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西迁:青春热血书就家国情怀

“今接到通知,我校将要西迁,扎根西安。学校鼓励我们带上家属一起去,你是否同意和我一起前往大西北贡献我们的力量?”1955年4月,一封明信片从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寄出。寄信人是该校俄语教研室讲师周淼冬,收信人是他挚爱的未婚妻、远在东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的俄文女教员徐婉珠。

彼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时期,新中国工业投资项目的1/3安排在西部地区。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很快,周淼冬收到回信:“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我们吃点苦又算什么?我去!”

1956年8月,交通大学首趟西迁专列从上海徐家汇车站发出。上千名交大师生及家属乘坐这趟西行列车,浩浩荡荡奔赴西安。

西迁时,交大扎根沪上已近60个春秋。这座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老牌理工院校,被誉为“东方的麻省理工”。离开繁华的上海滩,一路向西,对每个交大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巨大考验。

然而,“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却是这些人一致的回答。

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上世纪50年代西北地区条件艰苦,等待着交大西迁人的,是拓荒的艰辛。

那时新建校区的路还未修好,从教学区去学生区要跨过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师生往来只能走竹排临时搭成的浮桥。每逢下雨,道路泥泞、桥面湿滑,好多同学在那里摔过跟头。然而,每天来来往往的师生却精神饱满,脚下踩着咯吱作响的竹排,嘴里哼着欢快的歌。

几乎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没有活动场所,大家就用从南方运来的毛竹搭建起能容纳5000人的草棚大礼堂。在四面透风、冬冷夏热的简陋礼堂里,师生们开过大会、听过报告、放过电影、演过节目。

在上海时,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而来到西安,他们要自己生炉子,把土和煤搅在一起打成煤饼,晒干后用。打一次煤饼,要花一整天时间。

生活的艰辛没有让交大人退缩。那年9月,交大一年级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学生3906人、教职工815人、家属1200余人,仅用两个月,一所6000人的高等学府就出现在了古城西安。

“西迁中,不少老教授都是自愿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或处理掉上海的‘洋房’,或克服家庭困难,携儿带女举家西迁。”西迁时年仅22岁的交大教授潘季回忆,“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有爱,哪里就是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是西迁人最直接的爱国体现。”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在迁校时已年过花甲。领导提出他可以留在上海照顾家庭,但他卖掉上海的住宅,安顿好瘫痪在床的夫人,只身一人踏上西行专列,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

西迁时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和夫人带着4个孩子,注销上海户口,将位于繁华地段的房产交公,一走就是一辈子。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59年,同根同源的西安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分别独立。为保证西安交大这棵“西迁大树”不仅存活下来,还要创出更高水平,交大西迁人必须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西迁老教授史维祥曾有详细记述:“交大的年轻教师上讲台必须先过几关,由资深老教师手把手指导后,还要预讲多遍,直至合格才允许给学生上课;为上好一堂课,寒冬腊月,教师们每晚都要备课到深夜,宿舍没暖气,就披着大衣苦苦坚持;没有实验室,师生自己动手设计厂房、整理资料、添置机器,常常几天几夜通宵达旦;为保持与国内一流企业的育人合作,外出实践教学时,教师带着学生打地铺是家常便饭……”

前不久揭晓的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大奖,西安交大梅雪松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端包装印刷装备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荣获二等奖。正是因为这一成果,我国印刷企业得以告别用5000万元买一台进口印刷机的历史,也实现了团队成员“‘中国造’要有中国‘印’”的夙愿。

这条近30年的科研“登峰”路上,攻关团队熬过深夜,克服困难,最终获得的成果不仅解决了多个技术难题,且以产品造价仅为进口20%的优势,使国外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由95%降到10%以下,实现了出口大于进口的逆转。

“正是西迁前辈的胸怀大局、以身作则,教给我们求真务实的工作、科研作风,以及对科学严谨的追求。”在梅雪松看来,现在,科技创新的重担逐渐转移到年轻一代肩上,“我们将传承西迁精神,将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60多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家培育各类人才28万余人,其中40%以上的毕业生留在西部工作;创造了百余项国内外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39位两院院士是各个领域的翘楚。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今天的西安交大开启“二次创业”,深度融入国家建设发展。发起成立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深度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及欧亚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拔地而起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成为数万名科研人才汇聚的热土。

正如交大西迁老教授们所说:“我们的‘西迁’还在路上,还要继续向西、向远方,让这棵西迁大树更加枝繁叶茂,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