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文丨钱钟书的牛津硕士论文,光看题目就给跪了

有了这个困扰，我就想到了历史上的各位。

民国的一群人早成了脚踏东西文化的典范，仿佛这个问题就不曾有过。

作为一个“存疑派”，我是要把当年人的东西找出来，尤其是被公认为“大家”的，瞧一眼他们当年的英文水平。

地缘上，钱钟书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标。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给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即牛津大学总图书馆，通译博德利图书馆。“饱蠹楼”是钱钟书先生当年的雅译——群学书院注）写了一封信，写明要一位学者 Qian Zhongshu 于本校一九三七年毕业论文的原稿。

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说没有查到，那个年代的论文未入电子档案，而且这篇论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的一本书中收录过，可直接去借。

我自然知道现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艺病犯的时候，就是想要捧着原稿的历史感。

既然找寻不到，这事我就当过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两周后又收到邮件说，你要找的论文是 Chung-Shu Chi’en 的吧，那个我们有。

哎！没文化真可怕！

钱钟书三十年代的时候当然用的威玛氏注音，我发去的拼音当然查不到。我红着脸回了信，揣上纸笔奔往档案馆。

拿到那本来自上世纪的线装论文原稿时，就像到了藏宝图指明的终点。

钱钟书硕士论文原稿封面

先看了一眼标题，就吓到了：

“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这题目别说是硕士论文（钱老当年的学位等同于现在的 M.Litt，杨绛翻译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硕士），就是博士论文，拿去导师那里估计也是被一顿臭骂，打回重来。

即便是当时，论文也是往偏僻窄处着力，才不至于太过宽泛，难以下笔。

一篇论文要跨越两百年的文献，难以想象。

钱钟书在前言就给了个下马威——在引用了法国人 Pierre Mertino 和德国人 Adolf Reichwein 后，他说，“相关主题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献中还没发现，正巧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这文献综述写得霸气。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写的文字中都没有，找到其它语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写一写吧。

全文中暗藏不少这样的语气，时不时地讽刺一下英语作家跟在欧陆作家屁股后面辛勤翻译的往事。

引用的选择也颇为有趣，比如，谈到文献中就人高傲的描写时，就引用十七世纪英国人耳闻的世界观：

欧洲人有一眼，我们有双眼，。（The Chinese say, that 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 themselves two, 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

当然，考证的功夫更深厚。

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 scholar 或者关键词搜索的当年，钱钟书是看了多少书。

举个例子，钱钟书在文中考证了十七世纪英国的文献记载上第一位人。 

在 Life and Times of Antony Wood 这本书里，他看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 Thomas Hyde 和詹姆斯二世在一六八七年九月的对话纪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一幅这位人的画像。Thomas Hyde 自称从这位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但这个人是谁呢？Hyde 学到的“不少东西”又有哪些？

围绕 Wood 和 Hyde 的著作，钱钟书继续找下去，他发现 Hyde 有一些未完成的书稿计划，其中提到了这位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而学到的“不少东西”则是的测量单位。Hyde 在一六九四年出版的书中还提到了的围棋和骰子。这样一来，考证才算告一段落。

而我最关注的文采呢？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上原文吧。先看看这段总结陈词，排比用得和流水一样：

“The general verdict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s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tationar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Chinese ‘genius’ is ‘inferior to the European in science’.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Chinese character since Lord Anson’s voyage is ‘wily and craft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is ‘boastful and pretentious’. If this is reaction agains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their actual life, it is surely one with a vengeance.”（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的臆断，言及文明必谈“停滞”，言及智慧必然“落后欧洲科学”，Anson 王爵环游后的性格是“狡猾诡诈”，的古老是。如果这是对他们现实生活风格流行的一种反应，那这反应想必是带着些忿恨的吧。）

当然，钱式幽默的句子是少不了的。谈到不将翻译作品纳入考察范围时，钱老把这称作是“绅士的共识”（Gentleman’s agreements）：

“Common sense and literary ethics seem to agree on the point that compilation is one remove less from original composition than transl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re might be more fundamental brainwork is a conscientious translation than a perfunctory compilation.”（常理和文学伦理都同意，编撰比翻译更近于原著的创作过程，虽然有时候一个严谨的翻译可能比敷衍的编撰需要更多的大脑耕耘。）

写到这句的时候，想必青年钱钟书也会不由一笑吧。

论文的最后，钱老还给学科化给了个评语，“（汉学）专业化的弊端在于，本专业的学生懂得越来越多，大众却越来越冷漠。这个话题（汉学）已然不再是人文热情的一部分了”。正如绝大多数学科今日所面临的场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