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第4年换导师、第8年发表第1篇论文: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曲折科研路

撰文  元元

还记得那是 2009 年的 9 月 10 日，那天正好是教师节，到机场送我的家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却没有一滴眼泪。想着艰苦奋斗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拼 GPA 考 T 考 G，终于如愿以偿地要去美国圆梦了，当时的我更多的是兴奋。给我全额奖学金念博士的学校坐落于美国西海岸的 A 州，并非超级大牛校，在美国生物医学排名大概也就 50 名左右，但对于一个从国内第 10 名左右大学毕业且并没有多少科研经验的本科生来说，我已经超级满足了。

初到A州

初到海外，全仰仗中国同胞的帮助。出国之前，我提前在留学论坛上找到了一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给我们接机的则是当地学校的两个师兄。找到房子之前，我和室友在一对中国师兄师姐的家里暂住了很久。

刚到美国的我，真的有各种不适应。除了要习惯特别毒的太阳以外，光是时差，我就倒了将近一个月。大概是深受出国考试之苦，来到校园与老师同学交流之后，我感觉一下子进入了托福听力和口语场景中。还没来得及完全适应这个崭新的环境，就已经开始忙于繁重的课业和实验室轮转了。

相比上课来说，选到一个又好又牛的导师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我太固执，为了选牛导师，光看实验室最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并没把师兄师姐的忠告听进去，总觉得自己足够强大，能克服各种困难。再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在定轮转实验室之前并没有向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好好了解一下情况，我的前三个轮转的教授要么是太变态，要么是太忙没空管学生，要么是人品有点问题 。经历了三个都不甚理想的轮转以后，面临最后一次机会，我已不在乎实验室之前发的文章了，只想选一个口碑偏好的。最后我选择了一个听说人很好的美国女教授，也在轮转之后顺利加入了她的实验室。

实验室并不大，做实验的主力除了我以外，就只剩下三个分别来自美国、韩国和印度的博士后。顺顺利利地做了将近一年的课题之后，导师要把实验室搬到 B 州的另一所大学去了。其实在我轮转之前，导师早就告诉我她正在考虑要不要搬到 B 州去，但当时还没有定下来。实验室的其他博士后因为家庭原因，都选择留在了 A 州，而我则成为了唯一一个跟导师一起搬到 B 州去的实验室成员。

B州雪景

2011 年的夏天，我正式来到了 B 州。如传说中的那样，我在 B 州的第一周也因高海拔流了一次鼻血。除此以外，为了适应干燥的天气，加湿器也从此成为家中必不可少的电器。B 州还是一个有名的滑雪圣地，可惜在这的 6 年，我只滑了一次雪。

所有跨州搬家的实验室一般都至少有一到两个月是做不了任何实验的。来到 B 州之后，除了处理一些必要的转校手续和在实验室帮忙搬家以外，我开始了漫长的博士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关于这个考试，我其实在转校之前就有两个选择，一是在 A 州的学校参加，这样我的学籍会一直保留在 A 州的那所大学，每年开博士答辩委员会（thesis committee）会议的时候还得回 A 州参加。第二个是来到 B 州之后再考试，这样最后的博士学位就是 B 州的这所大学授予的。考虑到 B 州学校的排名跟之前的差不多，同时也为了省事，我做了第二个选择。

其实 B 州的博士资格考试要比 A 州的那个更难，因为要写的提案（proposal）必须在课题领域之外。我事后才听说，考试期间师兄师姐给的反馈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初来乍到，除了一两个教授以外，系里一个学生和博士后都不认识，这也为我之后考试的不顺利埋下了伏笔。准备考试期间，我其实真的很用功，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接近 14-16 个小时，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埋头读文献，缺少和有经验的过来人交流。于是，本应该在三个月内结束的考试，结果我硬是花了将近四个月之久，因为每一次将我写的提案向考试委员会（qualifying exam committee）的教授报告之后都被要求重新修改。

还记得那是 2011 年 12 月的一个早上，我汇报完以后，在门外等待教授讨论最后的考试结果。那时的我还自信满满，对能否通过考试并没有抱任何怀疑态度。可当我被招进房间以后，听到的却是晴天霹雳的恶讯。我的考试委员会对我最后修改以后的提案是满意的，但是对我达到这个效果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满意，五个成员中有一半想让我通过，有一半则不想，而他们最后做出的裁决是“不通过”。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结果，他们就告诉我“不通过”这个考试的后果是我得离开我所在的系，这也意味着我会失去学生签证身份，必须离开美国。

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是不敢想也不能接受的。就在 2011 年的 9 月，我老婆刚从国内辍学来美国陪读，正准备申请 B 州的博士，如果我失去了学生签证，我老婆就会失去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那个时候，我们想过，能不能去跟系里商量一下，让我再念一段时间拿了硕士走人，也有想过，能不能去当地的社区学校挂一个学生身份。最后我和考试委员会的主席见了一面，抱怨了一些考试期间的不公正问题，也说明了我和我老婆的这个特殊情况。那个主席告诉我，如果我对考试的评判结果不满意，是可以写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提出异议的。就在我草拟这份书面申请的时候，主席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告诉我他和考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决定更改我的考试结果，从“不通过”变成了“有条件通过（conditional pass）”，而这个“条件”是，看我之后半年在实验室的表现以及到时候博士课题提案（thesis proposal）的书写情况。即便附带着一个“条件”，我还是如释重负。

考试之后排满了的日历

美国博士资格考试的一个规定是，博士生的直属导师是不能参与考试结果裁决的，但是资格考试之后的博士课题提案则是由直属导师来判定的。之前因为考试花了太多时间，我的导师很是不满，所以为了正式拿到博士生资格（PhD candidacy），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工作，重新赢得导师的信任。在之后的半年，我真的是废寝忘食，甚至连圣诞夜和元旦都在实验室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半年时间我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实验结果，我的导师对我的表现也很满意。我也顺利通过了半年之后的博士课题提案，正式成为了博士毕业生候选人（PhD candidate）。

之后的一年多，我的课题一直有不错的进展，可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突然被一件意外之事所打破。2013 年 4 月的一天，我的导师在听了我汇报的一个她本不希望我做的实验之后，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对我一顿批评，说已经受够我了，要向我的博士答辩委员会反映我的问题，还说以后不会再任由我支配自己的课题，必须由她来指定我做她安排的实验。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有点措手不及，我的好朋友劝我说有可能是我的导师进入了更年期，所以情绪突变，让我先缓一缓，不要跟导师对着干。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不断地道歉，希望得到导师的原谅和失去了的信任。但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从一个已经离开实验室的技术员那里听说，当年我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后，我的导师回到实验室以后，很开心地通知了那个技术员，似乎像是赢了一场胜仗一样。这个小道消息之后还被考试委员会中的一个教授证实了，原来在裁决考试结果之前，导师对考试委员会说了我的坏话。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已经无法再尊重我的导师了，也开始考虑要不要换实验室。

我当时首先做的是寻找新导师。我的首选是系里面一个我特别崇拜并且尊敬的美国男教授，也是我之前博士资格考试的委员会主席，他还是我当时博士答辩委员会的一员，所以他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我约了时间和他聊了我的情况和想法，他告诉我说他有钱招人，但劝我保留着不更换实验室的态度，因为我现在表现良好，再过 2 年肯定就能博士毕业了。我听了这个教授的忠告，在之后和包括我导师在内的答辩委员会一起开会讨论我和导师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轻举妄动。但是因为我的充分准备，每次导师在会议上对我无中生有的指控，都被我用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驳回了。在会议的最后，系主任问我，还想不想继续留在实验室，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因为从这个会议上，我已经彻底看清了我导师的真面目。我想即便苟且留在实验室拿到了博士学位，她之后或许也不会给我写很强的推荐信。开完那个会议，我前所未有地开心，仿佛像从枷锁中解放了出来，甚至我还和老婆一起去饭店吃饭，庆祝了一下。

博士毕业答辩

和女导师分道扬镳后，我顺利进入了心仪的那个美国男教授的实验室。其实在美国换实验室的博士生是相当多的，但是同系的教授一般都不乐意接受来自同系的博士生，因为一个系里的教授和学生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旦遇见毕竟会很尴尬的。而且换实验室一般都发生在博士阶段的早期，因为美国的博士体系规定，一旦更换了实验室和导师，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不能放到博士毕业论文里，博士课题必须从头做起。而我的情况则非常特殊，因为我是在博士第四年快结束的时候换到了同系的另一个实验室，所以留给我早一点毕业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了。对于愿意接纳我的男教授，我是充满感恩的，何况他还是之前听了我的诉说，主导了我博士资格考试结果更改的委员会主席。

虽然和之前实验室做的模式生物不同，我在换了实验室之后很快学会了新实验室的技术。在换实验室之前我就很崇拜我现任的男导师，因为每次系里开会，他总是能提出很犀利的问题。他不仅聪明，而且人还非常好，跟之前事事过问的女导师相比，他很信任我，放手让我去做我自己的想法，在实验室的 4 年期间，竟然没有一次主动问过我某一个实验的进展。举一个记忆犹新的例子，在换实验室之前，我跟女导师提出想去参加一个系里组织的免费的而且只有一天的小会议，但是女导师说这个会议跟我现在做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相关性，禁止我去。换实验室之后，每次我一有去参加学校某个会议的想法，男导师几乎从来没有反对过，以至于后来我去参加各种学校的活动都不用跟他提前打招呼。男导师也非常支持我去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即便是在我当时刚进入实验室还没有太多实验的数据可以汇报的情况下。

或许是遇到了真正懂我的并且赏识我的伯乐吧，我的实验进展非常顺利，而且还开拓了好多实验室之前并没有做过的研究方向。在进入实验室之后的 3 年，我的论文初稿就已完成，也于 2016 年 7 月顺利完成了博士毕业答辩。之后我留在实验室做了短暂的博士后，经历了论文的投稿，失败，再投稿的挫折，我的第一篇一作科研论文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发表于本领域的一区杂志上。由于我在课题中的主导作用，我的导师让我做了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我也通过我的博士工作，于 2017 年 6 月初顺利加入了一个顶尖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轮博士后。

跟教授相比，博士生绝对是弱势群体；而跟美国本土学生相比，我们国际学生就更弱势了。美国学生一旦觉得不开心了，能拍拍屁股走人；但是国际学生则不同，因为弄不好就得卷铺盖回国。拿换实验室这个事情来说，我的朋友圈中就有好几个已经换了实验室的，还有好几个考虑过换实验室，但并没有那个魄力的。对于换实验室，损失更多的肯定是学生而不是导师，因为学生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而导师通常能很容易找到别人来接着做学生留下的课题。

好多中国人的骨子里有怕惹事的性格。但是，我们国际学生一定要记住，我们至少还有系里和博士答辩委员会的保护，面对不公正对待的时候，该抗争的一定要抗争。如果你要问我这 8 年期间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除了娶了老婆以外，我的回答肯定是换了实验室并选择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想引用 Ben Barres 于 2013 年发表在 Neuron 的文章《How to Pick a Graduate Advisor》里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故事：“Most productivity occurs in the last 1 or 2 years of a PhD thesis and usually switching to a new lab, even after a few years in the wrong lab, does not delay a student’s graduation. Just think of your time in the first lab as a long rotation that beneficially added to your tr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