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点击「中国科学报」↑关注我们！
管中窥豹：从民国时期国人发表在某国际期刊上的两篇学术论文谈起
创刊于1867年的The American Naturalist（现今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生态与进化生物学领域最具声望、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杂志之一。
虽然其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4分左右，但该期刊的口碑和地位并不是完全能够由影响因子反映的（刊载的大多数文章可能并不太热门，但很多文章却弥足经典）。具不完全统计，时至今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完成实验研究并将成果发表在该期刊上的论文也仅十余篇，含金量可见一斑。
很多圈内人估摸着国人在该期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间可能是到了21世纪了（另一著名期刊Ecology就是直到2008年才诞生第一篇本土原创论文）。其实不然，早在1994年，当时兰州大学的张大勇老师和王刚老师就曾在该期刊上发表过有关进化稳定策略的论文（想想1994年的时候连南京大学引入SCI作为学术考核指标都没有多久，这样一篇文章多么难得可贵啊）。
然而，还有两篇更早的文章！那是民国时期的，而且发表文章的两位科学家的名字还都如此的耳熟能详：Chia-Chen Tan 和 Yueh-Tseng Chen！（威妥玛拼音，能猜出来吧？）。
Chia-Chen Tan（谈家桢先生）与其导师Ju-ChiLi（李汝祺教授），名为“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etle,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的论文，姑且译为：“异色瓢虫鞘翅斑的遗传”。该文发表在该刊物1934年5-6月期（Vol. 68, No. 716, pp. 252-265）。该文作者的署名单位为中国北平燕京大学生物学系（Department of Biology,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于1930年夏天以异色瓢虫为实验材料，都过饲养实验，观察并按照性别分别记录子代个体的色斑变色情况，最终发现：黄色平斑性状相对于黑边斑性状是隐形的；而黑边斑又具体分为三种形态，三种形态的比值满足9:3:1的孟德尔遗传规律。同时，作者又根据上述发现，给出了控制异色瓢虫色斑遗传的可能的遗传表达式。
对于该文章的发表历程，网上有资料称：
“1930年秋，经胡经甫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谈家桢的研究课题由胡经甫提出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遗传规律的研究。最终，谈家桢把硕士论文分拆成各自独立成篇的3篇。其中1篇题为《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是整篇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直接寄往闻名遐迩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后，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接受谈家桢到自己的实验室来攻读博士学位。”
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记述内容相对照，经过推敲，似乎可以澄清一些事实。谈家桢先生1930年夏季即由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发表的文章中也称1930年夏天即开始异色瓢虫的饲养与观察。因此谈先生很可能在1930年夏即由苏州来到北平，利用暑假时间在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生，当然，谈先生正式报到入学的时间可能仍是1930年的秋季（时至今日，很多读研究生的同学也是6月份本科毕业离校后即提前来实验室做实验，与当年谈先生的做法如出一辙啊）。
瓢虫色斑的变异规律是谈先生最初研究并取得很高成就的领域，恰巧摩尔根先生的助手杜布赞斯基也曾采集过瓢虫，对相关的课题很感兴趣，因此对本文较为欣赏，并经摩尔根的允许，邀请谈先生到摩尔根的实验室攻读学位。在本文最后的致谢部分，作者感谢了杜布赞斯基教授和另一位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Bridges博士，两人曾协助本文校对物种的拉丁学名，并为本文提供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
由此可见，摩尔根可能当时并未亲自审阅这篇文章，而是将其转交到自己的助手，同时也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杜布赞斯基手中。杜布赞斯基对本文极为欣赏，因此邀请谈先生前来攻读博士。所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摩尔根实验室，杜布赞斯基是谈先生的“小老板”，而摩尔根则是“大老板”。
这里顺便说一下，推荐谈先生赴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的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先生是著名的昆虫学家，1922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首批中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而谈先生师从李汝祺先生攻读研究生，其课题“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即由胡经甫先生参与选定。
由这件事儿，也多少能看出胡经甫先生对谈先生的厚爱了。李汝祺先生也同样了不起，他于1926年在摩尔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并曾在改革开放之后担任中国遗传学会第一任会长。也正是因为李汝祺先生与摩尔根早年的师生关系，在李汝祺先生的推荐下，谈先生以这篇论文投石问路，寄到摩尔根处请他审阅。最后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谈先生不仅自己被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收入门下，成为博士生；同时他的文章也被当时著名的国外期刊The American Naturalist接受发表。
更令人感叹的是，根据Web of Science提供的检索资料，本文自2010年以来被引用达8次，作为一篇发表在80多年前的文章，这样的引用次数殊为难得可贵！至于谈家桢先生，圈内人更是耳熟能详，他一手创办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科（1961年）、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1984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986年），而且还是我国大陆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教育界人士。胡、李、谈三位先生皆为我国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在那个充满战乱的年代，真是一时多少豪杰！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Yueh-TsengChen（陈阅增）先生想必对于大家依旧耳熟能详。一本《陈阅增普通生物学》，不知引领多少还在中学阶段的少年进入生物学殿堂（据我所知，很多地方是拿这本书作为中学生参加生物奥赛的教材的）。
陈阅增先生于仍处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7-8月期（Vol. 78, No. 777）在The American Naturalist上发表了这篇名为“Mating Types in Paramecium caudatum”的论文，姑且译作“草履虫之交配型”吧。该文作者的署名单位为中国昆明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Department of B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作者梳理了前人对草履虫属交配系的研究进展，指出虽然已有一些科学家研究了双小核草履虫（Paramecium aurelia）的交配系，但对于大草履虫（Paramecium caudatum）交配系的认识仍然有限。因此，作者于1942年5月，在云南昆明附近选择三个地点（昆明市区的某个小湖、距离昆明50公里的某个小池塘和距昆明35公里的某水稻田）取样，进而在实验室内观察大草履虫的交配系，发现了前人未曾描述过的一些交配系特征。
对于这篇论文，我个人也发现了若干有意思的小细节值得思考。作者单位的署名是“国立北京大学”。陈先生1933-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本拟作为助教留校，无奈“七七事变”爆发；。但从本文的署名来看，虽然北京大学、，但对外似乎仍部分保留北京大学的称呼，甚至有资料称，。
陈先生在本文的引言部分罗列了前人的“研究进展”，涉及到Jennings（1938）、Giese and Arkoosh（1939）和Gilman（1940）等文献。，在前方吃紧，大后方供给奇缺的时期，这些“最新”文献的获取，不知又经历了多少重苦难。
有资料称：“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博士1941～1942年来访，他在生物学系作学术报告，赠送一批生物学书刊杂志及幻灯片，。”
又有资料云“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参加文化科学协作代表团来到中国，并于当年秋天在重庆浮图关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亲自担任馆长。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仪器和化学试剂，并将6775册科技图书通过海路运到印度再中转空运来华，还将近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
想必这些最新只到1940年的文献，正是来源于李约瑟博士的赠送？而陈先生也是于看到这些文献资料后，受到相关文章的启发，进而于1942年开展了本论文中报道的研究？
关于陈先生这篇文章的发表历程，因资料所限，已经很难考证。，，陈先生又在剑桥大学攻读原生动物学博士学位。因此我大胆猜想，很可能正是李约瑟博士来访并带来相关的资料，使陈先生选定了本研究的课题，待文稿写好后，李约瑟博士可能也协助完成了该文章的投稿，。
但无论如何，从这篇论文中透露出的几处信息，，跟踪学术研究前沿，努力做出并发表优异成果的劲头。个中滋味，后人每思及此不禁感慨万千。
陈先生开展本研究的时间是1942年5月，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关头。敌后战场，这个月的25日，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仅隔1天，26日，。而后，滇缅前线的战局进一步恶化，，占领中国云南怒江以西的腾冲等地区，距离昆明不足数百公里。而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关头，以陈阅增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师生，仍然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一线，而正是他们的不懈坚持，！
谨以此拙文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刘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29112-979095.html
请按下方二维码3秒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