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文化散文及其当代意义
内容摘要
余秋雨，中国当代学者、作家，凭借着他在1992年出版的《文化苦旅》一书，一举奠定其文化散文家的地位，对散文题材的拓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余秋雨的散文着眼于中华大地上的那些著名的人文山水，以及我国历史上颇具盛名的文化人物，近年来，余秋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中国文脉以及中国文化的梳理与建构上，试图通过对人文山水、文化名人的描写，挖掘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建构出新时期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
关键词：余秋雨 文化散文 中国文化 文化人格
Abstract
Yu Qiuyu, a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 writer, by virtue of his published in 1992, "Cultural Journey" a book, in one fell swoop to lay the status of its cultural essayist, prose theme development has a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Yu Qiuyu put more energy o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of the card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of the famous Chinese culture, Trying to describe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ities and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and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and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Yu Qiuyu Cultural prose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personality
目 录
前言1
一、 余秋雨散文的题材的选择及其创作意图2
（一）文化散文创作2
1.前期散文的题材以人文山水为主2
2.后期散文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3
（二）余秋雨散文对文化意涵的挖掘4
1.探寻中国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4
2.探寻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构成6
3.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7
二、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当代意义9
（一）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与构建9
1.对中国文化的主体和辅体的梳理9
2.探寻中华民族当代文化人格的出路10
（二）文化散文的当代意义11
三、 对文化散文的几点思考13
（一）对余秋雨散文的几点反思13
（二）今后文化散文的方向14
结语16
注释17
参考文献19
致谢20
前言
余秋雨，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家庭遭到重创，几乎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他也被下放到农场参加劳动。后来，他干脆躲到浙江奉化的山上一座藏书楼里研读中国古代文献。，余秋雨陆续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学》等一系列戏剧学专著，一举奠定了他在戏剧学领域的权威地位。1991年余秋雨开始系统考察了中国文化，在考察途中写的散文后来集结成书出版，这就是后来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
二十多年里，文学评论界对余秋雨的研究不外乎是肯定和否定。肯定者主要是赞扬余秋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反思与弘扬，或者是从学者散文的角度分析其散文的美学精神、语言艺术、情与理的关系等等。否定者则大多数抓住余秋雨文章中的“硬伤”，即知识性错误而大做文章，此外，批评者对其感伤主义、煽情主义的叙事方式颇有微词，甚至有些评论者对其散文中的文化意蕴产生质疑。当然也有一些声音站在中立的角度，避开极度的夸赞和过分的批判的两种极端，采用较为客观的姿态来评价余秋雨，但这实在是少数。
他的写作并不是简单地对中国文化的梳理、扬弃、汰选，而是要建构一个既包含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又与时俱进、适合大众、并且不仅在当下而且在未来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因此，本论文着重在这个方面,研究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梳理和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一、余秋雨散文的题材的选择及其创作意图
（一）文化散文创作
1.前期散文的题材以人文山水为主
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文人就有一种说法，即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余秋雨先生作为一名作家、学者、教授，躬行了这句话，为我们展示了一名学者是如何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以及从万里路中感悟万卷书，用万里路来印证万卷书的。
对中国文明进行实地考察，在旅行中写作，将自然山水放在人文山水的层面进行剖析，是余秋雨文化创作的主要途径。通过亲自的实地考察，在旅程中感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在山水中去。用余秋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1] 。”于是，余秋雨必须选择行走，去探寻中国古代文人艰苦跋涉过的山水，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前人的脚步；去挖掘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文山水，重新唤醒国人沉睡的记忆。
中国地大物博，穷极人的一辈子也不可能游览完，余秋雨首先去的地方便是名山大川，如庐山、天柱山、三峡、西湖、洞庭湖……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出于一个学者的内心和文化关照，打量山水风物和历史文化，抒发自己内心感受的散文，这些散文最是属于游记散文的一种，但又有别于普通的游记散文，因为它注入了作家自己的反思和风骨，例如《文化苦旅》中的《莫高窟》、《庐山》、《西湖梦》、《洞庭一角》等等。余秋雨状写山水，也会像游记那样叙说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通过这些历史故事赋予山水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又不像一般地方旅游手册上的文字，夸张地标榜某地的历史，而是自然而然地引出，加上余秋雨善于制造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和对话，善于运用富有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文字，善于在较长的篇幅中通过分章节来阐述自己的思考，极大地加强了其文章的可读性。
除此之外，余秋雨笔下的山水，往往与历史上的名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自然山水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文山水，正是因为历史上的文人在这些自然山水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当余秋雨写到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楼抒怀，写下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时，余秋雨感叹道：“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2]。”由此可见，山水造就了文人，文人也造就了山水。
当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它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山水、地理名词，而是代表着不同的、特定的文化符码。正如他在《西湖梦》里所说的那样，（西湖）“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3]。”
此外，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另一个着眼点，便是文化遗迹。文化遗迹，顾名思义就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地方，余秋雨作为一名自觉的文化弘扬者，自然会对文化遗迹投去更多的目光。
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可以看出余秋雨对文化遗迹的向往和酷爱之情。比如，在《莫高窟》一文中，余秋雨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4]。”面对这样绚烂了千年的艺术，余秋雨再也不能按捺自己那激动的心灵，把自己的情感融入那艺术的情感中去。
与自然山水相类似的是，文化遗迹也与文化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文化遗迹，就是文化名人留下的。文化遗址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百姓的选择，它纪念的不会是一般的文人，必须是那些给后世留下丰厚遗产的文化巨匠；必须是名留青史、为历代后人所敬仰的伟人；必须是开一方造化、点化一个民族的精魂。因此，余秋雨选择把更多的目光停留在那里。
概括而言，余秋雨早期的散文的题材选择大多是人文山水和文化遗址，余秋雨在考察它们的时候，注入了自己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表达了其对中华大地的骄傲与热爱。
2.后期散文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余秋雨写人文山水和文化遗迹，其实都离不开写文化名人。甚至可以说，写人文山水和文化遗迹的最终目的，是要写文化名人。余秋雨在多篇文章中，更是直接把书写对象对准了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如《苏东坡突围》中的苏轼、《魏晋绝响》中的阮籍嵇康、《唐诗几男子》中的李白杜甫王维等等。
在近几年，特别是出版了《中国文脉》、《何谓文化》等书籍后，余秋雨的创作重点放在了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并从中挖掘出他们身上体现得中国优秀文化，也就是余秋雨所说的“文化人格”。
余秋雨曾经说过：“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和传递文化[5]。”这是一个自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余秋雨深知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像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传递文化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传递历史上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的文化名人。换言之，写文化名人，实质上就是写文化本身。
其次，把行文的焦点对准文化名人，是余秋雨写作文化散文的内在要求。关于这点，司马晓雯教授认为余秋雨的散文不是单一的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作者与那些远古的灵魂在对话。“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苏东坡突围》中的苏轼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为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6]。”这些古老的灵魂，都被余秋雨奉为上宾，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凸显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人格，正是余秋雨极力推崇，并希望为当代中国人所学习。
追问这些文化名人，正是看到了他们身上这些那些人性的闪光点，以此作为参照系，看自己身上有没有，也以此作为一个标杆，让自己和读者反省自身。你看他写苏轼“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7]。”谁又能说他不是写中年的自己呢？你看他写朱熹重整岳麓书院时，“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漩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8]。”谁又能说这不是余秋雨对中国教育的期盼呢？
余秋雨不惜对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花费大量笔墨，与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建构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余秋雨后期散文创作的一个明显转变，那就是由游记式的散文，转到探讨式的散文上来。
（二）余秋雨散文对文化意涵的挖掘
1.探寻中国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
文化的产生不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时期的，它一定是在人类有了社会实践之后才能产生。就中国而言，只有在三皇五帝出现的时候，文化才开始有了苗头。
追根溯源，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来自于远古传说和上古神话，这是人类智慧的第一次伟大开化，标志着文化的诞生，深远地影响着后世文化的发展。余秋雨在《感悟神话》中说道：“在远古时代，神话是祖先们对于所见所闻和内心愿望的天真组建，这种组建的数量很大，其中如果有几种长期流传，那就证明它们契合了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共同愿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型’，铸就了整个民族的性格[9]。”上古神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是我们祖先的丰富想象，而且奠定了整个民族的主干精神，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也塑造了整个民族的性格。
此外，余秋雨还说道，“中国文脉的奠基，分天地两仪，天上的奠基，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些神话；地上的奠基，就是《诗经》[10]。”我们都知道，《诗经》是孔子编订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诗经》里也反映了儒家的思想。于是，孔子出场了，不仅仅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也出场了，中华文化第一次奏响了空前灿烂的交响乐，中国文化从此走向轴心时代。
在统治者看来，文化多元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有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中国文化从此走向单一，实则不是，多元文化经过长期的交融，已经难分难舍。到了魏晋南北朝，汉族文化开始大量吸收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佛家文化，使得华夏文化注入更加超拔强健的因子。学历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学界认为这是鲜卑族汉化的过程，是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改造和融合的过程；而余秋雨则认为，其实这也是汉人“胡化”的过程。于是，中国文化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终于形成了丰富、多元、交融的文明。
到了唐宋，中国文化终于走向了巅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沐浴着臻于充分成熟的赫赫文明；唐诗宋词的出现，让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都流淌着滚烫的中华文化之血，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拥有诗意的灵魂和骨骼。
然而到了元明清，中国文化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文化专制主义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11]。”（《六百年郁闷》）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走向迟暮，反过来作用于整个民族，使得近现代被西方文明压制和蹂躏。
但是，就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的那样，“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12]。”中国文化虽然历经艰难困苦，但依然不绝于世，正是因为其顽强与优越。余秋雨也认为，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并快速解读以及敦煌莫高窟的发现，昭示着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因为，这样一个能够延续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民族，必然有着其文化韧性和文化自信。
2.探寻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构成
按照余秋雨非常推崇的荣格的说法：“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个人的文化，最后成为个人的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13]。”也就是说，文化在哪里找？不是在浩瀚的典籍中，而是在一个个文化人中。余秋雨在《君子之道》的前论中说：“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14]。”而余秋雨，正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于是，余秋雨找到了儒家。中国理想的集体人格是怎样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由儒家做了响亮的回答：君子。同样是在《君子之道》里面，余秋雨说，“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15]。”儒家对君子人格的设计，见之于儒家的四书五经之中，被后世奉为最高的为人准则。余秋雨把君子人格概括为九项：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君子知耻。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集体选择的人格典范，也是中国文化深深不息的内在原因。
于是余秋雨找到了司马迁。他“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16]。”（《历史母本》）司马迁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他给历史留下了一个个刚健的人物，一个个优秀的榜样，甚至乎，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榜样。正如余秋雨所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那些著名的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17]。”也就是说，这是司马迁对后世子孙的要求，也是中国历史对后世子孙的要求。
于是余秋雨找到了阮籍、嵇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人格中最为放纵、最为自由、最为不羁的存在。王勃说“阮籍猖狂”，那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应该是大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余秋雨引述阮籍的话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想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18]。”（《魏晋绝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余秋雨非常认同阮籍那种张狂，那种潇洒，那种我行我素的处世态度。相比之下，嵇康就更加目中无人了，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明确地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一种极度的自由与不羁，他无视礼教，蔑视权贵，不愿效忠帝王，极富个性和人格魅力。余秋雨深知后世被科举荼毒的知识分子，做惯了文化和专制的奴隶，形成了“习惯于忍耐、苦熬、投机、巴结、矫情，满口道义却远离道义，你死我活却貌似斯文的‘科举人格’”(《百万进士》)，因而他呼唤独立的文化人格，呼唤更加刚健有为的文化人格。
于是余秋雨找到了苏轼。这个被小人欺辱，被当朝一贬再贬的文化巨匠，被余秋雨称之为是“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身上确实有太多值得后人学习的人格。像苏轼这样天才式的人物，是不可能不被嫉妒的，因为苏东坡们“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19]。”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豁达，什么叫洒脱，在黄州，苏轼大笔一挥写下了传颂千年的《赤壁赋》；在谪所，苏轼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绝妙诗句；在遥远的天涯海角，苏轼更是诙谐地自白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很多时候，我们真是缺少这种在绝境中永不言弃、百折不挠的精神，而正是苏轼，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知识分子超然不群的人格，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化人格榜样。
这些以司马迁、阮籍、嵇康、苏轼为代表的人格，正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人格”，也是中华民族优秀集体人格的楷模。余秋雨的良苦用心就在于，为我们揭示中华民族刚健超拔的人格范本，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继承这样的人格。
3.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西方人文精神的核心就在于“以人为本”。也就是说，要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要尊重人的价值。余秋雨在其描写中国文化的行文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他对人文精神的探索。
王蒙等人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人文主义精神”，但冯天瑜教授则持反对观点，他鲜明地指出，中国的人文传统，颇具“早熟性”。他说：“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要求个性解放，摆脱封建等级观念，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中国的人文传统旨趣，则重在‘人文’与‘天道’的契合，伦理中心与经世倾向，‘民本’与‘尊君’构成一体之两翼，从‘敬祖’衍出‘重史’等[20]。”可见，中国历史上，早已出现人文主义的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能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找到“人文主义”的苗头。从孔子的“问人不问马”的态度中，儒家的人文传统可见一斑，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之类的民本的思想，更是将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在《感悟神话》一文中，余秋雨系统地描述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两个体系，即“宏伟创世型”和“悲壮牺牲型”。这两种体系的神话故事中的主角，大部分都是英雄式的人物，他们其实是华夏民族的“原型”，他们身上体现得人格魅力，正是华夏文明的集体人格，而这些光辉的人格，反映出华夏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出他们“与自然的对话、对峙、对抗”的愿望，余秋雨认为，这便是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极大地放射出人的力量，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也体现出华夏民族对于自身民族精神和气节的期望与塑造，而这正是人文精神的要旨所在。
再者，在《历史母本》一文中，余秋雨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三点：“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第三，他在为中国文化创建‘以史立身’、‘以人为本’传统的时候，自己正承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21]。”这么一来，司马迁就把人的地位提拔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人创造了历史，历史记载的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余秋雨认为，人成了历史的核心。他说：“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22]。”余秋雨认为，司马迁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创建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历史传统，使整个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更多地关注人。由此衍生出的“天人合一”、“人伦物理”、以及为人处世的种种礼节，都是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二、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当代意义
（一）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与构建
1.对中国文化的主体和辅体的梳理
余秋雨散文中，有一条明显的线，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正如余秋雨说的，他要“下决心与广大同胞一起来恢复文化记忆，要从宏观上找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脉络[23]。”
在《中国文脉》的前论里，余秋雨首次提出“重建”之说。他在结尾处写道：“如果有年轻学生问我如何重新推进中国文脉，我的的回答是：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24]。”在余秋雨的思想中，文化最终通过人格来体现，因此重建人格，就是重建文化。
余秋雨在《中国文脉》这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25]。”这个观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精准性，。从汉朝开始，儒家正式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经学被奉为最高学问，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把儒家确立为国家哲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到孟子荀子发扬光大，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韩愈捍卫儒家“道统”，再到朱熹、二程、王阳明、陆九渊等理学、心学的建立，就算是外族统治的时期，儒家始终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此外，道家虽然没有儒家那么张扬，它崇尚“无为”、“自然”，大部分时间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它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汉初统治者就奉行过“黄老学派”，甚至李唐王朝都认为自己是老子的后人，可见其魅力。余秋雨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的‘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26]。”（《稷下学宫》）
而中国文化的辅体，则由法家、墨家、释家等构成。
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版图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仅仅由儒家道家是不足以统治的，这时法家就登场了。法家强调的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制国家之一。儒家强调个人的“修身”和“自律”，但是法家强调“法制”，这就使人有了畏惧，不至于无法无天。
而墨家更是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股“豪侠”的精神。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非攻”，更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余秋雨说，墨家“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27]。”到了近现代，墨家“平等”、“博爱”的思想更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推崇。
而，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短时间内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让人相信生老病死都是冥冥中注定的，让人相信生死轮回、前世因后世果，佛家对于人和社会的深刻剖析，深得百姓和统治者的心。余秋雨说，“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的踪影比其它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28]。”（《的事》）
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离不开这些古老而深远地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忽视其中优秀的文化，中华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暂时蛰伏，当代文化工作者要有刮骨疗伤的决心，要有天荒地老的毅力，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出力。
2.探寻中华民族当代文化人格的出路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说，余秋雨不仅仅是要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普及者，而更是要做一个中国文化的重构者，起码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向提供一个新思路，寻找新出路。
余秋雨不止一次地提到，他非常认同荣格的观点，即是：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因此，余秋雨认为，重建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重建中国集体文化人格。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课——中国文化的四十七堂课》等一系列著作中看到，余秋雨一直在做的就是寻找和重构中国集体文化人格。
从源头上，余秋雨寻找到了这种人格的代表——君子。这是儒家两千多年来的谆谆教导，是儒家为中国人的精心设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君子都名留青史，为历代所歌颂和敬仰；而历史上的小人，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死后都被铸成铜像跪在君子墓前，遗臭万年。因此我们可以说，君子人格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奉为万世师表。
余秋雨呼唤和构建的“健全的人格”，更应该体现的是一种朴实厚重而又刚健超迈的人格。
余秋雨看到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余秋雨认为的孟子为中国文脉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29]。”这跟余秋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余秋雨说，“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30]。”这种浩然之气是一种极大的自信，也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
其次，余秋雨呼唤的是以文天祥、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正气”。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人，生活中在国破家亡的历史时期，但是他们身上有种“男子汉”的气质，或者说“士大夫”的气节。他们或许没有出人头地、怀才不遇，但是他们内心始终没有放弃与绝望；他们的家国情怀贯穿一生，他们是“整个中国古代最爽利、；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甚至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
再次，余秋雨希望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应该有唐宋之人身上那种潇洒、豁达、自由、大气的“诗化之气”。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诗化风格从古人传说“嫦娥奔月”开始就已经体现了。中国民族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加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性，诗歌更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而到了唐朝，唐诗更是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注入了诗意。余秋雨饱含深情地说，“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31]。”因为有了诗气，我们可以笑对人生，任何磨难都可以变得诙谐；因为有了诗气，我们可以无惧风雨，把风雨都变成一种砥砺；因为有了诗气，我们可以更好地生存下去，不仅仅是看到黑暗的一面，还能够发现美好。
通过余秋雨的一系列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几乎为我们描绘了中华民族当代文化人格新的蓝图。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留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我们身上注入更加康健的集体文化人格。
（二）文化散文的当代意义
正如李煜、苏轼对词境的拓展那样，余秋雨也以一己之力对散文的境界进行了拓展。可以说，《文化苦旅》的出现，对散文文体的拓展和散文的表达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又或者是找一些学术性较强的专著来读，但是，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甫一出现，立马虏获了大量读者的心。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不像教科书般的语言那样冷冰冰、艰涩难懂，而是充满其自身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激情，一大段感情充沛、表达文雅的句式从胸中喷涌而出，使读者发现，原来那些呆板的历史文化知识也可以写得这么生动、这么感人，原来散文也可以这么感性，这么厚重。不可否认，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快速传播有着积极意义，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不再退避三舍。
余秋雨采用了散文的笔法来叙述历史文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创举。这因为如此，余秋雨的行文更可以显得随意，同时也可以运用各种技巧。孙绍振在评价余秋雨时说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系列自己的话语，而这一切，正是情感和智性在文化历史的沉思的结晶，在余秋雨的心目中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诗学，文化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哲理的诗学[32]。”因此，不管是写到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还是写到中国历代书法家的流派，在他看来，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笔触间流淌着人的温情和思考。
余秋雨散文创造性就在于不像传统的散文那样中规中矩，该抒情的地方抒情，该状物的地方状物，而是融合了诗歌，小说，甚至戏剧的技巧。这就是真实性的消解。例如，余秋雨在《道士塔》的文中，详细地描写了道士如何发现敦煌的文物，又是怎样把文物卖给外国人，就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放映在读者面前，让人觉得好像余秋雨就在现场导演着这样的一场戏。
散文的诗化、小说化并不是余秋雨独创的，散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散”，在于它的自由，在于它写作模式的可突破性。余秋雨散文让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它有时为了达到道统教化的作用，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以此来使读者刻骨铭心，就像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总而言之，余秋雨的散文在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其包容性、在于其题材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在于其创作手法的多样化。这点上，余秋雨是值得肯定的。
三、对文化散文的几点思考
（一）对余秋雨散文的几点反思
纵览一些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和书籍，不难看出，批评者最不满的是余秋雨散文遣词造句的唯美化和艰涩化。此外，批评者对其感伤主义、煽情主义的叙事方式颇也有微词。
不可否认，余秋雨在话语上不自觉地会流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甚至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种感觉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适，也为批评家留下了可以大张鞑伐的把柄。但话又说回来，散文的可贵之处就是它融入了作家的真实情感，相信读者也不愿意阅读一篇冷冰冰的文章。在余秋雨的文章中，抒情只是调剂，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余秋雨上散文中的思辨。在这点上，孙绍振教授就看得很清楚，他说，“（余秋雨）善于在悲剧中把冷峻和激情结合起来，在他的散文中，围绕着他的文化人格建构的大主题，响彻着多重变奏，不管什么样的变奏，都有激情和冷峻的展开、呈示和对比[33]。”读余秋雨的文章，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他对中华文化的爱意，因此，可以看到，他比其他作家投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情感自然流露。
文化散文虽然立足于对历史文化人物、地方、事件的描述，但是它毕竟不是教科书，不会成为关于历史考证的知识性文章。如果失去了独立自由的作家个人的思辨和情感的交融，那么其精彩程度也会大打折扣。读余秋雨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对历史上的名人，特别是那种个性鲜明的生命个体，给予了过分的赞赏，甚至达到令人顶礼膜拜的程度。比如《魏晋绝响》中对嵇康的描述，在《千年庭院》中对朱熹的评价。古耜先生就在《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一文中就说道，“那种陶渊明式的弃嚣绝尘，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同健全的现代人格，毕竟相去甚远，因此，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里，过多地称赞它或过高地评估它，都可能引发消极的、负面的因素，以致最终影响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34]。”
其次，余秋雨的散文具有一种模式化创作，这个模式就是，余秋雨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文化，通过选择大题材、扩展文章的容量、分章节叙述来表现主题，并在叙事中夹杂议论和思考。余秋雨的散文不仅篇幅长，容量大，而且情节复杂、包含古今中外，读来让人有种大气磅礴、气吞山河之势。这种模式后来也被许多写文化散文的作家借鉴模仿，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没有上佳的文字功底、没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模式也会走向僵化，变得缺少个性，变得没有生机。仵从巨先生在《余秋雨散文得失》中就一针见血地之处：“正在形成的风格意味着运动中的艺术生命；已经形成的风格意味着某种模式的铸就，于是同时也意味了从模式中突破的艺术新生或在模式中停滞的艺术衰颓[35]。”结构模式过于单调，这个问题在余秋雨早期的文化散文中可以看出来，于是，如何把文化散文写得更加活泼成了余秋雨以及后来的文化散文家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外，关于余秋雨散文中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即所谓的“硬伤”，我不打算多费笔墨，因为我们没必要苛责他人，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所谓的“硬伤”也不过是作为细枝末节的存在，我们阅读余秋雨的散文，更多的是从整体上的把握。如此一来，作为局部和细节的所谓“硬伤”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二）今后文化散文的方向
文化散文走过了将近30年，是时候应该避开过分的褒贬，心平气和地评价它。应该说，余秋雨对文化散文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文化散文发展到今天，似乎走到了瓶颈期，不像20年前那样洛阳纸贵。今后，文化散文将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应该指出，真情实感还是散文的第一要义。散文当然也可以虚构，可以加入想象的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真情实感，那么散文将会变得黯然失色。甚至可以说，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生命。于是，我们才会感到余秋雨的散文中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情，这是作家无法遏制的，也无需遏制。
上文中说过，散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散”，在于它的自由度，在于它的文体可跨越性。但是，也恰恰是因为散，散文容易走向一种松散或者说散漫的趋向，走向一种毫无边界的随意性。王兆胜先生在《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一文中就鲜明地之处宣泄式散文、散珠式的结构和语言的拉杂是散文的“失范”。他说，“读余秋雨的散文，尤其是读多了，总有一种过于铺排、混乱、拉杂、放任的感觉，即不精练、不节制的感受特别强烈[36]。”也就是说，散文不应该以字数多取胜，不应该以堆砌词藻为光荣，更不应该显得无病呻吟，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让散文回归平淡，回归朴实才是最紧要的。
其次，文化散文的创作有别于一般散文的创作。文化散文处处显示出现代的理性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文化，用一种冷静、理性的笔法来书写历史和文化。
除了文化理性精神以外，文化散文的文化性格更加鲜明。范培松先生认为，文化散文是“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实现，他在《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一文中明白地说，“他们（文化散文作家）成了彻底的唯文化主义者，越彻底越少制约，他们有恃无恐，深厚的文化积累使他们取得了以文化自我为中心进行的特权……同时散文又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文体，自由人和自由文体结合起来，创造了‘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自由空间[37]。”也就是说，散文与文化结合起来，将更加的自由。而散文也更加维护文化的尊严，更加在意人的尊严。
再者，散文有别于诗歌、小说，它在表现生活中缺乏深度和广度，甚至可以说缺乏思考的力度。这是散文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因此，陈剑晖提出了“散文的文化诗性”的观点。他认为，“‘文化诗性’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涵：一是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理想和生存本质的探询，并在这种探询中体现出诗的自由精神特质；二是感应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守护；四是包含着对“还乡文化”的认同和感受[38]。”应该说，陈剑晖的“文化诗性”理论很好的总结了今后文化散文的发展方向。散文要摆脱其在文体中不被重视的尴尬地位，不仅仅要拓宽题材，更重要的是在创作中增加思考的力度和含金量。
以上几点只是对文化散文的小小的建议，为创作者提供一些思路，文化散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砥砺前行，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结语
余秋雨以其对中国历史和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文也被称之为“文化散文”。余秋雨深知中国文化发展的艰难曲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的发展不经历九死一生，不经过磨练和消沉，这可以从余秋雨的《千年一叹》中可以窥见，但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通过其自身对中国文化极大的热忱，带领国人重走一趟文化的“苦旅”，重新拾掇起文明的“碎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性继承，寻找出最健全、最强劲的中华民族集体人格，为中华文化的重构煞费苦心。
余秋雨的散文，充满了人文关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为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更是唤醒国人对于民族未来、国家命运的思考。如今，我们讲要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对中国文明进行积极地探索、扬弃；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度的思索，进行批判性地重构，就变得尤为重要。
注释
[1] 余秋雨.文化苦旅.[A].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2.
[2] 余秋雨.文化苦旅.[A].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2.
[3] 余秋雨.文化苦旅.[A].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2.
[4] 余秋雨.文化苦旅.[A].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2.
[5]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6] 司马晓雯.论余秋雨散文的双重对话.[J].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6
[7] 余秋雨.山居笔记.[A].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
[8] 余秋雨.山居笔记.[A].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
[9]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10]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11]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12]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
[13]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C].上海：三联书店，1987.
[14] 余秋雨.君子之道.[A].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8.
[15] 余秋雨.君子之道.[A].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8.
[16]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17]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18]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19] 余秋雨.山居笔记.[A].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
[20] 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 [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7
[22]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3]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4]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5]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6]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7]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8]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29] 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1.
[30] 余秋雨.何谓文化.[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31] 余秋雨.中国文脉.[A].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32] 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J]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0
[33] 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J]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0
[34] 古耜：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J].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1）
[35] 仵从巨.余秋雨散文得失评说.[J].济南：山东师大学报，1996（6）
[36] 王兆胜.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J].武汉：江汉论坛，2010.1
[37] 范培松.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J].武汉：江汉论坛，2010.1
[38] 陈剑晖.散文的文化诗性.[J].哈尔滨：文艺评论，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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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余秋雨是我在中学时期开始就比较喜欢的作家，于是在这次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中选择了研究余秋雨。感谢我的专业中文系，让我可以花几个月时间把自己埋在书籍中，用我在大学四年所学的知识，写一篇作家研究类的论文。通过这次论文写作，我发现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一个作家，以及一个作家的思想。甚至解决了我以前一直苦苦思索而得不到的结果的问题——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如何传承国学。是这次论文写作，让我豁然开朗：其实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就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塑造当代中华民族较为健全的集体文化人格。
感谢司马晓雯老师，对我的论文孜孜不倦地指导和提出修改意见。司马老师的我很喜欢的一位老师。我之所以选择司马老师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因为的觉得我的性格与司马老师的性格有相似之处，都有一种中文人的骄傲，会坚持自己所认定的想法、观点、理念，会爱憎分明，对自己看不惯的东西毫不讳言。司马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她指导我的论文的过程中，我能深刻感受到她的耐心、坚持。
以一篇毕业论文为我大学四年画上一个句话，我认为是最好的。愿未来，不忘初心，素履以往。
201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