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做科研？
为了谁做科研？
科研的价值怎么判断？
这些问题你思考过吗？
对于用中文发表论文，反对的声音似乎要大于支持的声音，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要求科研成果发表在中文学术期刊上，这会严重影响国际学术交流，并不可取。当下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的过程中，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以中文发表研究成果不符合国际潮流。以中文发表研究成果，将会把中国学术界与世界隔离开来，其坏处一目了然”博友Claim的评论：“当我们科技还没法叫板西方的时候，就必须接受ENGLISH为第一科技交流语言。”
“（文章）要不要用中文发表，我个人看法，恐怕没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想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作为科学家，没有任何选择。让大家把最好的，甚至一般较好的文章都发到中文刊上，短期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建立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和双一流建设大学，再自信都是没有希望的”
对于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决定：从2019年起，要求院士候选人10篇代表作中，至少有一篇发表在中国优秀期刊上！反对意见认为“出台这种规定，本身就是没有自信没有尊严的表现”（博友Skydoom的评论），并质疑：“通过这种手段干预或者说胁迫作者发文合理吗？”（博友禹兴海的评论）
还有一些激烈得多的评论，有的已近乎骂街，这里就不引述了。
也有一些正方评论从国家战略、科学价值观和科学社会学角度出发，陈述了中文发表论文的意义（博友ep4h、蒋大和、赵建民等的评论），很有见地，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进一步阐发。
在博文的评论互动环节，我们表达了几层意思：
1.当今科学已经不单纯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事情，已经是国家战略，重视中文发表论文是国家战略的体现，支持中文期刊、中国期刊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2.中文期刊并不影响学术成果的优先权，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期刊对中国学者取得学术优先权不仅没有根本影响，而且有先天的有利条件；
3.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的决定是促进民族科学体系完善的制度安排，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
4.当下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学术环境造成了故意排斥中文刊、中国刊，故意不引用、不投稿、不评审的不正常状况，这是亟待改进的。
科学职业化是最近100多年发生的事，此前，科学是贵族的一种业余游戏，玩这个游戏的人是需要有闲、有钱的。他玩他自己的闲钱，怎么玩别人管不着。科学怎么就变成一个职业了，在这里不多闲扯这个问题，重点谈谈作为一个“职业”怎么才能玩得转！
既是一种职业就需要成本和投入，有投入就要有产出，这里的产品当然是科学成果、科学知识，论文是产品的一种体现形式。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形成投入-回报机制，这个“职业”才能玩下去！
问题来了，这个产品卖给谁？价值谁来确定？显然，这个价值不可能由科学共同体自己坐地起价（所谓“业内承认”），需要买家认可（所谓“社会承认”）。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科学工作者必须去向公众解释、宣传，求得认可和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邻居日本要由政府出马，搞一个“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以实现科技创新立国为目标，促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全过程的研究开发；营造包括促进科技信息流通在内的科技振兴所必需的基础环境”，整体规划科技发展，协调科技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让科技落地。
看来，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在为什么做科研?为谁做科研这个问题上还不甚了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科研职业化还没有完全走上正道！中国的纳税人肯定不会苛求科研工作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方向正确应该是基本要求！但目前相当一部分科研工作恐怕并不能得到纳税人的认可。说得严重一些，有些科研文章其实只是钻了科研体制的空子，成为混饭吃的饭票！从SCI换到的饭票面值高、好使，便有趋之若鹜的势头！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发表在中国期刊上、用在中国社会建设中是一个中国学者不能质疑的声音！我们的“消费者”不认可，我们的职业就玩不下去！立志攻克国际难题是少数人的事；解决国内重大需求是大部人的事，应该是大部分人的科研出发点。
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影响力这种说辞很像是一块遮羞布，似乎也是唯一一块能用的遮羞布。
2016年中国制造期刊论文数已经接近100万篇，SCI论文也达到30万篇的规模。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一，SCI论文数也已经坐二望一，其中化学、物理、材料学科的文章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试问，我们是学术强国了吗？我们开创学科方向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又有多少？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工作已经过去了40年，下一个诺贝尔奖在哪里？
要以SCI指标判断，我们蛮可以沾沾自喜，论文数与高被引论文数都同步增长，稳居世界第二把交椅，但中国的科技水平真的到了坐二望一的境界？我们的能源、环境、健康、高端制造等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领域是不是都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了？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占领国际学术制高点永远是少部分人的事，攀登科学高峰不是打群架，从来不是人数的比拼、不是文章数量的堆积！其他因素姑且不论，我们总得承认天赋的差异，大部分人生来就不应该被赶鸭子上架，去攀什么国际科学高峰，而横尸成为垫脚石，应该在国民经济主战场发辉力所能及、利国利民的作用。
很清楚，我们科研的“消费者”是中国纳税人，不是爱思维尔、不是斯普林格、不是PLoS、不是SCI。现阶段那么多人自己花钱为国外期刊、数据库、服务商打工，事出无奈，情有可原，但如果还振振有词就匪夷所思了！在SCI发论文的的自信似乎并不值得炫耀！我们有不少学者在讨论社会治理时经常会提纳税人的意愿，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应该具有同样的态度！
在科研评价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考察研究日本的科研评价体系。日本的科研评价已经成为统一价值观后的一种职业行为，而不是假手他人。
2014年6月，李亚栋院士等给中国科学院上书，建议“创建‘科技文献中文摘要（CAST）’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信中写道：实现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转化是体现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欧美发达国家因英语文献的原因，在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方面形成了特殊的优势，我国虽然科技论文已居世界第二位，但科技成果在促进企业新技术发展方面收效甚微，这与我国绝大多数科研创新成果以英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不无关系！
李亚栋等人由此建议，多部门合作，共同创建“科技文献中文摘要（CAST）”在线服务平台，方便我国企业界广大科技人员和行业能工巧匠及时、方便地吸收国际科技新发现、发明新成果，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李亚栋院士在信中对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如果操作都有很好的建议。认为英文发文章天经地义的学者对中小企业技术人员难以及时、便利地获取研究成果的尴尬状态应该不是有意漠不关心，只是并不了解吧！
根据科学院领导的要求，科学出版社组织队伍认真研究了CAST工作方案，由于工作涉及面广、人力物力投入大、工作内容复杂，这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落实，恐怕也非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能够胜任，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科研工作接地气方面，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的邻居日本。
首先，对于科研选题的价值取向，日本学者能够做到以我为主，而我们还有严重的跟风行为，我们经常不是从国计民生需要、“消费者”需求去设计选题，而是习惯于在外国人的文章中去寻找选题、去拾遗补缺或锦上添花，在科研的初级阶段，这样的模式还情有可原，事实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科研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但时至今日，我们都已经以科研成果的“老二”自居了，再这么做情何以堪！坊间有说法，中国开国际学术会议外国专家要三请四邀才来，而日本人开国际会议，外国人常常不请自到，很耐人寻味！
其次，类似李亚栋等人建议的CAST项目，日本人早已经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JST开发的日本科学技术信息集成系统J-STAGE除了向全世界即时发布日本科学技术研究的杰出成果外，还组织日本国内语言专家与各学科专家合作，高质量地将世界最新科技文献即时翻译为的日本语言文字，使得不通晓他国语言的科技工作者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
显然，日本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从研究人员到工程技术人员、从研究机构到工程企业之间有着协调机制和互动机制，而我们在研究机构与工程企业之间的鸿沟尚待各界齐心合力，加速填平！比如可不可以从简单的做起，我们的英文刊也加个中文文摘？
文章最后再引述一次欧阳钟灿院士在“第十三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主编（社长）沙龙”上的呼吁：“改变科研评估规则，真的是时候了！”。
【图文转自】科研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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