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

李志民:要鼓励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

2018-02-26 主编微讲堂 李志民


  由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科研产出的国际影响也不断提高。从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论文水平显然已经提高不少,尤其是“模仿和跟踪”国际学术发展的方面,进步很大。然而,我们现在只是从跑道上的“观众”,成为“跟跑的运动员”,继续发展,今后有一天,我们还会成为“领跑者”。

  能不能在国际上成为科技的“领跑者”,在国家环境没有重大改变,科研投入继续增加的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导向。目前普遍采用的“唯国际论文数量”评价体系,由于其操作简单,无须动脑筋,最方便行政管理中的所谓公平。这种评价体系也最适合大政府的统一管理模式,便于比较不同人、不同院系、不同学校、不同省市的“进步”。

  由于相关部门普遍采用简单化的管理方式,有人戏称SCI就是学术界的GDP。这种评价体系就是一套教条的SCI崇拜的量化体系,它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即便是由专家组成的各种评审组,也是根据申报材料,数数SCI论文数目,引用数量,就可以得出评审结论,几乎不须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绑架,直接导致了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导致一些国内学者很少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或不发论文的现象。

  当多数研究人员不仅不发表中文论文,也不阅读中文论文成风时,势必影响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国人的科学素养。由于国际出版集团的霸王条款规定,论文版权归他们所有,SCI崇拜也导致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科研经费资助的科研项目所研发出来的成果,如果发表论文,应规定用本国官方语言来发表,方便资助者检查验收其工作成效,方便与国内同行的交流,提高国民科学素养,也体现出学者对国家的尊重和忠诚。

  未来的国际合作会进一步加大,现在的合作以请对方的教授来中国做访问学者、互访的合作为主,随着我国学术评价和学术能力的提高,我们需进一步提高合作的形式,比如转变为科研课题的合作,有竞争有合作,中文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学术交流的主体语言是随着世界强国的变化而变化的,中世纪后的意大利文化昌盛,学术论文的主体语言是拉丁语;英国美国强大后,学术交流的语言才逐渐变成了英语。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语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都没影响其对科学的贡献。中国学者要逐步养成为用中文写论文而自豪。我们要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成为“领跑者”并不无可能,关键是别浮躁。

  ( 李志民)


科苑视点

  2018年1月初,有关机构评选发布了2017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引发了多方关注和评论。纵观这些入选的流言,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是缺乏科学依据,就是对科研成果的过度解读和断章取义。相关研究显示,科学新闻是完成学校教育之后的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新媒体形式不断多样,以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的形势下,科学新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后真相成为2016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根据其官方定义,“后真相”是指相比于客观事实,。就此而论,我们更需要科学、理性、客观、真实的科学新闻。

  在科学建制化以及科学家职业化之后,科学记者成为了科学传播的桥梁,他们衔接起了科学与公众,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了科学故事和科学报道,这既有利于传播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也有利于为公众提供各取所需的科学信息,从而在科学、公众和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铁三角”。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科学家和媒体记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隔阂,就像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所言的那样,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于2016年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受访的大多数科研人员都认为科学记者通常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撰写新闻,同时科学记者常忽略科学上的重要信息,并且记者常无法正确地将科学用语转换成一般用语。与此结果形成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受访科研人员都不太了解大众媒体的工作机制。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科学家与媒体记者之间存在误解的原因也是双方共同导致的,这既有科研人员不太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关系,也有媒体记者对科学不了解,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素养不足的因素。从科学新闻生产的传统模式来说,一般的逻辑脉络是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科学记者挖掘科研成果之中及其背后的科学故事——包括科研过程、科研人物、科学精神等等,并且将这些素材转换成科学叙事,公众通过阅听科学故事进而了解科学,并能够通过一定的反馈回路影响新闻生产和科学研究。“依照传统,公共宣传是随着而非先于期刊出版;自从20世纪30年代记者和期刊编辑之间达成非正式协议后,这个管理得到了强化。作者同意在同行评议提供“论文可靠性的权威标志”之前不对研究成果进行宣传;作为提前获得期刊内容的交换条件,记者们同意在某期刊物出版之前设定一个临时的禁令。”这就是所谓的“限时禁发”制度。然而,当前的碎片式信息消费模式已经让科学新闻生产跳脱出这种模式,很多脱离了科学信源的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当然对科研成果进行片面和断章取义式解读的新闻也很普遍,让科研人员很头疼,也让公众不断面对希望后再次失望的窘态。

  科研人员应该是科学新闻和科学报道的“信源”,也应该在科学新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科研成果的发表应该是传播的起点,而非终点。以科研成果为纽带的科学新闻报道最终会有利于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并且以恰当的形式反哺科学研究。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需要重视科研成果与科学报道之间的衔接,把优秀科研成果与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统一起来,这既有利于防止各种谣言的产生,也有利于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并最终借给公众一双慧眼,让他们“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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