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张效雄，湖南湘阴人，湘潭大学77级中文系校友，写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出身的小说作家。长期从事党政和法制新闻的报道工作，曾任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高级编辑，是中国首批都市报的创始人之一，曾获得青年文学创作竞赛报告文学一等奖，2015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畅销长篇小说《风起》。
那年春天，张效雄在学校旧书摊淘到了一本没有姓名的日记，那本日记里，却记着他的名字。由此，他开始了一场青春寻梦之旅——
（视频：那年春天 一本没有姓名的日记）
那个时代真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年代。没有世外桃源中人，大家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科的同学表现得外向一点，理工科的同学表现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但每个人的心里全都揣着一团火。
补 课
我们的大学生活赶上了好时代。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前期，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岁月，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文化、科学、知识。
那个时候的大学,没有铜臭味，品位和成就是那个时代追求的时尚。
学校安排补课就是一例。我的师兄任秀江说过，他是学化工机械的，学校安排了部分优秀的学生补习数学，我则是英语补课的参加者。
学校安排补课，完全是为了培养人才。老师补课也不要加收费用，他们很乐意，花的功夫比正常上课还要多，老师很高兴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愿意学习的学生。
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学校教务处的薛老师，也就是历史系讲课很出色的李广一老师的夫人，她将77级一些英语成绩好点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英语提高班。上课的是一个美国的女老师，主要是培训口语。过了半年，薛老师又把78级的一些同学找来，继续扩大了这个提高班，教授的老师，是一个英国来的女老师，叫伊利莎白，后来是外语系的罗英豪老师。我们这个班没有文理工科之分，主要是学语言。外国老师用的他们带来的教材，罗老师教的是许国璋教授主编的教材和当时很流行《基础英语》。
（课堂上课场景）
我们连续上了3个学期。我一直是负责联络文科学生的文科班长。理工科班，开始是77级电子物理专业的田裕人,后来接任的理工科班长是大名鼎鼎的袁亚湘，77级计算数学专业，早就是院士了，他一直是湘大以为骄傲的代表。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特别认真。上午的专业课本来很紧张，每周要补两个下午的英语课。虽然是自愿参加，但谁也不想拉下，每堂课总是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因为全部是用英语教学，学起来也挺吃力的，但大家总是抢着回答问题，老师教的劲头也挺大。记得我们的英语考试并不是在自己的班级，而是提高班的同学一起考。我们的绝对分数虽然比在自己班级低一点，但含金量高得多。
其实功夫并不在课内。从我们进入提高班以后，这些同学很自然地就汇在一起，记得最多的时候是每天晚餐后，一群提高班的同学到后山散步，大家聊天时坚持用英语，渐渐地，大家觉得水平提高了，兴趣也更浓了。这种“聚会”一直坚持到四年级做毕业论文的前夕。那真是一段难忘的黄金岁月。
壁 报
七七级的同学，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潘晓”。
潘晓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她的影响在于一场波及全国知识界，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讨论。
，人们的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关于潘晓观点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人生观来进行的，在青年人，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纸刊物本来就不多，《中国青年》一时成为抢手货，颇有洛阳纸贵的意味。
当时的湘潭大学，就有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读书会，最活跃的是壁报、学生杂志和诗歌朗诵会一类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壁报。潘晓自然也成了主要论题。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至于潘晓是谁，大家并不在乎，她只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
哲学班是全校思想最活跃的，他们举办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专题讨论会，邀请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守昌老师到会指导，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同学参加。
我们班级团支部办了一期壁报，就是在当时叫“西一栋”的学生宿舍墙壁上。我是团支部负责人，带头写了一篇杂文，讲五四民主思想的，现在看来，那是很肤浅的。也有别的同学关于对潘晓观点评论的文章，很有思辨色彩。同寝室的同学，当时就很有绘画天分，，在壁报的显要位置画了一幅《猛士》，展示的是一位伟大女性在骑马奋进。这幅画很有震撼力，许多同学们拍手称好。但因为画中的人物是半裸着上身的，也招来一些非议。不记得这幅画是被覆盖了，还是被撕掉了。但这个猛士还是久久地留在了我们那一代湘大人的心中了。
（76级、77级从汨罗考入湘大的同学合影）
那个时代真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年代。没有世外桃源中人，大家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科的同学表现得外向一点，理工科的同学表现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但每个人的心里全都揣着一团火。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可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就像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前辈一样。现在，我们也只好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但历史总归是要前进的，很难以前辈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那个年代，真是值得回味，值得记忆的年代。没有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革运动，社会不可能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
洗 浴
刚进湘大的时候，似乎没有浴室，洗浴就在卫生间里。不记得是哪个学期建立了浴室，在食堂的北边。这个食堂是我们经常上大课和雨雪天上体育课的地方。
夏天和春秋季节，男生是懒得去浴室的。那里热烘烘的，几乎每个人都吼着嗓子在那里比歌，跑调的太多，听起来怪怪的。
黄土地上，阳光很充足。勤快点的同学去上课之前，用铁皮桶子盛满水，放到楼梯间的一侧，等到晚饭以后，这水就被晒成了热水，提到卫生间里可以痛痛快快洗个澡。这就是我们早年的太阳能热水器。
湘大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1979年的冬天，某夜，室外已经冰冻，北风忽忽作响。我们寝室12个人都已经钻进了被窝。有个同学突然对其他同学挑战：谁敢去洗冷水浴？
沉默了许久，没有人答话。外面的北风还在敲打着窗户，室内透着寒气。
有一个同学从上铺跳了下来。很快，又有3个同学相继从床上跳下来。我就是这4个人中的一个。
（张效雄摄于新落成的第一教学楼阶梯教室）
我们无声无息地拎着铁皮桶向卫生间走去。卫生间的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用报纸或塑料纸糊上。那温度绝对在一二度之间，或许是零度。
大家倒满水，大喝一声，将凉水从头至脚倒去。然后唱歌、跳跃、擦背、跺脚，等等等等。
好在湘大的自来水是井水，并不是透心的凉。几分钟后，4个人擦干身体，悄然返回寝室，钻进被窝。
没有欢呼，没有赞扬，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这4个同寝室的同学是：谢光球、袁铁坚、杨俊武和我。四个不怕冷的汉子，不是要强，完全是为了回应那句挑战的话语。
从第二天早晨起，我就开始每天一课的冷水浴。我此后坚持了若干年洗冷水浴。
毕业了，分配到省级单位，条件变优越了，人的挑战性早就没有了。现在家里24小时有热水供应，冷水浴成了遥远的回忆。
老 师
湘大众多的老师中，有两位永生不能忘记，就是图书馆的姜戈老师和邓琼芳两位老师。姜戈老师与我同乡，是我父亲教小学时的学生。他后来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又从西安天文台调来湘大。他们夫妻俩对我十分热情，视同子侄对待。在湘大，他们家就是我的家，我学习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就是在他们家学会的。每逢节日，他们总要请我去吃饭。后来我把许进超也带上了，因为都是老乡。从他们住在农民家开始，到后来搬到东坡村，四年里一如既往。姜奶奶的厨艺很好，每次都能使我们大饱口福。那时我们也不懂事，进门什么礼物也不带，张口就吃。
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姜老师对我们完全是一片诚心，用他的话说：“你们有出息了，我也就光彩了”。许进超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不晓得我这个学生是否让他觉得有些光彩。
不晓得现在湘大的师生关系如何，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水乳交融。学生有个什么病痛，好几个老师都会过来询问，带你去找医生。学生有个什么情绪，也会有老师来找你谈心，帮助你出出主意。老师家里需要干些体力活，学生们会很自愿地去做，顺便还可以嘬上一顿。
（77级袁亚湘、许进超等课后讨论数学题）
我总是说，那个时候湘大的老师是中国最伟大的老师。可以和他们相比的，。湘大创建初期，几乎所有的老师是怀着一腔热血奔来这里。这些老师从遥远的南国北疆汇集到湘潭这个贫瘠之地，期望的就是能够参与这片处女地的开垦。那时候很多老师住在农民的家里，点着煤油灯备课批改作业，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有怨言。
教我们班和哲学班公共英语的朱寄生老师，当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夫妻俩借住在农民的家里。朱老师每天到新建的教学楼讲课，要走好几里田间小路，不论晴天还是雨天，总是穿着一双瓦口套鞋。别看他打扮很不入时，但讲课十分认真，语言幽默，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朱老师约我到他的农舍去。进到屋里，房子很暗，白天看书都要点着煤油灯。我想他一个高度近视眼，那是多么的艰难。如此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在与大学老师极不相称。他却笑呵呵地对我说，学校要加强英语专业学科建设，计划找几个文学基础好、英语也好的学生重点培养，以后留校做教师。他向学校推荐了我这个他认为很得意的门生。看他那神情，很是认真，给我描绘了一副人生成长的蓝图。但我那个时候心气很高，不想像老师那样甘于清贫，于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我离开他那个农舍时，朱老师一脸的失望和无奈，那神色一直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毕业那么多年，我感到辜负了朱老师的期望，内心充满了内疚，再也无颜去拜见老师。
，现在大部分进入了知天命之年，有一些已经步入了退休干部的行列。中文系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姜书阁、羊春秋、彭燕郊等等影响了我们一辈子的大家们，当年正是壮年，如今已驾鹤西去。在世的一些老师，也大都是垂暮之年。但在我们的心中，他们依然是那样年轻潇洒，那样风华正茂，那样侃侃而谈。他们在田埂上匆匆走过的身影，在同学们的脑际里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