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律 | 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叙事学研究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算起，叙事学进入中国屈指已逾30载，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大致可以归纳为：学术阵营的扩大化【1】、学术交流的国际化【2】、学术组织的制度化【3】、学术成果的多样化与学术话语的普泛化【4】。叙事学对文本深层结构与系统性的重视，对叙事话语的关注，以及表现出来的科学态度，都是极其启迪意义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已呈众声喧哗之势，较之于其他理论资源在中国的潮涨潮落，叙事学研究在中国的繁盛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全面考察非本文力所能逮，在此仅将个中缘由粗略地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词高度发达并且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由此影响并造就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传统的直觉感悟型特征。这种批评传统强调阅读主体独特的情感体验，讲求形象生动的诗性表达。叙事学的一大优势是分析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而科学性追求正是文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中国文论在朝着现代性方向转型过程中，冀图从叙事学中汲取理论滋养也就变得非常自然，顺理成章。

其二，新时期以来，西方各式理论资源虽然蜂拥而入，中国学界表面上似乎也饥不择食，照单全收，但细加辨析却不难发现，像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等产生较大影响的理论资源，往往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契合了特定时段中国学人的特殊需要。譬如说，，主体精神的提倡与人道主义的呼唤成为时代的强音。他们对萨特与尼采的学说如饥似渴般的追逐，表征的就是对个体自由独立精神的强烈向往。有学者曾经考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引入中国约在八十年代初，其发展高峰期却在1995年中国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5】大会的召开有效激发了女性批评家的主体意识，而女权主义文论的积极引进则将女性批评话语推向繁荣。至于叙事学，它的语言学特色与文本主义倾向，至少在主流意识形态强势掌控的90年代，为知识界免于激进提供了缓冲性的应对之道。虽然有学者称此不乏犬儒主义色彩，【6】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对中国学人静下心来认真审视文学自身诸问题还是不无意义的。

其三，叙事学作为一种操作性强的文论资源，为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切实的技术支持。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规范不但要求结论的确定性与明晰性，而且强调其获取过程的严密性与逻辑性。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表深层二元对立模式还是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也无论是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研究还是布斯等美国学者的叙事修辞研究，其共同规律就是立足文本，通过深入细致的阅读，或者在叙事情节中找出功能相似的因素加以归类比对，或者关注各情节因素间的对立补充关系，或者细细辨析故事叙述者的声音与身份，从而推断文本的真正意图，如此等等。总之，叙事学的分析模式在批评领域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只要细加运用与操练，从叙事学那里形成某种程序化的操作模式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些优势都应该是它吸引学界广泛关注的缘由。

我们追溯叙事学在中国繁盛的原因，其意不在拔高叙事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也无意否定其他理论资源于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促进作用与积极贡献，因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不是学说或理论之间的相互取代，也不是后起理论对既有理论的逻辑证误，而是一个因知识的不断累积沉淀而扬弃更新的过程。我们在此实际上只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什么需要并欢迎叙事学的引进。

当代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令文学研究失却了往昔耀眼的光环。经济大潮造成的边缘化情绪还没来得及宣泄，文学研究就被再次挤压到更加边缘、更加逼仄的尴尬境地，以至于有学者忧心忡忡地宣称文学研究的死亡，文化研究俨然扮演了文学研究的终结者与掘墓人角色。文化研究的汹涌之势，于叙事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灭顶之灾还是难得契机？叙事学研究到底该何去何从，或者说，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来回应文化研究带来的巨大挑战？

在笔者看来，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当代叙事学研究是机遇远大于挑战。众所周知，叙事学研究经历了由经典阶段向后经典阶段的转变。究其转变之因，实与经典叙事学的两大缺憾不无关联。其一是固执地找寻一切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冀图一劳永逸地窥察一切叙事之奥秘。然而这种结构主义色彩极强的研究动机毕竟属于一厢情愿，因为“深层结构”存在与否本身就大可质疑。退一步来说，就算存有这样一种“深层语法”或者“深层结构”，它被发现之日也就意味着叙事学到了终结之时：既然功德圆满，大功告成，又何须蹊径另辟，再生事端？其二是固守文学叙事之一隅，于诸多非文学的叙事样式多有忽略。普罗普的研究设限于民间故事，托多罗夫与热奈特关心的是文学经典【7】，罗兰·巴特尽管注意到叙事的普遍性及其承载方式的多样性，但其重心依然在文学文本身上。至于韦恩·布斯，其《小说修辞学》的书名本身就清楚地显示出兴趣之所在。经典叙事学以割断文本与作者、与社会的联系成就了理论的深刻性，却也付出了理论片面性的沉重代价。后经典叙事学“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出现自里蒙-凯南的那部专著出版以来最惊人的变形”【8】，有意识地对经典叙事学进行自我纠偏。它的跨学科研究态势和突破规范的创新品格，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内在精神理念有着高度契合之处，也为叙事学研究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架设了精神桥梁。

尽管文化研究迄今仍未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9】，但其研究的当代性、大众性、边缘性及开放性特点无人能够否认。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10】按本人的理解，威廉斯所说的“特殊”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化研究应该重视本土经验与民族特色，二是研究途径的“特殊”，即研究不能只是对生活百态进行现象的描述，还必须运用透析法去发微烛幽，让处于幽暗之所的支配力量最终豁然敞亮。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研究范式应有创新。对于前一点，已有太多的研究成果涉及，本文在此姑且存而不论，仅对第二点略加说明。倘若将威廉斯的理念加以落实，完全可以实现一种叙事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在不少研究者的眼中，叙事学只是一种关于简化与归类的研究（法国结构主义学者们的先导之功毋庸置疑），以为只要将故事归纳出几个简要模式，或者甄别出若干类型便万事大吉。仅以人们热衷的视角问题为例。研究者的熟稔做法是，在文本中先根据所知程度的高低确定视角的种类与数量，在此基础上，次第阐明各类视角所能取得的表达效果。至于“为何如此”或者“为何非得如此”则语焉不详，甚至为了论述的完整性不惜牺牲客观性，对那些可能导致其无法自圆其说的因素选择性“失明”。这样的研究模式虽然不能说全无价值，但要说有多大的意义也确属溢美之辞。然而将叙事学视作文化透析的手段，则可以考察与追溯意识形态、文化规约与文化传统对叙事活动、叙事文本乃至叙事话语的制约作用。该研究理念的关键，在于将文化传统视为一种先在的、能够制约叙事话语的东西，叙事话语则是经文化规约检测放行的显现形式，通过话语分析，能够令人信服地阐明叙事话语“何以如此”的全部真相，从而增加话语分析的厚重感与说服力。这种始于话语分析终于文化阐释的研究策略，事实得到了中国叙事学界的普遍重视，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譬如，赵毅衡关于中国古典小说何以“有诗（词）为证”特别繁多的解释，傅修延关于四部古典小说与中国士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高小康关于史传之内在叙事精神的探究等等。如果循此思路一路追寻下去，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更多的宝藏有待我们整理开掘，甚至文化规约、文化传统本身的生成方式也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比方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文论“辞约意丰、言近旨远”传统的生成？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省文寡事、对称平衡”美学观念的诞生？又是什么缘由让中国人特别热衷于隐喻式的诗性表达？如此等等。可以肯定地说，要对上述问题作出比较满意的回答，仅仅凭藉叙事学一家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充分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力量。唯其如此，我们的叙事学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由此我们就必须直面当代叙事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特点。

当代文化研究之所以热闹非凡而又言人言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游走于诸学科之间而非定于尊，跨学科特征俨然成为其学术身份的光鲜标签。学者格罗斯伯格曾经苦恼地宣称：。……，文化研究总是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11]根据他的归纳，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包括: 文化研究自身发展史、、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化机构、文化政策、、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12]。也正因此现实情景，乃至于有人提出，跨学科性尚不足以描述文化研究的特点，也许说它具有反学科性倒是更为贴切。

叙事学自其诞生始，也与跨学科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它遥奉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索绪尔为鼻祖，从他那里学会了用结构分析来度量事物的角度，经过俄国学者普洛普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后者，“通过阐明结构语言学如何可以用为发展其他人类科学的模式，通过举例说明扑朔迷离的符号集合如何可被系统地分析，以揭示无意识的文化内容，他创造出了以一种新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可能性”,[13]拉近了结构主义与文学研究的距离。嗣后，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以及罗兰·巴特的《S/Z》的发表，标志着叙事学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殿堂里正式登堂入室。不过，在由结构语言学而结构人类学而文学叙事学的动态迁移里，语言学因素一直强势地主导着叙事学，弗卢德尼克甚至认为，一部叙事学的发生发展史就是一部语言学范式的不断更迭史：由结构主义语言学（经典叙事学）而生成语言学（文本语法），由语义学、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礼貌问题）而文本语言学（会话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进而再到现今的认知语言学（认知叙事学）。【14】

值得注意的是，考诸叙事学与文化研究各自的发展史，还能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之处：（1）不但兴起的时间节点相当切近（均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而且繁盛期（1990年代）也颇有不谋而合之感；（2）结构主义思想为二者奠定了共同的研究范式。按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理解，结构主义原本就是现代文化研究的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罗兰·巴特的《神话论文集》具有开启山林之功。这部著作通过对许多文化活动进行简单解读，旨在“说明那些在文化中看似自然的东西，其实是基于偶然的、历史的建构”，文化的神秘感就此被破解祛除。“他的例证促进了对各种文化形象的内涵进行解读，对文化的独特建构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15】阿尔都塞则强调意识形态的结构框架对人的决定作用，一举改变了雷蒙·威廉斯等人“文化主义”研究的范式( 强调人的经验和主观能动性等)；（3）当代文化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叙事转向”。文化现象的无限丰富性为叙事学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叙事学则通过结合其他理论资源为文化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提供了解剖刀。特别是在关涉叙事与身份建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诸领域的研究时，叙事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譬如说后殖民主义批评，当它努力揭示压迫土著人民的（新）殖民话语如何渗入文本，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又是如何被削弱破坏时，当它与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研究联手，共同分析东方主义与异国想象如何生成时，叙事学研究已经悄然融入了文化研究的滔滔大潮之中。

当下文化研究的再一个特点是研究对象的去精英化与日常生活化。如果说精英的“祛魅”意味着曾经被排斥的领域获得了关注的机会，那么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化则主动地将触须延伸至无限广阔的生活本身。在研究的开疆拓土方面二者找到了共同语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结合，营造出无数光怪陆离的文化景观。叙事学研究若要跟上时代的节拍，就不能停留于文学叙事领域而裹足不前，就必须把研究对象由经典文学文本扩大到包括影视广告、畅销书刊、流行音乐、时尚服饰、家居陈设、赛事游戏、城市建筑等在内的大众文化文本。应当承认，在后工业的时代与社会里，由于资本力量与技术媒介的强势介入，这些花样百出的文本样式对文学研究构成巨大的冲击，正不断销蚀动摇着后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尊崇地位，从而使得坚持高雅而纯正艺术趣味的学者们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他们对文化研究的不屑与愤激，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论论争，暗示着二者似乎处于有你无我的紧张关系。其实，如果撇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背后复杂的价值判断之争，将前述的大众文化文本视为广义叙事符号的实践行为，那么这些文本也就变成了能够折射时代价值与精神取向的叙事话语，与一般的文学叙事话语在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倘若通过分析文学经典的叙事话语，我们能够聆听到作者编织在经典文本中的隐密之音，那么，通过分析广告的画面构图、音乐的旋律伴奏、服饰的款式搭配以及产品的策划文案等，我们也完全可能获得关于时代风貌的整体性认识。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积极有益的范例。他那关于时装、摄影、饮食、汽车与家具的“语言”规则研究，[16]虽然不无简略粗糙之处，却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体会。也就是说，通过叙事学的中介作用，能够突破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既有樊篱，实现二者的融合，共同深化关于人类表意实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