扬清代汉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影响，加之对古文经学的追求，章太炎论述清代学术的第一句话便是: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这根本就是将“清世理学”排斥于清代学术之外，从而引出专门的“汉学”之论。可以这样讲，《清儒》是以“汉学= 清学”来总结清代学术的。章太炎在该篇中先介绍了清初学者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学者的音韵考证之作。不过清初汉学，治学既不精博，也没有系统可言，从而引出该篇重点乾嘉汉学，“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接下来详细介绍了吴派、皖派的师承传授与著述成绩，以及各派的治学特点; 在该篇后段论常州学派，皆以古文为轴而诟今文。通观《清儒》，章太炎主要介绍乾嘉学术的发展演变，至于整个清代学术的分期问题，在此篇中尚没有明确标出。有的学者根据此篇来讲章太炎对清代学术所做的分期，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此篇中章太炎只是详细介绍吴派、皖派、常州学派，论述的重点是清学的分派问题，分期问题尚不是该篇的重点，也就根本谈不上在该篇中对清代汉学做了分期。不过，正是在此篇的基础上，刘师培于1907 年发表《近代汉学变迁论》，将清代汉学分期问题明确提出。

1914 年章太炎着手修订《訄书》，定名为《检论》。将《检论·清儒》与《訄书·清儒》相比较，关于清学论述内容变化不大，但是关于清学的分期问题却在此篇中有明晰论述: “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及翁同龢、潘祖荫用事，专以馊闻召诸小儒; 学者务得宋元雕椠，而昧经记常事，清学始大衰”，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 章太炎随着自身对清学认识的加深，以及在其他学者对清学史分期的影响下，到《检论·清儒》时亦关注该问题。于是在《清儒》篇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添加。笔者以为谈章太炎关于清学发展分期问题，应以此篇为准。依据该文，可以窥见他将清学( 准确讲应该是清代汉学) 发展分为三期: 乾隆朝之前是清学的开创期，特点是考证不精博，杂糅元明之学; 乾隆朝始到咸丰年间，是清学繁盛及演变期，汉学系统化; 道光、咸丰年间及以后，清学衰退，治学专以“馊闻”为主。谈清代汉学，今文经学是绕不过的，所以章太炎也谈到了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异术，但他严格地以古文经学为其清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对道光以后的诸位今文经学家进行猛烈抨击。因此在对清代汉学的特点进行总结时，很自然地就将“今文”排斥在外，“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 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有学者认为章太炎将清代汉学分为四期，清初至雍正为一期，乾隆起为第二期，章太炎所论述的桐城派及常州学派为第三期，“翁同龢、潘祖荫用事”时段为第四期。我认为第三期是不存在的，因为章太炎已将这一时期的今文学者贬得极低进而排斥出自己视野之外，自然也就不会在分期时给予考虑。

二

《清儒》篇之后，梁启超发表了《近世之学术》一文，该文论述多有取材《清儒》。不过在论述有清一代学术时，梁启超的视角要比章太炎开阔，他分别论述了康熙间学术、乾嘉间学术以及最近世之学术，并对各阶段治学途径、为学短长加以剖析。可见梁启超是以整个清学为考察范围，而章太炎则仅以汉学为主轴。

梁启超在该篇中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做了分期，他是近代以来首位关注清学史分期者。他按时间先后将清代学术发展演变分为四期并提炼出了各期所关注的核心学术问题: 第一期顺康间，程朱陆王问题; 第二期雍乾嘉间，汉宋问题; 第三期道咸同间，今古文问题; 第四期光绪间，孟荀问题和孔老墨问题。接着总结了清学的整体特征:“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 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滋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即是说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如同中国自古以来学术发展演变的倒影，最后得出结论: “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前景充满无限希望。1920 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分期问题亦是在此篇基础上向前推进的。

在《近世之学术》之后，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对清学做了详细的分析。皮锡瑞所谓的经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汉学( 包括经古文学、经今文学) 。在该节中皮锡瑞认为“国朝经学凡三变”: 清朝初期是第一阶段，此期汉学刚刚萌芽，没有门户之嫌，具有汉宋兼采特点; 从乾隆朝到嘉、道朝是清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此期许、郑之学昌盛，学者注重实证，是为专门汉学; 嘉、道朝之后为第三阶段，治经遵从今文经说，是为西汉今文之学。接着他指出清代学术的总体发展趋势为: “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 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即认为清代经学愈发展愈古，最终达到了学者治学所追求的至高目标“道”这一境界。并且他还在本节最后谈道: “嘉、道以后，讲求今文大义微言，并不失之于琐，学者可以择所从矣。”在对今文经学肯定的基础上，希望后学能择而从之，这也充分表明了他的今文经学立场。皮锡瑞对清代经学发展趋向所做的总结同梁启超的总结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点有一致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人皆推崇今文经学，二人都站在今文家的立场来看待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认为清代学术是愈变愈古，这种发展变化是进步的，即今文经学的崛起是清代学术向上发展的表现，是清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且两人都分别阐释了今文经学的未来，梁启超说: “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皮锡瑞说:“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对今文经学的发展充满了憧憬。

三

纵览刘师培关于清学论述，其中褒汉抑宋、崇古贬今的迹象非常明显，此点除了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外，与其本人推崇古文经学有非常大的关系。但就他研究清学的视角来看，是以有清一代学术为研究对象，“欲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耳”。不过在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的时候，他是以汉学为主线进行分期的。1907 年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把清代汉学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顺康之交，汉学萌芽期，治学特点是以怀疑入手，“疑其不可信”; 第二期在雍乾嘉之间，“以征实为指归”，呈现出吴、皖两派鼎盛局面; 第三期是嘉道年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是据守摭拾时期，沿袭乾嘉余绪，只是“摭拾旧闻，所得至微”; 第四期为道咸及以后时间，论学“不能证之以实”、“不能持之有故”而“运之于虚”，是今文经学派昌盛期。刘师培从各阶段学术特色入手划分阶段，既体现了清代汉学发展转变的内在动力，也清晰地展现了清代汉学的发展脉络: 学者从怀疑入手，进而征实，继征实余绪为丛缀，最后汉学发展到虚诬，先进后退的学术发展路向十分明了。在此篇文章中，刘师培不言清代理学，专论清代汉学，自是对章太炎《清儒》篇的肯定和继承，亦是自身学术追求的表现。同时对嘉道之际的今文经学的贬斥，亦与章太炎有较大的相似度。仅以刘师培对清代汉学所做的分期来讲，其考察对象范围与皮锡瑞相似，都是以汉学( 包括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 为对象，将宋学排出了考察之外，这种视角较之梁启超来讲更狭窄。关于清学总的发展方向，刘师培与梁、皮的态度明显不同。梁、皮认为清代学术越发展越进步。刘师培认为前两期“由思而学”、“好学继以深思”，是进步的; 后两期“学而不思”、“思而不学”，是倒退的。梁、皮对清学的未来充满希望，而刘则表现出悲观情绪，“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悲夫!”当然刘师培是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分析清代学术，而梁、皮是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看待清代学术，立场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此外，蒙文通作为刘师培和廖平的学生，在《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两文中对两位老师的治学特色进行了对比。其中说道: “廖师之论清代经学，别之曰顺康派，雍乾派、嘉道派、咸同派。刘氏之论清代经学，则别之曰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刘、廖之见不同，故抑扬有异，谥名遂殊，然于内容之分析则无大异。”可见，廖平亦对清学史进行了分期，划分阶段与刘师培大致相当，但是对清代汉学发展方向的论述与刘师培截然相反，该观点与梁、皮同，这也正反映了廖平的学术倾向。蒙文通言: “由清儒复古之学观之，其于唐宋而魏晋，以进于东汉，而西汉，而周秦，推而上之则如此。审学术古今往复之情，则廖师所系于学术，其重要之点自见。

四

梁启超1920 年发表《清代学术概论》，在《近世之学术》的基础上援引佛法，进一步深化了对清学的论述。他根据佛法万物流转规律来比拟学术思潮，“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 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启蒙期( 生) ，二、全盛期( 住) ，三、蜕分期( 异) ，四、衰落期( 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据此，梁启超将清学进行分期: 第一阶段启蒙期，治学特点是一扫宋明理学的游谈无根，唤起“求真”的观念，由明以复于宋。第二阶段全盛期，其特点是承启蒙期而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光大科学研究的精神而遗失了“经世致用”和“怀疑”特色，由宋以复汉。第三阶段“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其特点在考证派拘泥于名物训诂，没有创作精神，失去发展活力时今文经学兴起，以经论政，为西方思想输入的引导。合观《近世之学术》与《清代学术概论》，关于划分清学的时间段( 启蒙期大体为顺康年间，全盛期大体为雍乾嘉年间，蜕分期也即衰落期大体为道咸同光年间) 以及每一阶段的学术主题基本一致。在之后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可见两部书主要的学术观点大体一致，只是后者资料更为丰富，关于清学的分期也与前者同。梁启超此种以佛理的生、住、异、灭来比喻学术思潮，进而将清学分为“四期三阶段”的分法相对于《近世之学术》中按时间先后将清学史划分为四期更能体现学术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并且将清代学术“倒影而缫演之”的特点进一步深化为: 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笔者在这里还要谈另外一个问题。梁启超将清学分为“四期”( 启蒙、全盛、蜕分、衰落) ，刘师培亦将汉学分为“四期”( 怀疑、征实、丛缀、虚诬) 。尽管刘师培的分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分法更能直观表现出清学的发展演变。可是若将两种分期比较的话，梁启超的分期中似乎有着刘师培的影子。关于此点李帆谈道: “梁氏所言启蒙期，相当于刘氏所言怀疑期，全盛期相当于征实派，蜕分期( 衰落期) 相当于虚诬派。” 李孝迁在谈刘师培清学史研究中也谈到此点。当然梁启超的论述在刘师培之后，对其有所继承也符合学术前后相继的特点。然而，若再进一步考察，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对刘师培似乎有某种启示。梁启超在谈到今文经学的兴起对社会影响时讲道: “凡社会思潮，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常相缘也。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俶诡之论起焉; 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 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这里梁启超认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对考据学的怀疑而起，怀疑之后进行辩论，经过优胜劣汰从而在学术界立足。刘师培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发表于梁氏《近世之学术》之后，梁氏此论断是否对刘师培有所启发，值得考虑。刘师培谈清代学术分期亦是从怀疑谈起，并且在谈到今文经学时言: “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不可谓非古今人不相及矣。”这里是否受到梁启超上面论断的启发呢?当然，目前还不能据上面两点就断言刘师培的清学分期一定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但是值得深思。

五

以上诸家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多以汉学为主线。钱穆对清学的认识与之不尽相同，他强调清儒治学对前代的继承性，用继承与发展的视角来解读清代学术。他说: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 曰: 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 曰: 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正是基于这种论学旨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序》中以宋学为主线，来探索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及分期问题。

在钱穆看来，汉学是指乾嘉考据学，此前、以后都不能称为汉学，“清代学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制也”。他认为，清初学术应该追溯到东林党人务实经世的学风上，是从宋学发展而来; 乾嘉时期的汉学鼎盛，但宋学对汉学有着影响，并从章学诚、阮元等人对汉学流弊的反思入手，发掘出汉学发展向汉宋兼采路向上的转变; 晚清学者治经兼采汉宋以及今文经学兴起，从而纠正汉学者埋首考据不问世事的学术弊端。总体而言，钱穆探究清学始终蕴含着清代经学中理学一线的发展演变。1942年《清儒学案序》更是明确提出“清代经学，亦依然沿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并将清代理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详尽考察并析为四期。第一期为晚明时: 晚明遗老学术继东林学风而起，治学兼采朱王，“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第二期为顺、康、雍朝时: 此期理学被清廷所用，成为笼络压制学人的利器，因此学术成就远不及上一阶段。第三期为乾、嘉朝时: 处于统治地位的理学不能真正被学者信服，于是考证之风兴起，在考据极盛之时，理学亦复兴起，诸如针对戴震排击宋儒，章学诚即起而攻之，虽然此期表面上理学衰落，实质上却是“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者。第四期为道、咸、同、光朝时: 晚清几十年间社会动荡，列强入侵，学者在内忧外患之时，又谈经世致用，于是理学有复兴之势，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或提倡理学的学者因“其心意迫促，涵养浮露”，理学取得的成绩不能与晚明、乾嘉相比。最后钱穆得出: 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钱穆循清代理学一线来研究清代学术，并对清代理学跟随时运的兴衰而勾勒出它的发展轨迹，按阶段分析其特点，从而弥补了此前诸家以汉学为主线来研究清学史及其分期的不足，为以后学者更全面地了解清代学术做出了贡献。

透过对诸位学者有关清学发展演变及其分期的论述，可以看出其为学目的不同，同时也折射出了各位学者的写作动机。章太炎、刘师培分别以汉学为主线来研究清学史; 章太炎因其革命的需要，以及对夷族统治的不满，在论述清学时直接将处于官方地位的清世理学排斥出清学研究之外; 加之自己旧学根底相当深厚，又受业于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因此在谈论清学发展演变特别是在分期问题上，更是严格以古文经学为基线，将清学分为三期。刘师培紧随其师章太炎，其家学渊源深厚，亦是推崇古文经学的缘由，不过刘师培的视野要比章太炎开阔些，谈论清学的发展演变时，也关注了清初之学。他对清代学术的分期虽然也是以汉学为基线分为四期，但是没有像其师那样将今文经学排斥在分期之外。当然，也正是因为两人都推崇古文经学，所以在他们看来清代学术是越发展越倒退。

梁启超研究清学史的视角较之前两位开阔得多，整个清学皆在其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其论述的重点在乾嘉汉学与晚清今文经学。在《近世之学术》中多受章太炎影响，到20 世纪20 年代时，因五四运动的开展，“科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胡适更是掀起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新汉学运动，梁启超对之积极响应，他说:“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同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学术功利主义风行，倡导“为学问而做学问”的精神，因此汉学的治学方法皆被肯定与提倡，此期的清学著作亦是其反映。他运用文艺复兴来类比清代学术，认为清学是以复古为手段，以科学精神为准则而构成的。他同时又是晚清今文运动的参与者，因此在谈到晚清今文经学时，以一种肯定的口吻，认为它是思想解放的导火索，指出清代学术发展是愈来愈进步。今文学者皮锡瑞、廖平亦是此种观点。到钱穆论清代学术，认为讲清学过多注意清代汉学是不够的，汉学不足以涵盖有清一代学术，他强调学术自身的前后继承，指出清学与宋明理学的继承性，提出“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从而考察了有清一代理学的发展演变并将其分为四期。当然在《国学概论》中，虽然钱穆已经露出了乾嘉时期并非只有汉学而无理学的端倪，但还是以汉学为主来论述清学，可见他此时亦受到前面几位的影响。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清儒学案序》，基于对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掀起的新汉学运动的反思，以及国难当头的刺激，钱穆认为新考据派专事考据的话，则于事无补，他期望自己通过对清学源流的考察，对清代理学的探究，来表明宋明理学在我国持续不断的发展，进而揭示出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我国延续，最终达到用民族精神将民众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

    学术史的阶段划分，是相对的，不过是为显示其兴衰衍变历程。以上诸位对清学史的分期，从没有关注这一问题，到仅仅对清代汉学进行分期，再到以有清一代学术为范围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最后钱穆注意清代理学，并对理学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期，诸位学者之间在前后相继、后者对前者的补漏避偏中将学术一步步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