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曾在公众号上放上我自己的毕业论文后记。那时候我说——
五年前的自己以理科642分被压线录取，成为了四川省2011年复旦招生名单的最后一名学生。从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转入管理学院，一路不断接触各种发展方向，并一度在西班牙放羊，后来又慎重决定转专业、去LSE读一门社会科学，为一份微不足道但真心喜欢的事业而日日努力读书——五年时光荏苒，我早已和十八岁的我挥手告别，而我唯一庆幸的是，我时至今日还依然喜欢这个不忘初心的我自己。
再回首五年时光，深感生活是一条曲折蜿蜒而充满未知的河流，我们日复一日沉浸其中。很多事在不经意间注定，却也是我发自本心选择的道路。复旦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我在这里无谓地做无用的自己，深知世界广大却再也不害怕，渺小平凡如一粒沙，却从不为取悦别人而生活。而最后，我也终于要为了更朴素的梦想和更遥不可及的希望，惶恐而充满期待地走向无穷远方。
我觉得自己这一年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符合当初期许的。，然后顺顺利利把所有的课程目标完成了。这一年过得非常开心，因为政经是一所非常自由的学校，这快推掉所有讨厌的活动，诚心诚意做我迫切要做的事情。但话说回来，一年依然非常非常忙。三个学期里，我完成了六门课，另外完整地听了三到四门课的内容，已出的课程成绩全部是A。我去欧洲大陆四次，在巴黎圣母院迎来年末大雪，在巴塞罗那新年第一天重访一直深爱的圣家堂，在阿姆斯特丹抽完weeds在运河边哭，在布达佩斯过24岁生日望着大河弯弯，在佛罗伦萨的酒店露台望着圣母百花吃着七月的早餐。另外，我在天惠家宅了一个圣诞写东西，后来拿到了LSE的PhD入学资格，后来教务员告诉我说我系这一届只招了4个新人，这忽然让我非常害怕，一是万一他们看走眼了，我这四年什么都做不出来怎么办，二是从下个月起我就要带英国本科二年级熊孩子的seminar了。盛情难却，想哭。
说到最近生活来吧。最近两个月，我做了一篇硕士论文，话题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重估。六月学校放假以来，我一路都在看各种专著，打印各种中英文论文，从伦敦带到香港上海成都家里，重得要命。（这件事主要怪阿琛，都TM给我打印的单面，重了一倍。）关于研究的创意，我问了很多老师朋友的意见，有的是吃饭时聊，有的只是微信里顺带说一两句，一开始总是想得多做得少。临近截止日的时候，我在家里静坐了许多天。最后一天我在临近四十分钟的时候交了终稿，一万个英语单词的文章。脖子有一周都特别酸，越按越疼。谢天谢地，我后来又终于拿到了新的T4学生签证，一直给到了2022年。
毕业论文作为一年学业的终点，照例要写一篇后记的。但是按照惯例，我在原文首页草草写了几句客套的话。很多话是没有办法用很短的篇幅说清楚的，很多关于当下现实的真实面目都是深夜痛哭之后才体会到的残忍人生。多年以来的体会是，真实的生活带来的痛苦与幸福，远远比坐在桌前写文章所得来的情感更加强烈。所以我能做得更多的，不过是从真实生活的体悟里拎出一些零散片段，把它放在这里，希望它投在河里依然是倔强的石头可以映射微弱亮光，足以指引自己与他人的今后人生。我真诚地相信，这比一篇17000字的北大求职文要重要得多的多。
An Informal Acknowledgement for Dissertation
一篇非正式的毕业论文后记
我生在一个机关大院里的普通家庭。
在我不记事的时候，我住在四川省遂宁市城河北巷的市委宿舍，离我后来的小学与中学本部都只有二十步的距离。出生几十天，在我大病几场、用过无数抗生素吊命、经历了几十个通宵不眠的夜晚以后，我们家搬到了五百米以外的另一个很大的小区——裕竹。小区里一公里见方的土地与一所大学、中学与小学分别接壤，绵延层叠低矮的居民楼里铺垫着一家又一家烧烤摊、台球馆、漫画书店、麻将馆与小餐厅，大量时代产物如影像店和按摩店也很快出现又消失不见。搬到这个小区以后，我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在后来的二十四年里逐步成长为一个勉强健康的小孩。二十四年来，我的父母都为遂宁市政府工作，这样的家庭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非常常见。
我们四川省虽然面积广阔，但除去不宜生存的大山、峡谷、草地与高原，实际使用的土地自然资源非常紧张，盆地18市的人口密度极大，历来注重农业生产，而工业发展注重国家与集体路线。我们的市民文化与家庭教育是彻底的文治导向，崇尚读书功名，少有下海传统。这样的一个社会，一遇到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或是文化革命、，总是首当其冲。1985年，川东北的地区制撤销，恢复绵阳市、广元市，同时成立了新的年轻的遂宁市——这是我出生前八年的事情。许多和我父母一样的年轻大学生在毕业工作分配后来到遂宁安家。我们遂宁市的土地面积位列全省倒数第二，今天也只有2个区和3个县，在北临黄河、南接长江、幅员辽阔的四川省里非常不起眼。地级市规模很小的好处就是，中小学也都很小，政府机关很迷你，家家户户总有沾亲带故或近或远的联系，不容易起矛盾，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快搞定；地级市规模很小的坏处则是，从小学到高中，大家似乎都互相认识，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所有人都知道了，啥也瞒不住，你根本不知道大家会在麻将和火锅里交换多少劲爆八卦。
出生至今搬过几次家，但每次都搬到新的机关大院里，邻居叔叔阿姨绝大部分也都是公务员，不乏很多人是我爸爸妈妈的大学同窗或是同乡朋友。这些80年代充满希望的中专生、大学生，经过三十年风雨洗礼，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公务员团队里的中流砥柱。三十年前，我妈妈工作的国土局只是在市政府里占用了一间4人办公室；三十年过去了，国土局更名为国土资源局，已经发展了上百号工作人员，成立了许多分支机构与中心，许多叔叔阿姨依然在这里工作，我们家也依然住在机关宿舍里。
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基层公务员艰辛生活年复一年的见证。四川多地质灾害，一到汛期就开始了局里工作人员的昼夜值班，而暴雨带来的除了洪水，还有泥石流与山体滑坡。暴雨深夜出车到农村是夏季常态，驾驶员深夜加班开车带着负责人一行火速开走，伴随着瓢泼大雨和电闪雷鸣，一整个院子里鸡犬不宁，是我童年以来的夏天记忆。除汛期以外，还有时不时串门的大小地震，遭遇到的地级市国土资源局都是满负荷运转，省一批又一批向下派出人员巡查——今夏连续发生地质灾害，而九寨沟地震已经是第三起紧急大事，我怀疑，再这么下去省厅都快派不出人了。除紧急事务外，每一个市国土资源局的常规业务一切照旧——从不动产登记管理、土地规划和使用、地价核准、用地审批，到地质环境和矿产资源，再到执法监察和脱贫攻坚……对于其中的许多业务，省级、市级与县乡的沟通任务非常繁重。2005年成南高速开通至今十二年，我们遂宁市的公务用车常年行驶于此。对于我的妈妈和她的许多同事而言，极限时候，这段路程——起点是遂宁市，终点是成都市西一环百花中心的省——一共135公里，每周要跑三四个往返。
对于许多和我父母一样的基层公务员，这样的生活是过去三十年漫长岁月里年复一年的常态。而这样一个机关只是庞大官僚制（Bureaucracy的直译，下同）中非常典型的一环。从省到市到县乡，一层一层，许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关单位皆如此，在无尽的变数和无穷的困苦中摸爬滚打，在重重迷雾和险山恶水中不断突围摸索方向。官僚制的考核机制相对模糊，行政任务相当繁重，官员规模与当地人口的比率指数极小。而所有社会治理得以实现，都寄托于广袤土地上的基层公务员。三十年来，、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严打、。回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每某些动作兴盛的时候，机关单位总有一种禀冬将至和噤若寒蝉的肃杀，这些事情盘结在心中，积压成了年少的我心里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然而生活就是斗争，日子还要过，太阳照常升起时，所有人依然抱着绝处逢生的感激继续工作下去。三十年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然而，对于机关单位的公务员来说，没有尽头的繁重工作和变幻莫测的外界环境，是非常残忍而真实的漫长人生。我怀着同理心试图感同身受，却惊奇发现，像我父母一样的叔叔阿姨们参加工作的年龄，就是我如今的年龄。我全身心相信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和今天的我一样，毫不怀疑呐喊青春万岁。而三十年重过南楼，终不似少年游，许多叔叔阿姨对过去青春奋斗岁月的祭奠，对工作里深夜绝望的人生追忆，只是依稀残留在火锅饭局最后把酒当歌的笑泪谈话里，得要喝到第四件第五件啤酒才能听见（你看，为了听故事我得陪着喝这么多酒，怪不得我都有小肚子了）。人本来是鲜活的：有的阿姨特别喜欢旗袍，有的特别喜欢唱歌，有的叔叔特别喜欢读书，有的特别喜欢拍照……而对于过去三十年的工作，他们往往会讲一些什么故事呢？二十年前在乡镇收税，地方效益不好收不上来，上级又有任务，这时候如何酒局挽尊，如何安排账目，如何预支来年的钱，如何求助城投公司。十年前在边远村镇做干部，如何安置地震灾民，如何解决村民纠纷，如何想方设法做农产品销售。巍巍崇山，大河弯弯，藕花深处，风吹稻田，许多类似故事当然不全是正面热血案例，甚至有许多灰色手段不便在此提及。
然而，一个核心的直观印象是，基层治理的难度之大，条件之险恶，代理链条之漫长，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国家之大，，而地方公务员极尽智慧解读政策，以创造回旋余地，反复与同事、上下级与居民拉锯，在夹缝中实现一点点的社会民生进步，背后都是无数基层公务员日复一日用青春换取的血肉、眼泪和汗水。这些辛勤努力，或明或暗，背后都是无数叔叔阿姨逝去的宝贵年华，而我一直对这一点又一点的微小的社会进步心怀感激，充满自豪。几年前在德国旅行时，路途中读完三卷《平凡的世界》，神清气爽却又感动流泪。时至今日我依旧抱持着如此观点——正是因为有了无数经历磨难和考验的80年代中国青年不计代价地为国家和人民献出才智、血汗和美好年华，才让我们在和平富足的90年代里，平静而开阔地长大。
这本来应该是一篇毕业论文后记，而跑题了两千字，到这里我才要说回我们今天的社科研究中来。种种亲历的少年回忆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我对中国研究的基本看法与态度一直被民间社会的强大动力源泉调整和改变着；每当我下定决心在自己心里建构出一种观点时，总有血淋淋的真相跳出来反驳我或是修正我。许多研究中，我们习惯采用可得到的宏观数据，比如GDP、比如FDI。（而GDP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税务、统计等部门的影响，而FDI的体量和招商局又不无关系。）如果做政府，政府数据有它自己的问题；做市场，市场和公司的数据同样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很多数据本身往往是虚伪和片面的，而一味地追求数据的价值让我体会到了其中暗含的危险，那就是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的基本情感与价值观念。如果你对现实生活哪怕有一点点更多的体悟，你无论如何也会变得更加温情和真实一些；而缺乏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关切和体认，让我们的许多看法变得冷漠和无趣。
。我们面对庞杂的数据和事件时，如果只是观察其中变化，纵然得意洋洋地研究出了雾霾灾难每年能害死多少人，对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种失职与亏欠。拿雾霾来说，近年来涌现出了无数关于雾霾的实证研究，雾霾与经济，雾霾与财政，雾霾与官员行为……而一个尴尬的问题是，许多人研究雾霾，动机只是因为这两年公开的数据变得非常丰富，有东西可做而已，所以一旦披露了新的数据，大家都拼命往前挤，就要看谁挤到最前面，做出了最好的结果……但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许多人对于雾霾的理解，都停留在Excel里一格一格的指标和Stata里一个一个的三颗星而已。他们根本一步都没有走出办公室，根本没有跟实际接触环保工作的人们聊过，。我要是跟他们说，最近环保大督查在四川关停了许多农产品生产点，菜肉价格天天涨不停，河边的公厕和烧烤摊都关了，执法人员与产业所有者起了尖锐的冲突……他们有的人甚至会露出惊讶的新鲜表情——可是明明这就是这一个月，在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广大河山里发生的事情啊。
我在伦敦政经的政府学系学习时，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十分无奈。，实在是太漂亮太精细了，但是你知道吗，，，他的文章我们一个字也看不懂，而除他自己的领域以外，他连托克维尔是谁都不知道——这在复旦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另一个导师，是正教授，他专门做一些巧妙的因果识别，。他们做很多文章时，根本没有走去过广大的山海，也没有经历过深夜痛哭的绝望人生，他们许多人，在办公室里做着精细巧妙的研究，享受着伦敦市中心优厚的物质条件，在幻梦中的英雄主义里完成着自己作为一个四平八稳的左翼中产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他们是欧洲人，我就不说他们了；然而对于当下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读书人，我依然相信我们的角色与责任担当应该不一样。我们的担当并不全在于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出了统计显著的三颗星星，我们的困苦事业还联系着无数平凡你我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命运。还有无穷远方与我们有关，还有无数人怀着“这个世界会好的”的理想，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再退一步讲，作为一个复旦的毕业生，我还有最后一点点小骄傲——仅仅用统计显著的得意来衡量自身研究的成功与否，实在愧对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本科教育。老师们（这也一直是我认为陆铭、李辉、洪涛等许多复旦/前复旦老师都帅出天际的原因）不断提醒我们：人是核心和归宿，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只关注离散权力对人的戕害和奴役，把人当做刍狗一样计算和考量，忽略人作为人的目的，这样的哲学带来了无数灾难，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再用这样的哲学了。
话题零散，难以操纵，千头万绪想说的话，组织起来难免凌乱，就到这里吧。新的学年又开始了，我仓皇回望过去的成长时光，笑泪交织、深感幸福，而向前眺望，也还有好长好长的人生需要勇敢走下去。我依然热切希望漫长岁月里自己能做一个不让我自己讨厌的，我自己。
如今少年，二十年后依然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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