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 23日凌晨，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发表自白书，表示“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有学生说：“我愿用我科科全挂再换一节旁听，为中国好老师点赞！”
周鼎2006年从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工作八年半。除了专业课《中国现代史》、专业选修课《历史与人物》，还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文化素质公选课《中华文化(历史篇)》和《百年风流：近代中国人物漫谈》。正是这两门选修课，让周鼎“最有成就感”——选课学生之多，差点把学校的选课系统搞崩溃。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年，周鼎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获“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该奖旨在“鼓励长期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学生评价优秀的教师”。
可是，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教师，在晋升职称时却落败，原因在于没有达到科研、论文的硬指标——只写了一本半书、发表了四五篇论文。
在自白书中，周鼎表示告别公选课讲台。周鼎称，尽管他讲的公选课受欢迎、校领导也很认可，“但一心上好课在高校里面没用，一没科研经费，二没职称，我还是教师群体里的非主流。”
2014年12月 23日的《北京青年报》评论文章认为，深受学生好评的优秀教师之所以绝望，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实行计划办学，而非开放办学，社会公众的质疑，高校老师的批评，甚至受教育者的抱怨，都无法影响高校的办学战略——高校办学只对行政计划的主导者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受教育者负责。
而今天在所有行政领导眼里，学校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论文、成果。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放弃教育和学术追求，就按行政下达的指标，去搞课题、经费，而学生也只有忍受越来越低的大学教育质量。
像周鼎这样坚持认为讲课比写论文更重要的高校老师，只好“死去了”。
1
今晚，喝了半斤白酒，不知是否醉了。酒壮怂人胆，姑且胡言乱语，将来也可以酒后醉话搪塞过去。
2
领导来电说，不要在网上随便说话，你有一批粉丝。
我说，我没有粉丝，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偶像，我是一个喜欢砸碎偶像的人。
3
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
学院说，不知道。
教务处说，也不知道。
校长说，我也不知道。
4
教务处说，中华文化课一周只有三个学时。
我说，为了这三个学时，我整整准备了三周，而为了讲好这三个学时，我至少准备了三年。
5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日下？
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
6
一门课的工作量如何计算？
教务处说，我们按照课时来计算。
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是一部复读机。
7
从前，科研是副业。
现在，教学是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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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高校领导都在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论文发表的数量。
9
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因为高校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与毕业质量无关。
10
最牛逼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
也许最新一版的汉语大词典应该修改教师的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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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想想自己在上课前一刻还在努力修改课件，只能自嘲这是一种洁癖。
12
从来没有办公室，八年了，从望江搬到江安，依然没有办公室。
在历史文化学院的新修大楼里，只能羡慕地看着教授工作室和副教授工作室的招牌熠熠生辉。
他们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13
论文的数量从来与质量无关。
他们说，这叫一鸡多吃。
中国的高校不过是一座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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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你在教育学生，其实是学生在教育你。
你改变不了世界，只可能被世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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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一名旁听生打来电话，问候冬至。
他让我不会后悔这八年来的所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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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从不缺周鼎。
周鼎也从不缺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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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劝我冷静。
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冷静了八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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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讲课有一种天生的热情，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教师。
我无法体会一名中学历史教师的痛苦，我只能深味一名大学历史教师的痛苦。
19
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
20
留校那年，我的工作是在一间办公室里糊纸盒，只是为了迎接本科教学质量评估。
八年的学术训练最终只为了糊好一个档案盒。
21
八年前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我在产房门口备课。
看了新生的女儿一眼，我匆匆奔赴江安上课，裤腿上沾着女儿身上的血迹。
可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先进事迹。
22
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门。
所有人都言必称校长。
然而，校长终究不是万能的神。
23
从前，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现在，学院也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每个学院都要向学校签下合同，承包多少个课时，多少篇论文，多少个课题。
院长是包工头，教师是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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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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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评价一个公共课教师的标准是工作量。
我终于知道劳模是怎样炼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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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我缄默。
他们说，明年还有机会。
可我说，老子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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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过的不是你失败了，而是你这样失败了。
你的对手不是谁谁谁，而是根本不知道谁谁谁的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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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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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他早就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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