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巧 章朋 ll 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与后记

摘要

本文试图探索的是美国分析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对当下文学和艺术研究的启发。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外的分析文论主要集中在以奥斯汀、塞尔为首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美学这两支上，本文试图加入体现更“严格”的分析路径和方法的戴维森的工作，来补充当下分析文论的整体建设。并对语言分析文论的价值予以重估。

戴维森的理论视野广泛，他在语言哲学、诠释学、行动理论、心灵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及合理性理论等多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本文并不尝试把这整个体系塞进文论研究中，而仅仅截取出他最为核心的工作，即他的语言哲学和诠释学来介入文学艺术的研究。具体来说，本文从语言哲学和诠释学中挑选出最为核心的三个要点——真理、意义与诠释，来作为组织本文的经线，介入文论，并重铸出三个文论主题——意义、意图与反约定论。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三个主题之间互相编织、互相开放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各章书写中，当其中一个主题凸显为中心时，另两个主题都可以视为它的背景，以帮助解释和说明所论述的中心。因此，本文的整体编排是以真理、意义、诠释这个戴维森的哲学基石为经线，贯穿到不断变换着的这三个主题——意义、意图和反约定论中。这种编排实际上也呼应了戴维森本人的“整体论”原则和反基础主义立场。

第一章就戴维森关于语言哲学和诠释学的最基本观点进行了整体勾勒，并为接下来第二、三、四、五章做好理论准备。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延续了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具体来讲继承和修正了蒯因和塔尔斯基的工作。从蒯因方面来看，戴维森继承了蒯因的整体论立场和对传统经验论的批判，但在此基础上他又超越了蒯因的经验主义立场。在蒯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进行批判之后，戴维森将蒯因划为他称之为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并重新树立起某种康德式的先验论的重建工作。从塔尔斯基方面来看，戴维森将塔尔斯基的形式语义学用来刻画自然语言在原始情境下交流所需的必要条件，由此回答“人们相互理解需要哪些可能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戴维森的理论工作中还能提取出有关文学语言、阅读、写作、修辞等方面相关的概念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反基础主义的声称和语义外在论的观点上。

第二章从戴维森如何建立起反约定论的观点来导出这样的结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对语言约定的超越。首先，传统哲学家都认为，语言的字面意义就等于约定意义，语言交流就是由这种约定决定的。无疑，大卫·刘易斯和言语行为理论家们都持有这种语言约定论。但是，戴维森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戴维森承认，在语言交流中的确存在着约定，但他否定这种约定是语言交流的必要条件。戴维森在《墓志铭的完全错乱》和《汉普蒂·邓普蒂和詹姆斯·乔伊斯》两篇文章中举出了两个文学性范例来说明语言交流中语境敏感性才是说明语言本质的关键所在。对此，他通过谢里丹的《情敌》来说明在“可笑的用词错误”（malapropism）中总是可以成功交流，通过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学策略来说明文学语言越出“语言之网”仍可以很好地传达给读者。当我们将戴维森关于语言交流的语境敏感性的本质联系到文学语言中时，他可以成功地挑战结构主义者们的观点，比如乔纳斯·卡勒所认为的文学能力即是对某种文学程式或文学结构的掌握。这一章最后一节进一步探究了戴维森的反语言约定论是如何与他的意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章考察了戴维森的意图主义观点。近年来分析美学中出现了意图主义之争，将戴维森关于意图主义的观点置于分析美学的谱系中，可以显示出他的理论优势。因为无论是列文森还是卡罗尔版本的意图主义，都无法完全摆脱语言约定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反意图主义，即某种语言约定论做出了让步。但是，戴维森关于“第一意义”的观点，建立在某种格赖斯的循环圈上，即诠释者能识别说话者的某部分意图，这个意图恰好是说话者打算让诠释者识别的。因此，戴维森所谓的“第一意义”不等于说话者的隐含意图，而是可以在公共语言中呈现的。“第一意义”的设置既可以逃离语言约定论，又不限于某种意义内在论，从而比起其他意图主义版本更有阐释效力。当把戴维森的这种关于意图主义的观点联系到当代文学理论工作中时，无疑，文学理论家纳普和迈克尔斯的意图主义观点都显示了与他的理论关联。但是，通过更细致地辨别就会发现，戴维森关于意图的观点是优于纳普和迈克尔斯的。

第四章基于对意义讨论的背景，探索了戴维森独树一帜的隐喻观——“无意义的隐喻”。戴维森在《隐喻意谓什么》中谈到，传统隐喻观认为隐喻具有某种隐喻性意义，说出了比起字面意义更多的真或假，提供了超出字面意义之外的真值。但是，戴维森认为，这是成问题的，这种“隐喻性意义”的假设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理论虚构。在做出批判之后，戴维森给出了关于隐喻的积极论证，他认为说明隐喻的关键在于弄清楚隐喻是如何起作用的，这无关语义，只关乎语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戴维森的隐喻观尤其能支持文学性隐喻的“新奇”特征。当然，要深入地理解戴维森关于“无意义的隐喻”的宣称，需要联系到他前期语言哲学。与此同时，当我们把这种独有的隐喻观置入戴维森更为广泛的意义观点中审视时，其隐喻理论仍然具有自洽性。本章的最后还对戴维森隐喻论进行了评述，虽然戴维森的隐喻观能很好地说明文学和美学领域中的隐喻，但也展现了其非认知主义立场的局限性。

第五章将戴维森对语言约定论的批判延伸到了文化/社会中，这主要涉及到将他对概念图式的批评引入对文学和艺术中的基础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批判中。本文认为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中呈现出了诸种艺术约定论形式，具体表现在艺术惯例、艺术体制、艺术世界、阐释共同体等范畴中。这些范畴的内在构造呈现出戴维森所批判的图式-内容二元论的症候，其实质是我们在阐释文学艺术时理论的过度和膨胀。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与那些持有 “反对理论”的文学实用主义者们，诸如纳普、迈克尔斯持有相似的立场，他们共同反对基础主义。

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所论及的主题，并将戴维森对文论研究的启发工作放置到国内外分析文论的整体建设的背景中进行评估。戴维森的启发工作有益地补充了当前文论的基础建设，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文学语言的意义、意图的观点，以及将他关于概念相对主义的批判用于诊治艺术约定论。从这些方面来看，戴维森对文论的启示推动了分析文论在未来的发展。

                  后记

福柯似曾言，文字似那渐渐消失于流沙间的面庞，我却期待，在流动的世界中，自己的面容能因此时此刻的文字而驻留。现在回望，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选题像是两副不可能重合的面孔，包括我自己在内，很难想象，一个不断坚持探索着“自我”的人，一个在经验世界里体验着、困惑着、感伤着、挣扎着的人，也能做这样一个完全“无我”的题目，它脱离经验，无涉情绪，掩藏感伤，但不是说那里面真的没有挣扎。

做戴维森实属偶然之中的偶然，但如今我却感恩这种奇特的学术情缘。我在硕士论文后记中曾许诺，想要继续做社会思想史方面的题目，希望藉此消弭自己在书斋中的沉闷气。因此，初来华师大，我很快就融入到这边对思想史探讨的浓厚氛围中。但其中一个微小的事件改变了我，蝴蝶羽翼翩然之间，造就了我今时的学术路向，甚至也画出了未来继续前行的路标。这个事件便是跟随王峰老师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一开始，我只是听从朱老师的安排，打算在其中滥竽充数。渐渐地，我却成了课上最爱插嘴的学生。再渐渐地，我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研究》而主动阅读了相关的英文材料，可说除了维氏，我从未如此倾心地阅读一位思想家，更别说还要啃难以下咽的英文文献了。想当初，我本是狐狸型的书虫，优哉游哉，全无计划，但却因为维特根斯坦这番阅读际遇，让我开始收起心性，变得有了些许刺猬的模样。饶是如此，我从未想过以维特根斯坦为毕业论文题目，更别说比维特根斯坦更为正统的分析哲学家戴维森了。即便随着阅读维特根斯坦，我知道了一些分析哲学家的名字，有好奇也有些兴趣，但我断然难以想象自己会舍弃硕士期间的知识背景，冒险去尝试他们之中任意一个。

整个2014年是我生活和学习中最困顿迷惘的时期。生活中的困顿在此不再回首，在学术上，我既不想回到当初的思想史路向，因为似乎已经回不去了，但往哪里走，我也没有打算。我硕士期间曾是那样坚定地怀抱着自己的兴趣点，不曾想读博不到一年，心境就已然沧海桑田，那些沸腾的想法就像秋天的落叶那般枯败，再也无法回到夏日生长时的绚烂。到博二上学年，周围有同学已经写出了毕业论文初稿，大多数同学也定了题目，我却还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此期间，朱老师悉心为我拟了好些题目，有的题目是我感兴趣的，但由于已有师弟打算做，我就错过了；有的题目对我来说却不那么合适……在几番替换之后，朱老师给了我戴维森的文学理论这样一个选题。那时候我心里完全没有底，虽然知道戴维森是谁，写过有关隐喻方面的论文，但从未真正读过他任何一篇论文，也不知道怎样下手进行。

在敲定戴维森文论做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时，离我开题只有一个多月。当时，我在亚马逊上花了近三百元买了平生第一本英文文献，那便是我论文中出现最多的Literary Theory After Davidson。如今回望，这样一个选题是多么偶然啊！但这偶然之中又有必然，生活中的旋涡让你不由自主被抛进去。首先维特根斯坦让我拐了个弯，然后随着这个弯，我又继续拐，拐到了戴维森，拐到了如今仍然不精通但又有许多收获的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领域。旁人看来，分析哲学逻辑性强，但也枯燥琐碎，并不适合文学研究。然而，自我并非是一种自我设计，而是通过许多偶然和他者来刺激，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这既是我自己的故事，也是我试图讲述的文学理论的故事。分析哲学能带给文学理论，包括带给我自己什么呢？我想，于前者而言，是刺激、反思、诊治；于我而言，是智识上的清晰。即便戴维森如此枯燥、晦涩，对我来说曾举步维艰，但却也给我机会历练，令我成长。可以说，华师大的这几年，是我人生当中智识上收获最丰富的阶段。如今回首，我只有感恩。

首先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导师朱国华教授。若不是朱老师常言要尊重“客观性真理”，我可能还沉湎在主观之中，没有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我不可能真正地扎进分析哲学中；若不是博士一开始朱老师就带着我们一字一句地细读英文文献，我可能还只能“雾里看花”地做西方文论，这样一来就不知道跟真理隔多少层了；若不是朱老师教诲我要立志高远，即便在读外国人的材料时，也要有主体性不能盲从，要有自己的批判精神，那么我至今仍不会有自信在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其他学者争辩。而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从拟定选题到文献收集，再到大纲的拟定和修改，都无不浸染着朱老师的心血。在这几年，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在找工作的关节处，朱老师都无私慷慨地提供了诸多帮助。朱老师在提携后进时，是如此不遗余力；在提炼学术问题时的眼光，又是如此敏锐，他总能针对我们各自的学术志趣，引导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道路。这方方面面都感染着我，让我知道日后如何为师为人。为学和为人是牵连一体的，因此我书写理论的态度也带着我的人生态度。以前的我总执着于“我”能说出什么，现在我认为，能踏踏实实地填补一点空白，把智者的思想客观地呈现出来，而把过度的主观情怀藏在纸面背后，这是对我而言更适合的治学方式。这丝毫无损作者的主体性，相反我以为，这是主体性展开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治学态度的转变，自朱老师的教导始。

其次要感谢的人是王峰教授。在参加《哲学研究》读书会的这两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以前我读书虽多，但都是过眼即忘，正是从读《哲学研究》中，我开始学会踩“点”而行，其好处是，即便过去许久，我也能即刻把握到《哲学研究》的“要点”所在，而这些“要点”触目之处，就是珍贵的学术问题。并且，在与王老师的对话中，他细致清理问题的习惯也为我吸收到，使我的思维由打碎的万花筒似的碎片，渐渐连缀成串，学会如何组织问题和分析问题。犹记得当初在读书会上所受的思维训练，当我们都容易陷入某种搭花架子的粗线条的思维惯性时，王老师显微镜式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一剂诊治我们理论病的良药。他的这些思维上手把手的传承，令我十分感激。我日后只有投身于这门略显偏冷的学问，才不辜负王老师的一番栽培。

另外，我还要感谢许多给我提供帮助的师友。感谢硕士导师赵静蓉教授，是她引领我进入学术殿堂，并促使我将西方文论作为一生志业。她纯粹、善良、感性、热情、上进，是我的楷模。感谢在开题报告、预答辩和答辩时，方老师、竺鸿波老师、朱志荣老师、汤拥华老师、朱立元老师、杨文虎老师为我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进一步改进。尤其是汤拥华老师，他是研究罗蒂的专家，对戴维森的哲学思想也十分谙熟。他在细致地阅读过我的论文初稿时，帮助我审视其中的第六章论述戴维森与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对话时的乏力和不清晰之处。由于时间仓促，我意识到这部分思考尚未成形，所以在吸收汤老师的意见之后，我在成稿时暂且将它去掉，以待日后我的思路更清晰时再补充上去，对论文做进一步打磨，不辜负汤老师的悉心指导。 

除此之外，我还要一并感谢我的盲审专家和明审专家，正是他们客观、公正、细致的评阅，我才能顺利进行答辩。在返回中的意见中，有许多意见对我来说相当具有价值。比如朱立元老师专门就我文中显示出的“本真的戴维森”偏向指出，理应将戴维森放置到实用主义的阐释视阈中，以求在评价他的文论时更为客观、持中，并显示出开阔的理论视野。金雯老师则从文章结构和论述的细节上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她认为，我在论述三个文论主题时的关联还可以加强，并且，在关于戴维森最有特色的“第一意图”如何运用到文论方面，还需要作更细致的探索。其中一位盲审专家，建议我直接从文论视阈，而不是由戴维森来介入文论，这样戴维森对文论的价值方可得到更客观精准的评估。可以说，正是由于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论文才有了现在的样貌。

写作戴维森文论时我常感到苦涩和力不从心。正是围绕周遭的朋友们，让我度过那段时光。感谢师弟唐铭，唐铭跟我有许多志趣上的相投，又善良纯粹。由于我们都属于半路出家自学分析哲学的人，知识背景相近，面临困惑相似，心境也相似，所以能在艰涩地啃读分析哲学过程中互勉互助。我去年年底在学校撰写论文的关节处，唐铭更是为我备了许多零食，让我十分感动。感谢师弟丁文俊，我们在数个寒暑假相互为伴，他常常向我推荐许多西方前沿文论，我们还曾一起探讨我们都喜爱的本雅明和阿多诺。他到法国期间还经常主动帮我拍摄外文文献，十分心宽友善。感谢同门苏李，我们一起入门，相互砥砺相互关怀。感谢小师妹李佳念，佳念美好善良，在我论文写作压力最大的时刻，主动陪我去诊疗皮肤炎症，还时常听我各种吐槽。感谢朱门一众友人，王嘉军师兄、吴洋洋师姐、柏愔师姐、叶娟娟师妹、聂世昌师弟、马骁远师弟、吕东师弟、吕峰师兄、周键师兄……感谢2013级全体同学，高吉国、王蓓、章朋、孟凡生、谭玉龙……

我还要感谢我远在广州的好朋友肖雨竹和朱晓敏，虽然我入沪四年，你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各自繁忙，但都从不吝关怀我，使我最迷惘时仍怀抱希望怀抱梦想，最孤独时仍感到温暖。

感谢我的父母。养儿三十余载，还未反哺，我内心对你们有亏欠。感谢我的先生李。读书七载，跟从我辗转四川、广州、上海，对我无尽的爱护，成全我最想做的事。这篇论文，献给你们。

我一直想找到自己书写理论的特有样式，我希望最好的理论是个结晶体，就好像《三体》里面的智子，内蕴小宇宙，能舒展开来又蜷缩回去。如若要赋予她一个形态，我要说，最理想的做理论的方式是，能在细若发丝的问题中，仍掰扯出三段，若针尖对麦芒，它是寻找到某个独异性问题，就像我们每个生命体那样，是如此不可替代。我本意是将戴维森可运用于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都扫描一番，不过，由于撰写时间仓促和能力有限，我只能拿起一把剪刀，裁出其中一个小角，希望在之后的几年中，能裁出更宽的角。另外，我还想继续与维特根斯坦的缘分，做一做维特根斯坦美学方面的工作。希望在未来我能渐渐达成这些心愿。

 另一方面，我又明白，未来或有许多未知的变数，或许会面临更多的困惑乃至风暴。就像我在论文中所书写的，理论的承诺常常是有限度的，希望自己能直面困惑，在风暴中仍舒展自如，在粗糙的大地上好好生活……

   张巧  写于2017年春夏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