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商法文萃》 序言

2005年，我第一次踏上土地，以游学的方式落脚原生态、占地方圆几公里的浦那大学。当时怀揣着三个简单目的：一是看好中国企业在投资贸易的法律服务市场；二来希望能一边轻松挣钱，一边在第三世界国家不费力、但不抄袭地混个博士文凭；再者，又能以傲气的“贵族姿态”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吃着咖喱饭时就能提升英文水平。

一年的时间里，在浦那大学、德里大学来来回回地熬了好几个月，期间有小惬意亦有小情绪。小惬意——每每在晨曦中总能等到舞蹈系那位婀娜多姿的女生“如约而至”地在老地方排练着勾人心弦的传统舞蹈，虽然咫尺间隔着冷冷的薄雾；小情绪——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除了找到一两家仅提供鸡蛋的“荤菜”餐厅外，每周都得颠簸十几公里才能找到一家差强人意的提供一两道海鲜的餐馆，而记忆中隔三岔五的断电也是极其难熬……

小惬意不是我继续留在的理由，而是因为中国企业在的法律服务市场并不如预期的乐观。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以浦那这个现代工业发达的中等城市为例，居住工作的韩国人有五六百，而中国人只有五六人，包括我这位第一个去留学的中国律师。小情绪也不是我急于离开的原因，而是的学术条件落后程度难以想像。浦那大学图书馆的法学资料要支撑一篇优秀的国际水准的学士论文都有问题，更何况，我是带着“急功近利”的学术态度，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根本难以“丰满堆砌”我的博士论文。

而当我2015年重新踏上这块热土时，怀揣的已经不是简单的目的，而是带着如雷贯耳亦让我亢奋许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记得十八年前留学英国读硕士时，周遭所有的华人法学留学生几乎都怀揣着同一个梦想：留在欧美的律师事务所“当着助理，拿着高薪”；而我是抱着笃定的信念：“中国的经济已然在世界舞台呈现崛起态势，与经济休戚与共的中国律师业同样有理由在世界律师的舞台上有所作为，我们这一代正当年的留学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领舞者”。留学归国后，在管理几百人的律师事务所过程中，我总是在各种大小场合不遗余力地鼓与呼“中国律师业必须国际化、中国律师必须走出去”。

当推进中国律师业国际化布局时，我们总是看到99%的中国律师业管理者都会先着“欧美布局”这一棋。我反复热心肠警示着：“欧美法律服务市场上有大几万名优秀的华人律师，在同宗同文的面向上，我们中国大陆律师毫无竞争优势；更毋论欧美律师事务所的诚信口碑、服务品牌质量都在我们之上，就行业竞争优势而言，我们必然落入下风。所以，去欧美开设分所绝对不是理性科学选择”。事实上，这十几年我也冷眼看着这么多中国律师事务所在欧美的法律市场败走麦城。这也更让我自鸣得意自己对中国律师业苦思冥想的理性判断，也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律师业的国际化布局，应该首选这个桥头堡”。尤其是，当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倾一国之力践行“”的国家战略时，中国企业到这些大市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必然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大潮流。

果不其然，在开设兰迪律师事务所后，在一个华人小餐馆的一场演讲就吸引了七八十位中资集团公司的高管；在“微信朋友圈”多发言几次就获得几十位世界500强、中国500强驻印老总的称兄道弟；在自媒体、公众号上发表几篇短文就获得几十个案件的信任委托。的确，和欧美企业到中国投资一样，需要欧美律师事务所同步在中国设立几百家分所为本国企业服务。这些历史经验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必然需要中国律师同步跟进，尤其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投资。首先，同一个国度、同一个小圈子的律师与当事人，无论是出于民族认同还是圈子道德约束，彼此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相对较高；其次，中国律师的工作效率与中国企业的工作效率是相当匹配的，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律师事务所的效率总会让中国当事人“抓狂”；再者，无论是沟通理解需要，还是涉及两国法律的需要，最佳的服务方式必然是本国律师负责管理、监督、沟通，搭配当地律师的专业服务，无疑比单一委托当地律师更加科学、实惠亦更加有效。

兰迪律师事务所在的快速成功发展，当然是得益于这些中资企业的信任与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如果能为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再贡献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项，也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研究关注十几年，与中资企业高管打成一片好几年，感触最深的就是，由于历史隔阂、战争恩怨、中国媒体误导等原因，中国人对了解太少，误解太多，偏见太深。2017年，由我主编出版的《漫谈投资》一书，邀请了几十位在摸爬滚打多年的各方人士以“讲故事”的方式道出投资的酸甜苦辣与成败得失。该书虽然没有高深理论、华丽篇章，但“接地气”的真实案例与充满烟火气的表述方式深受对有探索兴趣的读者以及投资人士们的欢迎。

2016年6月，，希望兰迪 律师事务所能为其主办一个研讨会。在该研讨会上，：“我们国家大量的巨额法学经费都是聚焦欧美，例如几乎穷尽翻译了英美的几千部法律，公派了成千上万法律人留学英美。对我们民族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地缘大国，无论是竞争对立还是友好合作，都必将是未来影响中国最为关键的国家之一。但至今为止，到留学的法律人不到六七人，其中四人就在我的团队；翻译的法律不到五部，其中几部是我们的团队正在着手翻译”。也许是人微言轻，两年过去了，与“”震耳欲聋的国家宣传、国家论坛、国家投入相比较，我们国家政府对法律体系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与进展。此情此景，出版一本“接地气”且关于的法律书籍似乎又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几十年的律师生涯和不断深造的经历，让我不同程度地涉猎中国大陆、台湾、欧美还有的法律，但让我最纠结和最忐忑的唯独是法律。众多历史小土邦的法律习惯整合、几个宗教法律传统的纠葛、东西方法律体系的冲突等这些历史因素都能够视为现有错综复杂的法律的始作俑者，加之，，在最落后保守的普通法传统上嫁接最现代的经济成文法。所以，如果仅以几本学术专著或几篇专业论文，是无法让企业商务人士正确了解投资相关法律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海外投资人士都普遍精通外语的情况下，本土法律人出版的书籍也可以让中国人士快捷了解商务法律。中印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似乎在法律层面上也有所折射。每年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案件是比例最高、程序和结果是最不公正的；的开放政策或法律都或多或少对中国企业存在歧视性的限制。以明显专门针对和中国而出台的《敌国财产法》为例，无论字面理解还是历史事实分析，该法律不但违背国际准则，更是在客观上威胁着中国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但几乎所有律师都是带着民族立场情绪，背离律师职业应有的严谨与中国律师争论，和中国客户解释“别担心，该法律不会实施的！”。2017年，轰动一时的案例是，法官裁定拘押一位签证逾期的中国籍母亲时，也同时准许警察将其三岁女儿陪同“入狱”。，。基于上述的客观现实，我认为，对投资的相关法律，也许只有中国法律人的解读更能符合中国投资人的利益与立场，也才能更正确地引导本国商业人士正确了解商法。

将中国法律人在践行法律事务和学习研究法律的感悟所形成的“内容有趣、话语轻松、事例鲜活”的短文编辑成册，在一定意义上更符合这个快餐阅读的浮躁时代。从提议编辑《商法文萃》到今天成书出版，也只是个把月的时间。每当重读一遍这些文章，都不免油然而生一种恍然大悟、受益匪浅的思绪。或许是它们远离了古板的学究味，或许是它们多了些田野调查的鲜活；又或许是它们不同于生硬黑板法学的冷冰，或许是它们多了贴近商场火线的热辣。

两星期前接受丝绸之路商学院专访时，我向媒体表达了“成就一家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大所强所”的事业蓝图；一星期前接待几批欧美著名律师事务所同仁时表达了“因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浪潮的独特优势，一定会引领中国的律师事务赶超欧美”。在那些片刻，虽然语气笃定，但似乎底气未足。然而，就在这几天，中国个人财富排行榜前一、二的企业法务部门，通过网络搜索阅读了《商法文萃》部分发行在网络上的文章，竟然主动联络我们，表达委托我们处理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法律事务的意愿。今天，又看到该书中的这么多如此年轻的同仁在如此务实、如此精准地理解他国商法。我们律师事业“赶超英美”的发展底气似乎足了许多！

在动笔写序之际，兰迪海外的十六家分支机构、原上海澜亭律师事务所国内筹建中的七家分所及十三位在业内具有一定专业影响力的合伙人正顺利合并一家上海的律师事务所，，正式更名为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LANDING寓意：商务与纷争均在法治轨道中平和着陆，顺通彼岸；兰迪寓意：兰，花中君子，迪，通达之道，以君子之道，谋万事通达。真诚希望《商法文萃》籍此美好的寓意，一股墨香恰如兰花沁香般弥漫着您的案桌。

所是为序！

兰迪律师事务所 全球管理委员会主席 刘逸星

                            2018年3月22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