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科学家都害怕这样的时刻：发现竞争对手这些年做着与你相似的实验，并且眼睁睁看着他们赶在你前面发表了研究结果。在学术圈里，这种情况叫做“你的研究被抢发了（you have been scooped）”。在科学领域，很少有给第二名的颁发的奖状。在如今来说，学者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很有限，因为大多数主流科学期刊都对“创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想发表一些新的东西，所以通常会拒绝那些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研究。第一名总是荣耀的，而那些第二名却很心碎，他们通常会重新审视过去所做的乏味实验，想方设法让它们再次绽放新鲜活力。
奥格斯堡大学的利昂•范•艾克（Leon Van Eck）表示：“你最终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一个已经完全成型的、已经被世界分享过的研究故事中，这会让人处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下：就跟仓鼠困在跑轮里的感觉一样，你有大量的数据，但没有一个能及时提交，因为它们不符合‘创新性’的标准。”
现在，一些期刊开始表明他们的立场。前段时间， PLOS Biology （2016 年影响因子为 9.797）的编辑发表了一篇社论，称如果你的研究与已经发表的论文内容相似（换句话说，你如果被“抢发”了），只要时间不超过 6 个月，他们愿意考虑接收并发表这篇“迟到”的论文。这是一个巧妙的重塑品牌形象的机会，他们放弃了“抢发（scooped）”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将这些的慢了一步的论文称为“补充（complementary）”。编辑们写道：“就像主张’珠峰第二’仍然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一样，我们相信，这是一组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他们（也许是不经意间）重复出了另一组的重要发现。”
PLOS Biology 发表的名为“第二名的重要性”的社论
“抢发”的恶果
论文被抢发带来的恐惧拥有不良和广泛的影响。它削弱了科学的可靠性，因为研究人员可能倾向于快速而不牢靠的实验，这将导致许多已发表论文的严谨性和条理性不足，从而带来严重的后果。它就像一个惩罚，让科学家不得不对同事们的工作进行二次审查，而不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突破。它使人们对周围的人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轻易提及自己的新设想，从而阻挠了多方协作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它让公众对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工作一无所知，因为研究人员通常不会让记者报道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研究进度会泄露给竞争对手。这给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带来了麻烦：据报道，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要求他的研究生周末也必须工作，他们比正常上班的人多付出了 40% 甚至更多的劳动和汗水。
基于这些原因，PLOS Biology 的声明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普遍认可。“这改变了一切。”爱丁堡大学的维罗妮卡·米隆（Veronique Miron）在推特上写道。“我想这是学术期刊第一次让我感动到哭，”范·艾克（Van Eck）在推特上说。“这将改变许多幻想破灭的科学家的职业轨迹。太感谢了。”
来源 F1000Blog
讽刺的是，PLOS Biology 的这项声明决定本身就被另一份期刊 eLife 抢发了，该期刊早在去年 7 月就详细阐述了类似的政策。副主编伊夫·马德（Eve Marder）写道，如果在仅仅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前就出现过类似的研究发表，编辑们不会因为这种原因对投稿论文做出不利的决定。她写道：“我们看到了一种趋势，那就是在实验室里联合发表论文，大家不参与竞争，而是共同宣布新的发现。”这种趋势我们非常鼓励。EMBO 出版社的编辑也发在执行类似的政策。
这个倡议来得正是时候。近年来，许多科学家越来越担心“重复性危机”，就是由于在很多领域内，被强迫发表新的、引人注目的结果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达到了顶峰，由这些压力催生的研究可能并不真实。这些担忧推动了一场不断壮大的改革运动，其成员正在推进实践，让科学更可靠——比如投入时间来重复其他团队的工作。
PLOS Biology 的编辑们认为，实际上，互补的工作正是一种“有机复制”。一个团队无意间有效地检查了另一个团队的工作，这应该是骄傲的源泉，而不是耻辱。双方的研究结果都得到了认可，他们应该击掌欢笑，而不是咬牙切齿。PLOS Biology 的主编艾玛·甘利（Emma Ganley）说：“这不应该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而应该是有价值的研究。”
“如果这些研究团队只是因为种种意料之外的原因导致研究进度被推迟了，比如试剂到货太晚，人手不足，一个实验没发挥效用，或者希望重复几次确定其结果，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给整个团队带来的损失很难被量化。”来自 布兰戴斯大学的派利·森古普塔（ Piali Sengupta）说。
属于第二名的价值
甘利告诉我，她的编辑团队刚刚正式制定了一项政策，他们针对某些个案进行了非正式的跟踪调查。例如，2014 年 2 月，Science 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叫做 UbiA 的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具有复杂三维形状，研究难度较大）。另一个团队也在独立地尝试解析同样的蛋白结构，五个月后，PLOS Biology 照常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甘利说：“作者做了更多的分析，对这项研究仍有巨大的价值。”
同样，在 2015 年，《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一篇论文，分析了一个缓步动物的基因组——这种神奇的动物能够承受难以置信的极端环境。两年后，PLOS Biology 发表了第二篇介绍这种动物基因组的论文，而且这篇论文的某些结论与第一篇文章相矛盾。甘利说：“我觉得其他期刊也会这样做，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新政策简单地界定了整个编辑团队的立场——对于那些在六个月内被抢发的论文来说，它们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他们依旧会继续接受那些创新性的论文。
这项政策对青年科学家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中的很多人才刚刚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小组。“实验和研究的推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米伦说。“我总是会感到焦虑，担心最好的想法会被别人挖掘出来，会在多年的工作中一无所获，这会给自己和团队成员带来深远的影响。”像 PLOS Biology 这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杂志正在改善这样的现象，对这些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十分重要。
这项政策对科学教育也有好处。来自巴纳德学院的艾莉森·皮切达（Alison Pischedd）说：“这意味着，那些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小型院校的研究人员，能够摆脱害怕被大实验室打败的焦虑，可以放心地钻研那些有潜力获得高影响力成果的课题。”“这意味着学校的所有本科生都有可能参与令人兴奋的研究项目。”
麦吉尔大学的迈克尔·亨德里克斯（Michael Hendricks）认为这一理念非常好，但是他对这项政策的实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PLOS Biology 杂志的编辑们写道，他们希望研究人员能够利用这 6 个月的保护期“全力支持并尽可能补充第一篇文章的结果”。亨德里克斯说，“这透露出他们隐含的期望，希望你能更深入地进行大量的补充工作。”“这样就和当前的发表系统造成的问题没什么区别了，科学家们不得不努力做更多的实验，因为其他人抢先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甘利说，这句话措辞不当，他们的意图恰恰相反。他们认为 6 个月的保护期是给研究人员“完成他们打算做的工作的机会，而不用因为被人抢先而产生恐慌，”她说。“目的并不是要让研究人员去重复抢先发表的论文中的所有实验。”
亨德里克斯还指出，新政策可能很难在审稿人中实施——他们负责审查新论文并决定是否值得发表。例如，PLOS 出版集团的另一本期刊 PLOS one 的编辑和审稿人被明确告知不要过于关注文章的创新性，然而，许多人仍然会因为论文创新度不够而拒稿。但甘利对此也很乐观。在 PLOS Biology，每一篇论文都由两位编辑处理，一位是一线学者，一位是编辑团队内部的人。如果前者不执行新政策，后者可以驳回他的论点。
“学术出版界盲目追求创新研究的方式太粗暴了，”范·艾克说。“这是小报的商业模式，而不是科学期刊。我很高兴，像 PLOS Biology 这样的期刊终于认识到在科学研究中复制和再现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