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985/211,就不是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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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有间大学公众号(ID:youjian-university)


大学从未像今天这样通透:站在入学的起点,似乎一眼就能望见终点。进社团、找实习、亲近老师、参与项目、发表论文,一直到最终的求职,或者升学,所有步骤环环相扣,清晰可见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经着重批判过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给这个词的定义是:“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学生被各项指标捆绑和指引的背后,是正在变得“数字化”的高校



985、211、院士、长江学者、珠江学者、泰山学者、大学排名、SCI、ESI、影响因子、就业率、深造率……条条框框,名目繁多,一所大学的好与坏就被这些数据和头衔定义。


如果仅从数字来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十年,各类排行榜上,进入世界前三百、前二百甚至前五十的中国大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但是,这些数字能完全说明中国大学越来越好了吗?


2015年,天津的一场大学生招聘会 图 / 中国经济导报


“数字化”的中国大学

近年有一个概念非常流行——教育GDP,指得是各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看中的一切可量化的成绩。


以就业率为例,一所大学的就业率直接影响招生规模,,没有生源也就没有经费和项目,尤其对于一些非顶尖的普通高校,就业率就是命门所在


2017年就业蓝皮书指出,相比2016年,2017年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2017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起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下降了2%。就业形势越是严峻,高校就越是要把就业率弄得漂亮光鲜


2016年,就曾爆出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数百名毕业生遭遇“被就业”。校方为了提高就业率,用毕业证、学位证等胁迫学生提交假接收函。还有的学校暗示学生不签署所谓“三方协议”不可毕业,更有甚者直接制造假数据,虚报就业率。


除了学生,即便是教师也脱不开数字的管束。在很多大学有所谓“非升即走”的说法,即在一定聘期内,如果教师不能凭借学术成果而晋升,就要面临校方的解聘。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也许是鼓励竞争,但在多年来的实施过程中,却某种程度上造成论文至上和轻视教学,甚至学术造假的后果


之前有统计显示,到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就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现西安交通大学王树国曾表示:“这有点像追求GDP一样,我们太过于追求单项指标,所以让老师们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好像要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去获取他们想获取的东西。” 


在“数字化”的指导下,大学里的师生,以至于大学本身,都陷入了急功近利的迷途。正中了宝莱坞电影《起跑线》里面的金句:“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而沦为了一桩生意。”


印度电影《起跑线》里,家长们为了孩子学位大排长队,从中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影子?


市场规律指挥大学

教育GDP这一概念使大学教育仔细地计算着投入和产出,难逃“被市场化”的厄运。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热衷于开设MBA、EMBA、总裁班等课程,而一些冷门学科则少了关怀和支持,只能自求多福了。


此前,香港大学理学院的天文学和数学/物理学两门主修科目,过去五年每年只有6人报读,院务委员会决定取消这两门科目。这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认为港大作为一所国际一流高校,不应该像企业一样裁减“效益”太差的生产线


但与此同时,这些表达愤慨的学生中的大多数,出于就业、兴趣等考虑,也不会报考上述专业。功利主义渗透进了象牙塔,但象牙塔不仅没有做出抵制,反而选择迎合,让大学围墙内的世界与围墙外的世界别无二致,甚至比工厂还像工厂,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港大发生的一幕,在内地高校并不鲜见。专业的开设和关闭,取决于就业率、社会需求,甚至是领导个人的研究方向。本应该去功利化的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了“利润”和“效益”的轮子。


英国剑桥大学至今保留着神学、古希腊与罗马语言等院系设置,而拒绝开设新闻学等应用性强的专业,这就是贵族的倔强,而在我国高校,很难看到这最后的倔强



剑桥大学克莱尔书院(左)和英皇书院礼拜堂(中)


大学之道无法量化

陈寅恪36岁即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凭什么呢?


什么凭证都没有。陈寅恪高中毕业,一无学位二无资历,却获得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引荐。放在今天,不是海外名校博士,更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若干篇论文的陈寅恪,不要说清华,恐怕连一所普通一本院校的大门都跨不进去。 


,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单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科研人员是不合适的,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但这样的表态并没有阻止中国高校对SCI数据的热衷


做为求学者的我们,回顾那过去的校园时光,除了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还剩下多少不能量化的、独一无二的体验?


当然有人会说,校园里的友情爱情,校园里的记忆和成长都是无法磨灭的,但这些属于个人的美好,有多少是来自高校制度层面的关怀,又有多少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努力和摸索呢?


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也就成了员工甚至产品本身。你能想象就在二十多年以前,大学老师与学生的接触还不仅止于课堂,校园的主人还是会因为诗歌音乐等无关升学就业的主题,进行聚会吗?走在如今“数字化”的大学,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想象了。


陈寅恪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这个大数据打败一切的时代,依然有一些价值和精神是无法量化的。尤其是大学这样培养人的机构,更不能只用教育GDP来衡量,因为人本身就不是完全能用数据诠释的。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给中国大学开了一剂药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一百年过去,回忆你曾度过的大学时光,是否浸润了这三种关乎人格的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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