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清退民办代课教师的步伐不断推进，这一群体的历史遗留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只要在搜索栏键入“代课教师”一词，“最美乡村女教师” 、“一师一生”、“乡村代课教师教龄30年月工资仅400 至今未转正”等等，一系列催人泪下的关键词句冲击着人们的眼球。
这时，不少网民就该发出救世主般的感叹了：这些代课老师太高尚、太伟大了！跟公办教师相比，他们的待遇也太差了，不公平！
教师编制给中国的教育体制竖起了一道行政垄断的“围墙”。编内的“懒人”理所当然地啃食着社会的租值，编外的教育从业者被神化为无私奉献的道德代表，地方财政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侵犯私有产权。现在看似“不幸”的民办代课教师，也许正是尚未卷入租值消散旋涡的幸运儿。
今年5月24日，：为一个诺言扎根深山四十年》一文，讲述了一位苗寨民办代课教师杨绍书的故事。民办代课教师群体是否正如媒体所说那般“唯道德至上”？这一群体为何长期“名亡实存”？国家的清退举措又带来了哪些后遗症呢？
一切就从杨绍书的故事说起。
代课教师的“人设”
代课教师是指当前学校中除了编制内教师之外学校雇佣的临时教学人员。自我国的代课教师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划归国家实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后的民办教师。
杨绍书是贵州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华山小学的以为民办代课教师。他是瓦房村几个苗寨里第一个迈进中学大门的人，本也可能是第一个走出这大山的人。
1976年，作为苗寨里的第一个初中生，由于家庭困难，还未毕业的杨绍书辍学回家，帮助家里干活。当时的雨朵区羊场公社书记彭正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给他提了个建议——在自家的屋子里，为10多户苗族同胞的10多名孩子办一个教学点。
1977年8月，16岁的杨绍书承诺在在村里办识字班。公社书记承诺由生产大队给他记一个劳动力的工分。1981年，公社把杨绍书转成了民办代课教师，每月领11.54元工资，比农民收入高。
4年后，1985年起,，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而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教师或公办教师不愿意去,从而导致这些空缺仍需要临时教师填补。
因此,这些像杨绍书的临时教学人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环境中继续扮演着这个特殊的角色———“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替代缺课教师的代课教师，二是补充空缺岗位的代课教师。从特征上看，他们普遍学历不高，不占用国家教师编制，由聘任单位（包括校聘、村聘、乡镇聘、县聘、省聘和企业聘等不同类型）支付工资，大都分布在贫困、生存环境恶劣的农村地区，以当地定居者为主。
杨绍书就属于第二种。瓦房村贫困落后的经济环境和长长的山路为引进公办教师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交易成本），因此，像杨绍书这样有一定文化的当地代课教师就成了乡村教育的首选。
1995年，成了华山小学的一名民办代课教师。杨绍书需要教数学、语文、汉语、苗语，在只有一个任课老师的双语教学点前后坚持了整整18年。
据悉，多年来，为了年幼的孩子们上学更便利，他带着镰刀、锄头，斩荆棘、刨石梯、搭藤索，给孩子们开出了一条小道。多年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带上工具对这条小路进行清理，还要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杨绍书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不畏艰苦卓绝的苗寨教学环境和待遇，为孩子们开辟苗寨的上学路，这些可谓是媒体上对民办代课教师极为常见的描述。
为诺言，还是为生计？
但是，根据经济学的“自私人假设”，这些描述的客观性都经不起推敲。对于完全具备劳动能力的杨绍书而言，如果当民办代课教师的收入（货币收入+非货币收入）不可观，他完全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比如务农或者外出求职。
那么，如果媒体报道的民办代课教师待遇极差的情况属实，为什么许多像杨绍书这样的民办代课教师还愿意长期留在在岗位上，并且开辟山路，为乡村教育尽心尽力呢？
其一，受教育水平低，个人租值有限。
1976年，杨绍书升入初中的时候，由于家里实在是凑不出5元钱的学杂费，他就辍学务农了。也就是说，杨绍书仅仅拿到小学学历。
反观他的同行们，云龙县代课教师吴力争就曾高速《南方周末》的记者，教了十多年书，一朝离开校园，身无所长，就只能去卖苦力。同样离开教师岗位的云龙县漕涧镇大坪完小女教师杨建云在学校门口租了个铺子，卖起早点，但后因经营不善倒闭了。
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曾告诉我，有些不满工资待遇的代课教师，他们离开乡村会外出做生意（或打工），如果收入颇高，就会离开了代课教师这一行业。由此可见，如果民办代课教师不能满足杨绍书的个人租值，他早就应该离开这个行业了。他对原公社书记彭正祥诺言并不是他一直担任民办代课教师的主要原因。
其二，教学难度小，社会地位高，月收入与基础的乡村教育功能相符，且收入稳定。
通过代课，在计划经济时代，杨绍书可以获得劳力工分，而且还不用跟下地的农民一样承受日晒雨淋。改革开放后，“1981年包产到户，不记工分了，公社又帮我转成了民办代课教师，比种地收入高。” 2017年以前,他每个月工资为164.54元。
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杨绍书曾利用暑假进城打工。这时，他在广西找到一份挖煤工的工作。尽管每个月的收入有200多元，看似当挖煤工的收入远高于当代课老师的收入。但是，如果算上非货币收入，当代课老师的收入就要远高于挖煤。
首先，下矿挖煤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在教室教书育人遇上生命危险的可能性较小；其次，挖煤的劳动强度远高于在教室给孩子们上课；再次，挖煤矿需要找矿工的工头，收入是不稳定的；而当代课教师，收入相对稳定。另外，他还有一项“声誉收入”，为人师表在乡村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
同时，杨绍书主要教授小学的课程，全校学生目前也只有53人，也没有教学质量达标的压力，乡民对他提供的教育服务也没有质量要求。相比乡镇的小学，一个班的学生就有60-100人，家长和管理层对公办教师也有教学质量的定期考核，还有额外的家访、教学研究、课后辅导等一系列的教学服务的要求。
综合来看，杨绍书的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较高。果不其然，在数个不眠之夜后,杨绍书毅然结算了工钱,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至今,杨绍书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他的身份仍然是民办代课教师。
其三，代课教师多为当地居民，交易成本较低。
杨绍书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在瓦房村里，有他的房子、家庭，还有多年累积的社交圈子。如果他外出求职，他就需要重新寻找安身之处，还要重新建构社交关系，周围的人都需要重新认识他，评定他的能力水平，这里的信息成本将非常巨大。
其四，山区教师保持上学的道路通畅，可以节省孩子们上学的成本，符合租值搭配的需要。
在苗寨，学校的生源较少，而且非常不稳定，经常出现“一师一生”的典型。一旦学校失去生源，杨绍书作为代课教师的工作也就泡汤了，学校也面临被撤销的危险。因此，争取足够的生源是农村民办学校的生命线之一。
对于小学的孩子来说，荆棘密布、杂草丛生的崎岖山路增加了他们的时间成本和安全成本。对于杨绍书来说，，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在险峻山路上的时间越长，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他带着镰刀、锄头，斩荆棘、刨石梯、搭藤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着苗寨里的孩子们出山、进山……改善的上学路况以及他提供的上学陪护服务节省了孩子们的上学成本，与华山小学的教学服务成为一体，提升了华山小学的租值，家长们也就更能放心让孩子上学了。
在媒体笔下，杨绍书一系列“自私”的抉择却成了站在道德高地的颂歌。更令人不解的是，媒体普遍呼吁用公办教师编制、同工同酬、补贴等行政干预和社会福利的“清退”手段来“提升”民办代课教师的收入。但是，事实上，行政干预正在打乱乡村教育的理性生态，“清退”恶果接踵而至。
“清退”来了
“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教育质量”，从上世纪90年代，清退代课教师的进程开始了。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
1995年，杨绍书的教学点合并到了如今的华山小学，他也成了华山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随着国家“清退”进程的逐步推进，1998年，杨绍书原本获得了转为正式教师的机会，但他有四个孩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公办教师的机会与他擦肩而过。如今，杨绍书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清退”危机。
直到2001 年，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坚决辞退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逐步清退代课人员”的要求。
，截至2005 年底，全国代课教师数量从58 万人下降到 44.8 万人。2006年3月27日,,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包括30万农村代课教师全部清退。
20年过去了，2012年底，，检查落实指导意见的情况。然而，各地的落实情况却参差不齐。
价格管制和社会福利共同催生“清退”后遗症
代课教师主要服务于义务教育阶段，因此，安置经费以地方财政支出为主。换句话说，此时，地方财政既负担着原有的公办教师的福利支出，还要负担一大笔新增的公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清退安置费。地方财政主要来自地方税收，这不就意味着当地的人们要为清退当地的代课教师买单？
那么，？它们又带来了哪些后遗症呢？
一种方式是通过转正考试，将代课教师招聘为公办教师。
在接受《贵州日报》的采访时，:“当年和杨老师一道的民办教师多数已转正,每月领几千元的工资。”
原本，由于乡镇一级无法吸引正规毕业生到农村边远地区来当教师,就通过较低工资来招聘一些农村地区里稍有文化的人员来充当当地中小学教学任务的人员。这是通过市场机制达成的交易。但是，据上述资深教育工作者透露，一旦代课教师被转正为公办教师，像杨绍书这样的山区代课教师，还会享受山区补贴约1500元左右。
为什么公办教师拥有让许多民办代课教师趋之若鹜的高收入呢？
公办教师拥有国家的教师编制，领取职称工资。，对教师这一教育市场的生产要素进行价格管制（价格下限）。因此，教师队伍中低租值的教师蚕食高租值的教师的租值，长此以往，教育市场整体租值下降，社会的租值也会被蚕食，实则是对高租值者私有产权的侵犯。
据资深教育人士认为，公办教师队伍容易出现工作积极性低，养懒人，搞副业等不良行为，不利于教育长远发展的现象。因此，“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教育质量”的目的。
同时，巨大的寻租空间随之而来。一般来说，公办教师的编制是极为有限的。最近，我家乡的中小学代课教师也面临着清查行动。上述教育工作者透露，代课老师们出了备考，尤其在面试环节之前，还使尽浑身解数“走后门”，租值消散随之而来。
另一种方式是直接清退代课老师，并发放清退补贴。
杨绍书是幸运的，时至今日，他还没有被清退。但是，《南方周末》之前发表《代课教师的归途》一文中，云南大理州云龙县贫瘠的山村里的代课教师何子林在全国清退民办教师的大潮中未能幸免。2004年，他拿着县教育及下发的10500元一次性补偿款离开讲台。在全国，与何子林有着相似命运的民办教师曾一度高达400万。强制清退的方式实际上侵犯了代课教师转让自身教育服务的权利，是对其私有产权的侵犯。
在补贴的诱惑下，出现了不少回来蹭补贴的假“代课老师”。家人的同事曾当过代课老师，后来外出做生意比较成功，就没有再当代课教师了。最近，镇里在清查代课教师，他听说后也赶紧回来递交材料。
上述两种这种处理方式都为公办教师带来了高薪和高福利，最后需要为此买单的还是浑然不知的纳税人。同时，乡村教育质量不仅得不到实质的提升，乡村教师不足的情况还在加剧。据统计，我国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共有4000多万儿童在乡村接受教育，而只有300多万的乡村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教书育人”。
对于贫困乡镇或山区，他们并没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和优越的生存环境可以吸引足够的公办教师，因此，民办代课教师依然是他们的首选。而对于生存条件较好的乡镇，为了缓解教师不足的窘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则在研究中发现，清退代课老师政策执行后的多年时间里，在东部沿海人口流入地如广东、福建等地和一些省会和县城周边地区又陆续招聘了一批合同制代课老师。
从媒体对民办代课教师的大肆追捧，，代课教师是乡村教育市场需求下的产物，无需过度“神化”。，实则是违背供求关系做了“无用功”。与其用继续蚕食社会租值的方式清退这一群体，倒不妨放开编制和职称工资这道“围墙”，让市场去淘汰真正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达到“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教育质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