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对硕士论文《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的看法—

近日，两年前完成答辩的南京大学硕士论文《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后文简称《扎西》）再次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圈子内的一个热议话题（相关文章链接见文末）。究其原因，不仅仅是这篇论文获得了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也不完全是《新闻记者》的“煽风点火”，我自己觉得，这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学术评价标准的缺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作者在从独乡到西藏察隅的调研路上陈永群/摄）

也就是在《扎西》的作者次仁群宗完成硕士论文的那个答辩季，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也有一篇类似的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蒋易澄，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后文简称《母亲》），因为我在看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在微博上吐露了一些心声，那篇论文及作者（当然也包括我本人）最后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巧合的是，《母亲》一文也在今年被评为云南省的优秀硕士论文。两个应该是互不相识的作者，沿着相同的路数，做出了两篇内容完全不同，但风格十分相似的硕士论文，并且这两篇论文在两年之后均获得了“省优”。【至于“省优”是如何评的，本人从未参与过，一概不知】

两年前在《母亲》一文被媒体推到风口浪尖上时，我就表明过我的态度及看法，今年一些人对《扎西》进行讨论时，一方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好在乡下调研，只能保证最基本的信息沟通（有四五天甚至完全没有手机信号），没有时间（或条件）像那些坐在办公室或家里的书房中的人一样可以恣意地激扬文字，另一方面，我大致看过一些言论，所谓的分歧，其实和两年前讲《母亲》一文时基本相同。此外，我之前没有参与讨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并未看过《扎西》一文的全文，虽然通过微信我看到了该文的一些片段，但在认真阅读全文之前，我还是保持着一点点应有的谨慎。

直到开学前回到家里，坐在安静的书房里，我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较为认真地阅读了20余万字的《扎西》一文，加之最近一些年在康巴藏区做田野调查，对藏族以及藏文化有一点点粗浅的理解，我又突然萌生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因此想对这篇硕士论文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我在此文开篇处就讲过，因为对于这篇（或类）论文（或这类问题）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学术评价标准的问题，虽然我也不能说我所讲的就是标准，并且，全国新闻传播学科五花八门的硕士论文，也很难用某种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但是在涉及《扎西》和《母亲》这样一种用人类学方法（或路径）来完成的论文，这和我自己的研究路径相同，可以谈一点看法。当然，即便如此，我在前面讲过，我所讲的也并非就一定是标准。或者说，这样的标准本身也是可以再做进一步讨论的。

（作者在从独乡到西藏察隅的调研路上写田野笔记陈永群/摄）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此轮讨论中把此类论文贴上“记叙文”的标签是不对的。

前面说过这两篇论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就两次讨论而言，在话语上（或是侧重点上）略有不同，那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两篇论文都被贴上了“记叙文”的标签，其他方面，似乎并未超出两年前对《母亲》一文的讨论的那些话题。如果是认真读过这两篇论文的人，应该都会明白，即便用“记叙文”的标准来审视这两篇硕士论文，其实它们都不是合格的“记叙文”，因为在这两篇所谓的“记叙文”中，除了记和叙之外，作者均还有“论”（或是阐释）的企图，或者说，两位作者在记和叙之外，还有各自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就《扎西》一文而言，作者在导论中讲得很清楚，只要看过论文的人，应该不会忽略——

本文试图解答的相关问题有：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藏族学生在内地求学过程接受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影响，那么这些传播网络是通过哪些具体介质产生作用？每一种传播网络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适应？这些文化适应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进行了哪些与文化适应相关的实践活动？这样的实践活动对他们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p3）

作者这样的研究问题表述是否清晰？作者后面的记和叙是否很好地围绕着她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来展开？这本该是此类学术讨论中应该深究的问题，但是在相关的讨论中，尤其是在那些反对者的声音中，完全看不到这类的言说，轻易地给这样的论文扣上了“记叙文”的帽子，然后用所谓的“规范”来对此进行“苛求”。这样的扣帽子的做法，已经偏离了学术讨论的轨道，作为师者，应该感到惭愧。再有，这样学术讨论的“非学术化”，对于两篇论文的作者（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据我所知，她们都已经离开了学术圈），或是对目前还在学校就读的学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是否又会造成某种心理上的伤害？或是引起认识上的混乱？至于有些讨论中所谓“作品”和“论文”的说法，基本上“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讲也罢！

其次，就《扎西》一文而言，十分可贵的一点，是作者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或问题，这无需我再赘述。在前文引述的作者所提的研究问题中，作者的表述是“文化适应”，同样地，“文化适应”也是一个理论视角，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师，这个似乎也无需我多说。《扎西》一文的作者作为一个从中国西藏进入到中国东部大都市（涉及了“北上广”），进而又作为交换生到了台湾的学生，在这14年的人生历程中，她的确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适应”的过程。但是在细读论文过程中，作为读者，我时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作者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这一点，尤其是在作者讲到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以及和万玛才旦的交往中，显得愈发突出。但是，这样一篇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的论文，如果使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概念，似乎有自吹自擂的嫌疑，我猜想这是作者不采用这个理论视角的主要原因。读《扎西》一文，我脑海中不断地涌现出20世纪批判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的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某些话。《扎西》的作者次仁群宗在文章中讲过，她原来想写西藏的教育，我自己也觉得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题目，但是如果这样写，是否又会被某些人斥责为和专业无关的论文？或许和前期的准备有关，在论文的附录中，作者整理出了历年内地西藏班招生情况的一些详实数据。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政策，我们不能仅仅从政策层面进行评价，或者说以往我们对于该项政策的反思过程中，的确较少顾及受教育者的感受。作为一个初中就到内地读书、享受该政策的受教育者，我认为次仁群宗是有发言权的。

的确，就《扎西》一文来说，洋洋洒洒的20余万字并未紧扣上述多种可能的理论视角（或概念）来进行讲述，甚至有些地方讲得比较散乱、冗长，这是我们沿着学术讨论的路子应该去深究的问题。同样，这些问题，在相关的讨论中同样很少见到。

第三，无论是《母亲》还是《扎西》，不少人质疑的一点是作者讲自己母亲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这未免主观。稍微有点人类学、哲学或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已经不是问题。

作为研究者或教授，你们可以去探究这种“自我的讲述”和“他者的讲述”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区别（甚至说是权力关系），而不应该把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个硕士研究生去完成，这其实是教师或教授们该干的事情！

我自己对于一篇学术（或硕士）论文的评价标准，我10年前就讲过，再次重申那三点：一是研究问题是否明确（或恰当）；二是证据（或资料）是否充分，三是证据（或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撑（或回答）研究问题。就《扎西》一文而言，在这三个方面的确存在诸多不足。如果是规范的学术讨论，应该沿着这样一些方面来进行。但是，在相关的讨论中，扣帽子扣了不少，讲了不少规范，很少触及学术讨论的“本真”问题的。如果我也十分不情愿地使用扣帽子的做法，这样的讨论本身，也是不规范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最后还想说明一点，《母亲》和《扎西》两篇论文均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研究问题不够凝练，理论聚焦不够，论述或阐释和研究问题之间的衔接做得还不够好，资料的凝练方面也还存在明显不足），更不能成为硕士论文写作的“范本”，无论是两年前的发言，还是这次的发声，我并非是要刻意拔高这两篇十分稚嫩、粗糙的论文，正如有网友所说：说得太多，过犹不及。只想让学术问题的讨论，回归到学术的轨道，而不仅仅是扣帽子、空谈规范。

2016年8月25日凌晨2:12完成初稿

2016年8月25日中午修订

（作者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学术创新还是缺少规范？一篇“讲故事”的论文获奖引起的讨论（续）》

→→《一篇获奖论文引发的讨论》

→→《一场学术与生命的遇见：＂记叙文＂获省优硕士论文释疑》

→→《谁说论文一定很枯涩？这篇省优硕士论文让人不忍释卷》

→→《“记叙文”也能获评优秀硕士论文？大咖告诉你为什么》

→→《获评省级优秀硕士论文，看看人家写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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