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科曙光总裁历军
老子说：“吾有三宝: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当今看来，这样的思想或许过于消极保守。毕竟，哪一个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创新不是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始的呢？
然而，持此论者，多是未能看到“为天下先”背后付出的巨大坚持和隐忍，以及所需承担的孤独和风险。
2001年，年仅33岁的历军被“曙光一号”之父李国杰院士“钦点”为曙光集团总裁的时候，他并不情愿吃下这个螃蟹：“当时曙光需要人，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我都没接受，最后他下了死命令，只好迎难而上，”历军说。
这并不是谦辞。
壹
叫好不叫座的国产高性能
计算机
如今的曙光风光无限，既拥有国家“863”计划重大科研成果的光环，、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主管部门，2011年上市以来股价更是一路狂奔，。
鲜为人知的却是，为了磨出国产高性能计算机（HPC)这把剑，曙光已经默默耕耘了22年。
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上对中国实行大型计算机的禁运。由于国家勘探石油必须要有超级计算机支持，经过多番周折终于从国外购得一台。但是依照合同规定，这台机器只能用于模拟石油地质构造，而且使用时，机器必须封存在玻璃房子里，由该企业派过来的外国人来操作。“80年代超级计算机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装备，其意义几乎可以和两弹一星同台比较，”历军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李国杰主持了中国首台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发工作，并于1993年10月成功研发出“曙光一号”，结束了我国无高性能计算机的历史。1995年 5月，曙光1000研发成功，每秒运算速度高达15.8亿次，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图为曙光一号
然而，曙光的HPC在市场上却是“叫好不叫座”。尽管比IBM、HP、SUN等功能近似的产品便宜很多，但在95-97年两年间，曙光一号、曙光1000分别仅售出三台，国内的用户似乎对国产HPC信心不足。
1997年春节前后，李国杰通过个人关系说服铁路系统将曙光计算机作为备用机，放置在哈尔滨市巴彦县三间房火车站。由于当地使用的IBM机器出现故障，维修人员迟迟不能到位，紧急情况下只好使用了曙光的备用机，结果运行效果出奇地好。
这件事之后，曙光名声大振，。当年，，曙光在招投标过程中打败了包括IBM在内的所有对手，一次中标了价值六百多万元的订单，这也是当时曙光最大的订单项目。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最终与曙光擦肩而过。对此，李国杰至今仍耿耿于怀：“我一肚子火，。”
贰
负重前行的“修道者”
他是一位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修道者”，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国家。。
这位亲手布局并缔造了“曙光”和“龙芯”两个计算机领域国产高技术品牌的老者，尽管他个人的命运随着建国初期社会剧的烈变迁而飘摇起伏，但每一次当国家的责任摆在他面前，他都二话不说，一肩扛起。
李国杰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教师家庭，自小聪明、好学，心气也高，立志成为国家栋梁。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给正在发愤读书的李国杰不小的打击。虽然李国杰在高考中取得了556分的好成绩（满分为600分），但却因为是“右派”的儿子，不能被重点大学录取，而是被分到了刚组建不久的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入学不到一年时间，又遭遇学校停办，被下放到冷水江钢铁厂劳动，成了一名火车维修工。
1962年6月，李国杰从钢铁厂得知，下放学生可以继续参加高考，但那时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星期了。他抓紧这一个周的时间，每天复习一门功课，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但是，命运又给李国杰开了个“玩笑”。，还没毕业的李国杰被提前分配下放到贵州的一个农场接受改造。“那个时候什么理想也没有了，我只想分到一个县的广播站去管喇叭或是管收音机，因为那与物理有关，” 李国杰回忆说。
网络资料图片
1978年，李国杰偶然听到消息，国家恢复了考研政策。他激动不已，经过匆匆准备就上阵了，在录取比例仅有1:20的情况下，他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夏培肃教授。1980年，美国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访华，要招一名博士研究生。导师想推荐李国杰去美国，而他却有自己的顾虑：“要是两年左右能拿个博士学位就去，如果长了，就不想去，我都30多岁了。”最后，在导师的鼓励下，已经37岁的李国杰毅然接受了这个挑战，前往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美期间，他平均每3个月就有一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发表，被同行称为“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5年后，42岁的李国杰学成归来，。在海外的经历，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美国计算机的速度在1976年就已经达到每秒二点五亿次，而我国80年代中期研制的“757计算机”每秒运算仅一千万次，这种计算机根本已无法走向市场。这种差距深深刺痛了李国杰的心，他暗暗下决心：必须迎头赶上！
图为夏培肃院士（1923.7.28—2014.8.27），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母”
叁
向死而生，是以为天下先
1990年3月，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成立，李国杰出任中心主任。当时的中国缺资金、缺人才，有的只是一腔报国热情。李国杰在中心门厅挂出一条横幅：“人生能有几回搏”，以示自己誓不罢休的雄心。
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李国杰带领几个人在美国“插队”，不到一年时间，就成功研发出“曙光一号”，整个过程只投入了200万元经费，比起西方动辄几亿、几十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简直是九牛一毛。
更重要的是，“曙光一号”的问世，打破了国外IT巨头对中国信息技术的垄断：曙光诞生仅三天，西方国家便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然而，突破西方的封锁并不是李国杰的目的，他给自己提出的是一个更加宏伟、更加困难的选题：要把中国的自主技术产业化，让中国产生出IBM、惠普、思科这样的国际计算机产业巨头。
资料图片：李国杰主持“曙光一号”研发
对于李国杰而言，取得技术突破并不难，最难的是公司经营问题。据《中国科学报》2013年报道，“曙光”研发成功后，李国杰最初是希望与其他公司展开合作，将技术成果交给某个企业实现产业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曙光”的技术却面临无人接手的窘境。李国杰做过多方面的尝试，甚至包括在香港借壳上市，但均没有成功。“我们有毫不动摇的决心，但是如何产业化？现在想来，最初真的很幼稚。
“企业家要有很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他所应具备的素质，跟学者完全不一样。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李国杰说。
图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国家的使命也在召唤着李国杰。90年代中期以后，。据《计算机世界》当年报道，从1994年起，。但是，这一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99年12月，李国杰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计算所所长，以使该所的管理工作重回正轨。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国杰找来了加入曙光仅仅四年的历军，要求他担任曙光的总经理。历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根本做不了。”
李国杰让历军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几天后，见历军不改心意，他干脆下了“命令”：“我们已经决定了，曙光需要一个懂技术的人来管理，你就放心尽力去干，我保证三年之内不换人！” 就是这样，李国杰把曙光的未来交给了历军，自己回到计算所，扛起这挺国家交给他的“十字架”。
图为历军（右）与VMware的郭尊华一起吃重庆小面
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曙光先后经历了重组、迁址、市场竞争骤激等多次困境。每一次，历军、曙光高管以及他们背后作为计算所所长的李国杰，都是倚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来冲过难关的。
例如，当年曙光的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种种问题，急需改革。在历军上任之初，就曾出现过核心部门负责人带领整个事业部跳槽的情况。历军果断换帅重组了该事业部，并很快研发出国内首创、世界前沿的新产品TC1700服务器。在公司与投资人出现重大分歧的极端情况下，高管们甚至每天揣着辞职信上班，随时准备破釜沉舟。天津基地成立后，历军立即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对公司进行股份改革，实行骨干员工持股制度，彻底地解决了“钱归谁”的问题，健全了利益分配机制，为曙光未来十年发展奠定了基础。
刚刚排除了“内忧”的曙光，面临的却是“外患”：短短几年里，包括联想在内的国产服务器厂商纷纷入场，已经把国产HPC领域从“零的突破”推向了市场竞争的风口浪尖。针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历军亲自参与竞标，了解客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改良产品和服务，最终连续打赢多场胜仗，使公司赢利走上正轨。
肆
“学院派”基因
，联想与曙光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不过，在历军看来，二者的差别是巨大的，是“基因”的差别。
“联想这些前辈们，创业初期做过产品分销、做过代理，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贸易基因。而曙光一开始就是由从研究所里走出来的一帮科研人员搞起来的，我们了解技术喜欢技术，除了技术我们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技术这条路，”历军说。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曙光也没有放弃技术研发。2000年左右，服务器市场的主流技术路线是服务器系统集成。简言之，就是购买设备组装，通过软件优化协调，使各个独立的设备相互关联。曙光内部也有声音支持走服务器系统集成路线，而历军则力排众议坚持开发“更有想象力的”超级计算机产品。
与存储密集的服务器产品不同，超算的特点是运算密集，在复杂运算时有更高的效率。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服务器是公共汽车，可以以较慢的、稳定的速度同时为很多人服务，那么超算则是F1赛车，一次只能把一个人带到目的地，但速度奇快。
示意图
2004年6月，运算速度达10万亿次每秒的曙光4000A成功推出，标志着中国高性能计算机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名。曙光的发展也很快进入了快车道，销售额从2004年的2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7.5亿元，其HPC产品分布于政府部门、超算中心、互联网、教育、能源、气象、游戏、地震、生物信息等各个领域，并以稳定性、灵活性著称。
2009年以后，曙光更是保持了中国HPC市场份额的持续领先。然而，领先于强敌的成功并没有干扰历军的对技术发展前景判断。对于IBM等国际巨头的动向，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以后硬件可能就是白送给你，或者卖白菜价。高附加值的一定是服务业务。单靠硬件打天下的时代即将过去，IBM卖掉硬件业务就是铁证，”他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那是谷歌正式提出“云”概念的第三个年头。
彼时，， “云”这个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种自然现象。
2010年开始，历军要求曙光从纯粹的硬件制造商向存储、服务器、解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方向转变。洞悉到云计算将成为未来的趋势。2011年，曙光发布了全国首个100%自主研发的云计算操作系统Cloudview1.0。在以后的几年里，Cloudview历经多个版本演进，成为目前国产云计算操作系统领军型产品。
图为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HPC China 2017）2017年10月发布HPC硬件市场份额的数据
拥有了服务器和云计算，大数据应用几乎是水到渠成。2009年至2017年间，曙光在全国建立了40多个云计算中心，广泛应用在政府、银行、社保等公共领域。2015年到2016年，又陆续推出了“数据中国”战略及“数据中国加速计划” ，旨在通过推进“城市云品牌连锁加盟”和政府、科学、工业、安全“四个大数据”的布局，构建覆盖全国百城百行的云数据服务网络。近期，, 开发了全球首款人工智能服务器产品，进一步为其“数据中国”战略夯实技术基础。
以技术带动市场，尽管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研发，但收益很可能是遥远的。对于这条道路，历军并没有丝毫怀疑：“坦率地讲，在中国靠技术带动市场，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困难和挫折不是由于我们选择的道路造成的。曙光这么多年专注专业，顶住诱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持续耕耘，这是我们企业的基本战略；不用太花哨的说法，我们就会干这一件事，把一件事干好就行！”
伍
走出国门
2015年曙光参加ISC15大会
2015年7月，曙光在法兰克福的ISC15大会上面向全球发布了“Open&Invest”国际战略，标志着曙光正式进入国际市场。针对亚洲、欧洲、非洲、北美、南美的不同市场情况，曙光都制定出了对应的发展策略。
例如，在欧洲，由于市场格局和用户习惯都比较稳定，曙光的策略是与当地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通过硬件产品逐步培育市场。目前，曙光已在土耳其、法国等多家电视台赢得了OTT项目的硬件平台建设项目，逐渐在欧洲市场稳脚跟。
“现阶段我国的信息技术服务，诸多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领先。以超算为例，我国太湖之光在计算速度上领先全球。而以联想、曙光为代表的超算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份额也越过了美欧，”历军说。
目前，曙光正在积极配合国家战略部署，在南美、非洲等地通过合作援建等项目，参与当地发展建设。
今年2月，曙光、曙光易通、云南能投等单位还共同组成了智慧城市考察团，赴老挝考察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双方已就中国企业参与老挝巴松新城（副首都规划）智慧城市建设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图为中科曙光近日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服务器“Phaneron”，搭载了20枚寒武纪AI芯片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铁、核电的“走出去”，“中国制造”在国际社会中被赋予了高科技的新内涵。那么，信息技术服务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呢？“这个是很有可能的，甚至已经逐渐在实现中，”历军说。
一方面，全球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全球市场对信息技术都有广泛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我国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信息化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高品质、互联互通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将加速形成国家互通发展的“虚拟”高速公路。
“未来，以曙光为代表的中国超算企业，也将持续打造‘中国超算’的靓丽名片，为中国的信息化产业代言，将中国顶尖的信息技术和经验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历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