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同样适用。
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有了一个好的选题，博士论文就成功了一半。
什么才算是开拓性的选题？
简单地说，“开拓性”（ground-breaking）就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
“开拓性的选题”就是研究课题在材料、方法、或理论上具有创新性，研究结论具有颠覆性。
比如，清儒用《诗经》押韵和谐声字材料来归纳上古音的类别，陈澧发明用系联法处理中古反切用字来归纳声类和韵类，钱大昕得出“古无轻唇音”之类推断式的结论；再到高本汉藉33处汉语方言材料、用内部构拟法为《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类一一拟测（reconstruct）了具体的音值。
可能有人会担心，能研究的问题前人都研究过了，很难再找到新问题了。
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劫余录·序》）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如此。
有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去研究了，但如果换一批材料、换一种方法，还会发现新的问题。
比如代词的句内回指问题，乔姆斯基（Chomsky）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似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
黄衍翻查、调查了大量的语言（共约550 种）后发现，乔姆斯基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影响回指的除了句法—语义因素，还有语用因素。围绕着回指的语用问题，黄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格莱斯回指语用理论（两位创始人之一），成了“世界顶级的（理论）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
开拓性的选题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小而言之，可以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或议题，使之成为自己最擅长的精神舞台。黄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
大而言之，可以为学术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方法、创立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句法结构》（1957）发动了一场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革命。
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现代学者朱光潜说过：“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
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
衡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尚且看他精神生活成就的大小，衡量一个博士生的价值，更应该看他精神或学术生活成就的大小。
一般说来，博士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博士论文上，而博士论文的质量又和选题密切相关。
选题有意义，写出来的论文才有价值；选题无意义，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既然如此，要想使博士论文有价值，首先就要做到选题有价值。
和普通平凡的选题相比，开拓性选题容易做出有价值的博士论文。
其实，做博士论文不只是为了解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更高层次上的追求。
比如，为了证明个体生命的价值，发现生存的意义；冲破各种诱惑和迷惘，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
为了克服眼前生活的苟且，寻找诗歌和远方；在世俗的喧嚣中，从容不迫地安顿自己的心灵。
当然，还为了谋得一份既符合自己的志向、不损害内心自由与人格尊严，又能够保障体面生活和工作。
可见，开拓性选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利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成就一种有意义的学人生涯。
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了解前人；一个是了解自己。
了解前人，有以下几种方法：
盯住主流文献。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属于该领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经典著作，这些期刊、著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阅读这些期刊、著作，可以让初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当然，瞄准主流并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献，也不是不读非主流的文献，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献阅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多一些，对非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少一些。
盯住主流学者。主流学者是指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代表着当前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学者。
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除了前沿的术语、概念外，还有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在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时，除了关注它的正文外，还要关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参考文献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心观察主流学者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他们所列举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按图索骥”，以文献检索文献的方式，找到相关的文献，一篇篇地读过去。文献读完了，对主流研究的情况也就了解得差不多了。
盯住前沿动态。了解前沿动态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阅读主流文献、主流学者的论著、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等。
但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信息还比较零散；相对而言，《XXX年鉴》则可以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某一领域一年以来重大进展的情况。
以《语言学年鉴》为例，该年鉴始创于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过该年鉴，可以对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演变、类型学等）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情况有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认识。
通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了从事某种或某个开拓性选题研究的条件和能力。
但要真正做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思想家刘邵说过：“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志•九征》）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认识自己了呢？也不尽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你自己”。
从性格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性格的角度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
一类是沉潜者，性格内向、沉稳。性格不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适合研究的领域也不同。
“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文史通义•博约下》）；“高明者多独断之论，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换句话说，高明者善于从要点入手而迅速求索，适合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沉静者喜欢遵循程序而逐渐通晓，适合从事考据求索方面的研究。
从资质看，钱穆说过：“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
记得汤用彤也说过：二流资质选一流的题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结果；二流的资质选三流的题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结果。
如果觉得自己天资聪明，那么就做一流的题目；如果自认为天资不高，那么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题目。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切忌小本钱做大买卖。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开拓性的选题不见得都是好题目。
有些“笨”题目也可以做出好结果，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笨题目也具有开拓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语言学界的为例：有些选题比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如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等。
有些选题具体切实，不容易上升为理论，如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等。
有些选题看起来还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
但这些题目经过以上学者的打磨后，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变成了精品，甚至变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汉语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释否定词‘弗’‘不’》“不但本身的结论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开拓性”（朱德熙1989）。
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
当时，语法学界正在讨论汉语语法的特点：
和汤普森（Charles Li&Thompson 1976）基于类型学的视角指出：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语言。
申小龙（1986）通过研究《左传》主题句发现，西方语言的句子是焦点透视型的，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动词也就抓住了句子的灵魂；汉语句子是散点透视型的，句子不由动词组织的，而是“由简单明晰的时序和逻辑事理脉络贯穿的”。
范继淹（1983）发现，汉语句子的谓词前可以有多个NP，但不是每一个NP都和谓词直接相关。比如“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谓词前有三个NP（“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但只有“我”和谓词直接相关（充当施事），其他的都和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充当系事）。
这样看来，汉语句子的组织方式，似乎脱离了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控制。于是，我有了问题：这种句子是怎样组织起来形成句法上合格、语义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决心研究和搞清楚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解释机制。
为了便于研究，先简化一下问题：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
→a.这件事情我有意见。
→b.对这件事情我有意见。
→c.我对这件事情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原来不明显的关系逐渐凸显了出来。
“对这件事情”和谓语动词之间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意见”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语义依存关系。
这样看来，“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点：（1）状语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2）“意见”类名词有配价要求。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1985年，我跟导师倪宝元、王维贤先生汇报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当众夸口：要形成具有开拓性的硕士论文选题——《汉语句子中谓语跟状语的格支配关系研究》。
征得了导师的同意后，我开始动手考察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的句子。后来，受时间的限制，逐渐缩小了考察的范围，把重点放在了准双向动词上（如“来往、相识、交手、对立、服务、求援”等）。试比较：
（1）我经常和他来往→*我来往
（2）我去年和他相识→*我相识
（3）我明天和他交手→*我交手
（4）我一直和他对立→*我对立
（5）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服务
（6）我们向工人求援→*我们求援
（7）我们求助于老师→*我们求助
（8）我们受业于章门→*我们受业
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同现时，其中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
随后，系统地考察了500多个准双向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准双向动词研究》。毕业后，该文删节发表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继续沿着硕士的选题方向前进。
此时的目标是：解决汉语名词的配价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做了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的研究，比如“意见、感情”类。然后又做了现代汉语一价名词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词）、父亲（亲属名词）、面积（属性名词）”类。由于缺少后续的课题，无法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只好暂时搁下。和导师朱德熙、陆俭明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另起炉灶。基于先前对“坐着！”“听着！”类祈使句的调查与分析，我决定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冒进，也许会山穷水尽。
法国大文豪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
赶上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能不能有所成就，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想法（所谓仰望星空），能不能践行（所谓脚踏实地）。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
袁毓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恩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本文节选自《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大学教育，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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