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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第51期 肖文明:没有理想主义的学术生活不值一过

学术与社会2019-05-14 16:59:06

【石头引】时常有人问我:究竟要不要以学术为业?要不要读博士?要不要做学术?其实这些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问案主自己。做学问不仅是一份职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如果你能够坦然地将读书、写作、授课等视为自己生活的日常,并且能够从中获得乐趣甚至是享受,那就去读博、去做学问;相反的,假如纯粹是因为博士这顶帽子,因为大家都觉得硕士之后应该读一博士,或者因为没有深思熟虑地找工作而“顺其自然”了,那么,这个博士读了之后,多半要后悔。


如果一旦笃定要走学术的路,那就义无反顾吧,别人的评论不足道也——不管品评者有没有读过博士,这世上的路都是要自己走的。路好不好走,只有脚知道。做学问最大的乐趣,其实来自做学问本身,来自那种浸淫其中的纯粹感。说来有趣,人类的教育是希望通过系统的知识,让人们变得日益成熟、多元和复杂,但是纯粹感的获得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纯粹感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情感,它需要简单,需要沉静,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一个相对刻板的时空与结构中,让生命及其投射的对象自然而然地绽放出火花。


本期嘉宾是“期过半百”后的第一位分享者,他来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上次去博雅学院办公室,体验很不错,一些年轻的教师共享一间办公室,人均面积不大,但却极有读书的氛围,接触的几位同辈学者也都一副读书人的面孔。坐在书桌前,让我很愉悦。收到肖文明老师的文字,认真读了多遍,感慨颇多,就多写了几笔。让我们听听肖老师的分享。


【作者简介】 肖文明,1983年生,2011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理论,政治社会学,中国的现代转型。曾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写在前面】 承蒙石头君的邀请,很久之前就答应写点关于博士论文的体会,但一直未能交稿,碰到石头君总有种碰到债主的感觉。这次总算把它写完了,下次要碰到石头君,就可以坦然多了。这篇文章,我拖拖拉拉,写了很久;但拉拉杂杂,又写了很长。这“久久长长”的文章,希望能有那么一个片刻和片段,对仍在为博士论文奋斗的朋友们有些许帮助。


一、还是“问题意识”


我们今天常常强调要有问题意识,评价一个学者或者一篇博士论文,往往问的是,这当中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尽管这已经是学界常识,甚至是陈词滥调,但再多的强调似乎仍是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不是一种表面文章和装饰,而构成一篇文章的灵魂与枢纽,是文章叙述的那根主线。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和未来的“青椒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经受着来自市场化和科层化的双重挤压压力,学术那一层理想主义的气息和玫瑰色的光韵,或许也会渐渐消褪。学术是否依然是一项值得去过的生活,对于踏入这个领地的年轻人来说,是一项真实而急切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是否依然葆有我们的问题意识,它是否依然催促着我们继续前行,会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倘若我们能够“不忘初心”,那么我们仍可“继续前进”。


就我个人而言,我原本应走上一条“数目字管理”的道路,读硕士时转行学习社会学,是受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意识的激发,并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一些思考。我大一时阅读当时风行的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又译《中国人》),很喜欢林语堂所呈现的传统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气质,但与自己看到的都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照,发现那种传统中国人的“闲情雅致”的情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种乡愁,另一方面也对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很感兴趣。因此,在课余时间陆陆续续阅读黄仁宇、钱穆和余英时的作品,而钱穆的作品对我影响尤深。


我记得余英时曾指出,由于诸如科举制的瓦解等种种制度的变迁,儒家文化无所附丽而成为“游魂”,这很形象而精炼地指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处境,至于其将来能否“魂兮归来”则仍是未知之数。另外一方面,由于我生长于江西吉安,这个地方宗族文化非常发达,耳濡目染,对于宗族组织、儒家文化与传统中国生活方式,有种朴素的认识。但我也很清楚,这些宗族组织也是在发生变迁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去亲戚家拜年,乡间马路旁矗立着一个白墙的祠堂,而祠堂正门上面有一个闪亮的红星,踏入祠堂里面,看到一个介绍,发现这个祠堂还扮演图书室的功能。祠堂、红星与图书室,这些叠加在一起,颇有种历史的参差感,也是让人迷恋的地方。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些,可能并无条理。但基于一种后知之明来说,我对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或者社会学常说的“现代性”的问题,很感兴趣,在这种兴趣中又杂糅着对现代性的朴素批判意识。出于一种“温情与敬意”,我很关心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而这一文化变迁也恰恰是中国现代性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同于一种纯粹的哲学或者思想的讨论,余英时“游魂”的说法和宗族组织的意象,提醒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离开对文化所依附的制度与组织的讨论。好了,这就可以关联上我的博士论文了。

 

二、博士论文的选题


我于2011年1月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是《未完成的文化霸权:国家理论视野下的上海大世界,1949-1965》。很惭愧,由于种种原因,此文尚未修改成书出版,希望在这一两年之内能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个题目大概也可看出,我的博士论文是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以下简称上海大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的时段是从1949到1965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之间的这一个时段。


另外,我是基于国家理论的视野(更具体地说,就是斯科波为代表的“国家中心观”)来分析这个研究对象,或者说,国家理论是我的论文的理论框架,而对大世界的个案研究,是指向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我现在更倾向于用“文化领导权”这个译法)这个论文主题,而文化霸权的前缀“未完成的”是一种定性与描述,也透露出论文的某些基本观点。应该说,这个论文题目对于论文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有较为清楚的交代。至于更具体的内容,我后文会再细说。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说来话长。如我前面说的,我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很感兴趣,但基于社会学的倾向,我们往往会去关注文化所依托的制度与组织而不是文化的内涵本身,这也是文化社会学(sociologyof culture)所关心的议题和倾向于采取的视角。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接触过相关的课程,对于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都略有了解,对这类问题也有一定的敏感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硕士导师方文教授接到北京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的一个课题,他知道我对文化议题感兴趣,所以就推荐我去做这个课题。


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群众文化”这个词在脑海里却挥之不去。在文化研究的著作里,我们常见的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字眼,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在今天官方的用语中,较为常见的是“公共文化”;在更为历史性的著作里,我们可能会碰到“民间文化”和“庶民文化”这样的说法;独独“群众文化”这个词语现在少有人提及。诚如雷蒙·威廉斯曾指出的,在词汇变迁的背后是社会的变迁,因此,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考虑到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直觉上这个题目的新颖性,我当时就决定以“群众文化”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整体而言,“群众文化”这个概念与毛泽东时代有更为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探究这个主题,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以及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有一定了解。当然,这些只是宏观背景的掌握,真正进入论文写作还必须借助一手档案资料和口述史的资料。我想起我一位初中同学的父亲是在我们县城的文化馆工作,于是就去寻找他的帮助。恰好他负责档案管理的相关工作,于是我得以查阅该馆馆藏的档案。由于档案的性质,这些档案材料主要包含的是县里的文化馆、乡镇的文化站还有农村的俱乐部的历年工作报告。


除了这些档案资料以外,我还去访谈了几位当年的文化馆工作人员以及民间的盲艺人。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基于这些材料,以我老家的文化馆以及其他的群众文化机构作为个案,来讨论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文化的发展问题。囿于自己的学识和研究经验,硕士论文写得比较粗糙,虽然拉拉杂杂写了五万多字,但无论从经验材料的搜集还是理论框架的构思来说,都不算很好,自己和导师也不算很满意。


我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以后,就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项目大体是沿袭英国的体制,正常时限(normative period)为三年,超过了正常时限则停止奖学金,并且要缴纳延期费。相对于美国的博士项目,中文大学的博士项目并没有太高的修课要求,所以修课压力并不大。尽管如此,要在三年之内先后完成5门课程、两门资格考试、开题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而且与此同时,要承担较为繁重的助教(tutor)工作,时间上也并不宽裕。也许是因为这个时间约束,整个博士项目的设计自始就指向博士论文,以各种措施推动学生尽快选定题目,着手准备。资格考试也是选择两门与博士论文选题最相关的两个社会学分支领域进行。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实际上延续了硕士论文的选题,坦白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时间的约束。事实上,我读硕士时就对社会理论有兴趣,读博士期间对理论的兴趣变得更加自觉,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理论的研读上面,所以,以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也是考虑之一。但自知理论积累十分有限,理论研究也十分不易,担心无法正常毕业,而硕士论文毕竟提供了一点前期的基础和准备。


另外的一个考虑是,我觉得社会学不是哲学,因此不能成为一门纯思辨的学问,哪怕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学者,也应该对经验研究有所感,从而来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滋养。我想通过博士论文来做一个扎实的经验研究,来锤炼和培养自己对经验研究的感受力。另外,做这个题目,也能促使我去深入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以及近代中国史,这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领域。埃利亚斯曾批评社会学“退守至当下”(retreatinto the present),缺乏足够的历史维度,我也深以为然,能借博士论文写作的机会来补历史的课,也是一件乐事。我自以为这一选择“一石三鸟”,选题也就大体这样定了。


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读闲书看到“老清华”何炳棣先生的个人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当我读到他说“做学问就要做一等一的题目”时,不禁猛地一惊,自问自己是否选了一个一等一的题目来写论文,这是我不敢确定的。我后来又读到李欧梵先生的夫子自道,说他甘愿做二流学者,因为他深知做一流学者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李欧梵先生似乎更有点逍遥自在的精神,而何炳棣先生则更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气质。我觉得,对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学者而言,可因应各人之心性,而各取所需,但常常问问自己,我正在追索的问题是否是一等一的题目,或许仍不无裨益。


今天“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鼓励人们去写短平快的文章,而且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进入任何一个细小的领域,都有无数的文献等待着你,而为了适应这种专业化的趋势,那些哪怕是二三流的文献也不得不去费心阅读,在此情境下,“要做一等一的题目”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总想着“做一等一的题目”,一不小心就成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也是要提防的事情。总之,能将“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于一身,对于学者来说,殊为不易,而倘若能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就注意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则善莫大焉。

 

三、材料的收集


作为一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在选题大体确定以后,主要要考虑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具体的理论视角与核心概念的问题,这一点我稍后再说;另一个则是经验材料的搜集问题。我要继续研究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文化,这意味着必须研读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我自知硕士论文所依据的档案资料略显单薄,所以想另找档案来源。如我前面所言,尽管近几十年来历史社会学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但社会学整体上仍缺乏对历史维度的足够关注,正因此,无论是我们的研究方法的训练抑或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都鲜有历史档案研究方法的内容。可以说,对于这项主要基于历史档案的研究,我是心中无底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作为博士论文,我不能仅仅聚焦于一个县,而应该覆盖新中国初期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群众文化发展状况,为此,我理应去查看中央层面的相关档案。于是,我回到北京,准备去中央档案馆去挖掘“宝藏”。这多少暴露了我对档案馆和新中国的档案状况缺乏一些常识性的了解,因为中央档案馆并不是随便可进的。但我从香港跑到北京,不想就这样空手而回,于是我便跑到北京市档案馆去查阅档案。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有用的档案,但不知为何,始终觉得不太对路。我不太记得具体是何时做出的决定,总之,在北京市档案馆停留一周之后,我便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现在回想,我最终选择上海作为这项研究的个案对象,是受到了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的影响。李欧梵这本书的写法是有比较强烈的文化研究的色彩,它以很生动的笔触,比较立体地呈现了摩登上海的“声色电”。之所以说“立体”,是因为李欧梵不仅勾勒了这种新都市文化的物质面,也透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文本来阐释一种心态,就此而言,他呈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样态。以民国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新都市文化兴起的背后,实际就是近代中国的都市现代性的兴起,放大来说,民国上海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某种浓缩,这大概也是民国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聚焦所在的原因。如果说民国上海已经呈现了这种新旧交替之际的参差画面,那么“十里洋场”的魔都一转眼成为红色上海,这种变迁和反差并不比前面的那副参差画面更小,在这里,“传统”、“现代”与“革命”这几个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词碰撞在了一起,这也正是吸引我前去上海的理由。


在那个盛夏的上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要走过南京路的步行街,兜兜转转地穿过几条小路,提防着四处涌动的电动车,来到外滩边的上海市档案馆。在这里,旧日上海的气息依稀能捕捉到。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人显然比北京市档案馆要更多,在我停留的那几个月里,前前后后来了好多拨人,美国的、日本的和台湾的,也可见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的热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海市档案馆的保安都是西装革履,举手投足之间似乎都在和别人说,“这里是上海”。整体来说,上海市档案馆的服务是比较规范和方便的。馆内电脑有档案检索系统,所以可以根据关键词来检索相关档案,复印和打印档案也是很便利的。另外,上海市档案馆在档案开放方面的力度很大,我在那里调阅档案,印象中只有一两次因为内容敏感而不能调阅。有时候,中午和一群在那查档案的同道一起吃饭,常听他们讲在全国各地档案馆的不愉快查档经历,今日回想起来,仍要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这里,我想先讨论一下理论与资料搜集的关系问题。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朴素经验主义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朴素经验主义强调让经验材料自己说话,而研究者要尽力摈除任何的先入之见的支配,也就是说不要带任何理论和概念进入经验材料的搜集过程之中,以此来确保一种客观性。这种立场的系统表述大概就是定性研究中盛行的扎根理论(倘若我的理解没有大的偏差的话),而其社会学内部的渊源至少可回溯到芝加哥学派与布鲁默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他们倡导一种所谓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传统下,研究者仅仅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客观中立地去搜集材料,进而对这些材料予以整理,然后从这些材料中提炼出概念,探究概念之间的关联,并与已有的理论进行对话。


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在于,实际上我们的头脑根本无法作为一块白板一样进入田野,更为重要的是,从一种诠释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田野,能够理解我们的田野研究对象,原因就在于我们是拥有一些“前见”和知识的,正是它们使得我们能够获得对田野对象的理解。因此,这些“前见”是我们能够进行田野调查的前提而不是障碍,只不过,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这些“前见”予以一番审视,并做一定的理论性思考。因此,我虽然理解这其中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但整体上并不认同这种朴素的经验主义,而更认同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于理论之重要性的强调,而这本书的背景之一自然是对美国本土社会学中的经验主义倾向的某种矫正。


就历史档案研究而言,历史档案如此之多,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穷尽,而必然有所拣选;此外,仅仅就一份档案材料来说,研究者在做札记的时候,也绝不是将这份档案材料全部照搬,而往往是有所拣选;再次,一份原始档案材料所提供的事实,并非是对真实现象的“映照”,其本身就是拣选之后的产物。因此,这些过程都涉及到材料的拣选,而这种拣选也必然涉及到自己的“价值相关”与潜在的理论概念之导引。另外,在获取历史档案材料之后,如何将这些杂乱的档案材料,编织成一幅有序的画面,一个连贯的叙事,也同样需要潜在的理论框架的支撑。因此,在历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处处都牵连到潜在的理论概念。推而广之来说,我们都是透过概念来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们并非总是对自己的概念有所自觉。


我们这里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并不是说经验材料是次等重要的,也不是说对经验材料的解读可以随意发挥而无需遵守科学逻辑的检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进行经验研究的同时,应具有理论的自觉,这是认识经验世界的必需;由于我们都不是上帝,不具有一种全知全能的视野,对于理论的自觉,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我们视角的局限性和可能的盲点,这实际更有助于一种所谓的“客观性”。因此,我们需要时时在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视角与档案材料之间穿梭,相互激荡,进而不断扩张,不断修正。


回到我的研究,实际上,在研究之初,对于论文具体的理论框架是不清楚的。但是,如前所述,基于社会学的传统,关于文化变迁的讨论需要转向对文化的制度与组织基础的讨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文化而言,最为重要的制度与组织就是国家,只不过,我们需要把这个抽象的国家落实为具体的管理和运作文化事务的机构,这就是文化局及其管理的文化馆、剧场和游乐场等机构。因此,我的档案阅读就从调阅上海市文化局的相关档案开始,发现这里面的档案非常丰富,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会对其他一些机构有所了解,因此也会拓展阅读一些其他相关机构的档案,比如说工会、影剧业同业公会等相关组织的档案。我也是在阅读上海市文化局的档案过程中,注意到上海大世界这个游乐场机构的存在,并了解到上海大世界在上海乃至整个江浙一带的影响力,所谓“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我意识到这个机构值得特别注意,随后就以“大世界”为关键词,集中阅读了馆藏的所有与大世界相关的档案,并初步打算以“上海大世界”作为论文的个案讨论对象。后来,又承蒙上海戏剧学院的沈亮老师非常慷慨地将他在黄浦区档案馆所查阅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大世界的一些资料给了我,这些资料对我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很有帮助。


在材料搜集阶段,我一共去了上海两次,每次都停留两到三个月。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住宿费是一笔很大的花销,我很感谢好友王俊和孙新生二位先后接纳了我,让我能够在居不易的大上海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那段时间,我太太已身怀六甲,同时也在香港求学。她每天要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要应付学业。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一种焦虑和不安之下开始资料的搜集工作,盼着早点搜集完材料回到香港。只要档案馆开馆,就全天候地在档案馆待着,真有点争分夺秒的感觉。档案馆下班之后,又赶紧前往上海市图书馆,因为那边晚上八点下班,还可以查阅一些资料和文献。资料搜集过程中的复印费和打印费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我记得当时是复印一元钱一张,打印一点五元一张。所以,看档案时往往要权衡一下是否值得复印或打印,有时为了节省费用,就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档案敲入电脑。日积月累,就积累了不少笔记。回到香港后,又抄录了很多自己复印打印的那些档案资料,有时连续好多天都在不停地打字录入,了无趣味。我之所以要把这些档案材料抄录下来,是因为很多档案材料字迹潦草甚至不是很清晰,把它抄录下来便于以后反复阅读。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材料电子化,非常便于检索和资料的分类整理。所以,尽管这个过程非常枯燥,但对于论文写作却非常有益处。基于这些档案材料,我抄录了七十多万字的笔记,这些笔记就是我后来博士论文的主要材料来源。  


做现当代史的研究,官方档案的局限性是经常被提起的话题。由于那个时期离现在尚不远,仍有不少亲历者在世,所以口述史资料的获取是并不困难的,而且也很有必要。在上海社科院花建老师和好友孙新生等人的帮助下,我先后访谈过秦绿枝、陈梦熊等几位老先生,并在一个小区开展过小组访谈。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够访谈到上海大世界过去的工作人员,包括上海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我也仅仅访谈到一位。整体来说,我的口述史访谈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以致于我最后的博士论文并未采纳口述史资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也许是我访谈技巧不够好,或者是访谈的人数不够多,我从访谈中所获得的信息基本未能超出我从档案材料中所看到的信息。


对此,我的感受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过度夸大了官方档案的局限性。官方档案里当然包含了不少的“官话”,但如果档案看得足够多,拥有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大体是能分辨出档案中的内容哪些是“官话”,哪些不是。我这么说,并非贬低口述史资料的重要性和有用性,而是强调我们需要充分用好官方档案资料。毫无疑问,没能够吸纳口述史资料,这构成我博士论文在资料搜集方面的不足,但在访谈过程中,我也确实对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日常生活有了一些更真切的感受,这也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另外一个对我非常有用的资料来源是《人民日报》电子数据库和光盘版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电子数据库。前面这个数据库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后面那个数据库则并不容易获得,恰好香港中文大学拥有一套。有意思的是,这个光盘只能在windows98系统下才能运作,所以中文大学图书馆专门有一台旧电脑安装的是windows98系统,可以用于查阅这一数据库。在这方面,香港高校图书馆系统之专业是值得赞赏的。


此外,我也翻阅了不少上海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这些在上海图书馆以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都有收藏,另外不少上海地方志还有电子版。在这些志书中,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宋钻友老师送给我的《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特别有用。宋钻友老师是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档案期间偶然认识的,他经常来这里查阅档案,人特别谦和,很有长者风范,但从不以长者自居。我们常常在查完档案之后中午在附近一个小店吃饭,吃完饭他还会带我到周边转转,跟我讲了不少上海的历史知识与做历史研究的方法。他对我的论文写作帮助很大,我一直感念于心!


此外,在官方档案资料里,不少内容都是关于工作报告、工作规划与工作总结,或者是因为某项事务引发的不同机构之间的公文往来,这些资料中的生动故事往往就不多。这就使得透过这些档案材料所获得的历史景象多少有些干巴巴。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有不少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人士的传记文献,我当时也翻阅了不少。另外,一些影像资料也是有用的,比如我当时就看了描写新旧社会中的越剧艺人的电影《舞台姐妹》。这些资料对于获得对那个时代的更感性、更生动的画面是有帮助的。


毫无疑问,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史料太多,根本无法穷尽,所以要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实际是不容易的。如何在无穷尽的历史资料与学术研究要求的资料的扎实性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这取决于我们的问题意识、历史感与社会学的想象力。

 

四、具体的理论框架


我在前面说过,我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对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变迁的关注,在我的研究中则具体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而这一关注需要落实到大众文化组织的运作过程与在此过程中所牵涉进来的种种机构、制度与政策运作。要描述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仍然需要诉诸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在这方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写硕士论文时就有所了解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我之所以偏爱“文化领导权”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因为文化领导权这个概念更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文化实践,并特别引发了对大众文化领域的重视;其次,文化领导权看重文化实践的组织基础和当中的具体社会机制,并重视在此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最后,文化领导权强调了文化是一个过程,并让我们注意到这个过程是不断变迁的且存在着内部的张力,存在着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就此而言,这一概念与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契合。


我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视为新中国去塑造一种文化领导权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如何将文化领导权这个概念进行社会学的操作化,我在葛兰西那里似乎没有获得太多的资源,葛兰西更多是将文化领导权视为一种革命策略而不是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工具。如果没有其他概念的支撑,“文化领导权”在我的论文中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词汇。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最初想到的是布迪厄《艺术的法则》,试图借助这一理论将这一改造过程理解为艺术场域的转换过程。但是,在我研究的这个个案中,主导这种场域转换过程的是国家而并不是场域内部的行动者的争夺,但《艺术的法则》似乎并没有提供国家如何介入和影响艺术场域的具体机制与概念,这就使得这套概念不能够应用上手。可以看到,我的问题意识大体还是清楚的,但将一个清楚的问题意识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具体的概念框架,这一过程实际并不容易。这一方面有赖于自己的理论储备,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你所掌握的经验材料,我们需要在这二者之间不断穿梭,不断调适,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框架,有一段时间确实感到很迷茫,直到有一天又重新想到了斯科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中心观”。之所以说是“重新想到”,是因为我之前就曾经想到这个理论框架,但不知何故又放弃了,如今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记得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斯科波是所谓的“新韦伯主义传统”,其理论源头是韦伯,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恰恰是韦伯强调了某种程度的政治自主性与国家的重要性。这一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对理论的掌握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汲汲于它如何能够为我所用,却并不知道它何以能够为我所用。另外一方面,对理论之源流与脉络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一如我们对于历史之理解。具体来说,“国家中心观”为我提供了一个将国家的角色带入到文化变迁这个过程中的路径,它所关联的一系列概念,诸如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不均衡性、国家能力的悖谬、政策反馈效应与国家建设等概念,就成为了我后来博士论文的主要概念。


我之了解“国家中心观”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格考试制度,这大概也是海外大学通行的一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在修完一定课程和学分之后,必须选择两个与博士论文最为相关的两个社会学分支领域作为资格考试领域。每个领域都会有一位负责老师,一般会开列一个书单,含括了这个分支领域的主要理论脉络与经典的经验研究。学生则要按照这个书单进行准备,当然,经过老师允许,这个书单也可略作修正和补充。在准备数月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了,考试形式各个学校和各个系都不一样,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是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上下午各一张卷子作答。


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制度,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个制度,另外一方面,据我所知,这个制度在国内高校的博士培养当中并非是一种通行的制度,而我认为,这一制度对于博士生培养是很有裨益的。在选择资格考试领域时,我早早就选定了文化社会学这一领域,另一领域我最初选的是历史社会学,也是我很有兴趣的领域。但因为这两个领域的负责老师都是我的导师陈海文先生,他建议我应多向系里的其他老师请益。几经考虑之后我选择了政治社会学,而我对于国家理论(包括“国家中心观”、“社会中的国家”等)、市民社会与权力等基本概念的了解就是源自这门资格考试领域。回想起来,我这个人一直以来的毛病就是喜欢泛览各种各样的书,所以读书往往不求甚解,不成系统。参加这两门资格考试,促使我能够更为系统地学习一个专门领域,这为开展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一直到今天,我所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受益于这两门资格考试所提供的指引与方向。


我后来在教授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注意到贝克之所以能够写出《风险社会》这样的著作,实在是得益于他同时在工业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这两个分支领域开展研究,而风险社会的主题显然体现了这两个分支领域的某种交汇。所以,我一直建议学生一定要在两个以上的分支领域展开研究,因为分支领域把一个原本整体性的社会人为地割裂为不同的领域,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往往遮蔽了我们对整体社会的理解。在两个以上的分支领域展开研究,让我们有意识地注意到不同社会领域中带有共通性的方面,从而能够触及一些更为根本和宏大的主题,比如贝克的风险概念就是对工业生产领域和家庭领域中的变迁之认识之上的一种理论提炼。另外,这往往有利于我们注意到不同分支领域当中的一些盲点,去搭建不同分支领域之间的关联,这往往是突破性工作产生的地方。


回到我的研究,当理论框架比较清楚以后,写作的方向就比较明朗了。我这里想顺道说一下文献回顾的问题。我在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总觉得没有前期研究,因为中国社会学界很少关注这个领域。如果找到相关的研究,也基本出自历史学者之手,特别是做都市史和文化史的一些学者。不过,历史学者写作的方式毕竟与社会学者有所不同。我后来的反思是,我们在寻找相关文献的时候,有时候太过局限于自己所研究的那个经验现象,或者,仅仅关注中国。我们有必要按照理论框架来指引文献检索,并且最好能够引入比较历史的视角。按照这种思路,我阅读了美国社会学者Mabel Berezin对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的相关研究,她的分析框架就特别关注国家是如何影响文化生产过程的。我另外也阅读了美国历史学家Sheila Fitzpatrick的苏俄史研究,她的研究范围很广泛,但有不少是文化史研究。可以看到,苏俄史研究当中所存在的关于极权主义 v.s 修正主义、新传统主义 v.s 现代性的讨论,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对苏俄史的理解,对于我们研究新中国的历史也是很有启发意义。在我有限的阅读里面,新中国史研究似乎仍缺乏一些系统的理论性讨论。所以,在你觉得缺少前期研究的时候,不妨按照这个思路找一找。

 

五、材料的组织与论文的写作


基于历史档案的定性研究,与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要去重建一个叙事与画面,原始的历史档案与原始的田野都是杂乱无章的,而学者的工作就是要在这种杂乱无章的无序因而也无意义的状态中去勾勒出一个有序因而有意义的画面,这颇类似于一种拼图游戏。与拼图游戏不同的是,最终的画面不完全是给定的,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赋予去勾勒的。但相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实际都是在将不同的碎片拼装粘贴在一起,这个过程是试探性的,但并不是盲目的,引领这个过程的除了我们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以外,还有就是历史感。  


说到历史感,要获得对一个历史时代的真实感受,哪怕仅仅过去了六七十年,只要你未曾亲身经历过,实际上都是不容易的事。并不夸张地说,对于任何一个历史片段的透彻理解,都必须包含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哪怕一个非常细小的历史片段,都会牵扯出种种不同的历史维度。而对于任何一个维度的认识,都会影响到对你所研究的那个历史片段的分析。就此而言,尽管我们今天的很多研究是地方史、区域史和微观史的研究,但我们切不可忽略整个国家层面的宏观历史脉络,这在关于明清史的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中就有很多反思,而在新中国时期这一点或许就更为凸显。以我的研究来说,尽管我研究的是上海市五六十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对于新中国这一时期的整体趋向,国家层面的种种政策,中共在苏区与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与实践,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等等,都应该要有所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专题研究或者社会学个案研究,都应该是延伸个案法(extended case study)的研究;都需要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与微观个案之间寻找到一种有机的融合与平衡,将微观个案自觉地放置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又在微观个案中透显宏大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因为所谓的宏大历史进程,或者所谓的历史背景,实在是一个难以穷尽的无底洞。但是,强调这一点仍然是有必要的。今天,伴随着官方历史档案的解密,每一卷新解密的历史档案似乎都变成了一块未开采的矿山,一如考古学界的考古挖掘。谁能够率先占有一份历史档案,谁就拥有了学术生产的先行者优势,这就使得学者不断去寻找新的尚无人问津的“富矿”。类似的历史个案研究近年来可以说层出不穷,其负面效应在于导致历史图景的碎片化,因为在我们汲汲于搜集新的历史档案材料去呈现一个新的个案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些已经公开出版的大量资料汇编,那里包含着大量的对宏观历史进程的有用信息。我们往往是在还没有获得基本的历史脉络感的时候,就扎进了个案研究而不能自拔。我在撰写上海大世界的个案历史的过程中,尽管我当时花了不少时间看各种近现代中国史、新中国史与上海史的相关专著,但最感不安的地方就在于我是否对上海大世界所置身的宏观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有了较为可靠的认识。这一点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这一历史个案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与深度的掌握。


让我们回到具体的操作问题。在材料的组织方面,一开始面对的材料总是千头万绪,毫无条理可言,不知从何着手。对此,我用的是一个笨办法,我把我所做的那七十多万字的笔记,按照主题进行分门别类,比如上海大世界的材料归一类,文化局的材料归一类,在每一大类之下又可按照主题再进一步地细分。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借用了微软的Onenote软件(或者用Evernote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软件对于材料的分门别类还是挺有帮助的。这个工作会让庞杂的原始材料显得更清晰一些,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初步的分类整理,在写作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写作情况,予以更细致的调整、分类和组织。在这方面,前述的理论概念与理论框架就特别重要。


就社会学的写作方式来说,理论概念与理论框架实际构成了问题意识与具体的经验材料之间的衔接点,借助概念与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可以落实为具体的经验分析,而不至于空洞无物,与此同时,经验材料也能够有所指向,而不会漫无归宿。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社会学的这种写作方式有过于生硬之嫌,确实,如果功力不够,有时候确实会给人以生搬硬套的印象,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能够让理论框架与经验材料呈现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让别人觉得这种理论框架是非常自然而非生硬的,是如余英时所谓的“水中之盐”而非“眼里金砂”。


另外,历史学家也会批评社会学的写作方式降低了叙事性,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批评,也正因此,社会学界这些年有不少关于“复兴叙事”的呼吁,布迪厄就特别强调社会学家应该多向小说家学习叙事方式。不过,对于理论框架的强调,触及社会学的特质,社会学致力于寻找一种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可能性,并强调一种分析性,这是它强调理论框架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韦伯的这一论述就十分清楚,“社会学力图构建经验过程的类型概念和普遍特性。这使之有别于历史学,后者旨在对个体活动、机构和承载文化意义的人物做出因果分析和阐释。支撑社会学概念的经验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但绝不仅仅是由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相同的具体行动过程构成......社会学分析从现实中抽象出来,同时又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因为它表明,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能够以多大的接近程度被归并于一个或者更多的此类概念之下”。当然,如果能在这种一般化、分析性的论述之中兼顾叙事性,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另外,我记起宋钻友老师之前给我的建议,就是编订一个研究对象的较为详细的大事记。这对我后来论文材料的组织与写作非常有帮助。按照这一建议,我把我从各种报纸和志书上搜集到的有关上海大世界的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就变成了一份上海大世界在1949-1966年间的一份较为详尽的日志。这份日志的好处就在于提供了一个按时间顺序呈现的上海大世界的基本发展脉络。在我遇到一段材料不知安排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看一看这份日志,往往就会更清楚。


总的来说,材料的组织是要基于历史感、具体的时间发展脉络、具体的理论框架以及内在的理论逻辑来进行。


应该说,如果前面这些工作完成了的话,论文的写作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前面这样一步一步分开论述,只是为了写作的方便。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不可能是那么步调清晰,往往是好几步混杂着走,而且,似乎也不必等所有工作都完成了,才开始写作的工作。因为如果按照这种心态,你会发现你的准备工作永远都做不完,因此永远也无法开始写博士论文。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开始已经写了一两章,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对很多历史背景掌握还不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写作的逃避,所以停止写作,又去看了一个月的参考文献。后来回头一看,那一个月看过的参考文献,多数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没用上。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不要急于求成,但也不可太过拖拉。不妨为自己每天定一个小目标,我当时要求自己每天写2000字左右,这样按部就班,过了三个月,博士论文不知不觉中就写完了,而且足足写了27万多字。所以,对于写博士论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每天都要写,这是一个简单但很实用的道理。对于那些有完美心态的人来说,我导师陈海文先生当年和我说的一句话可能是有用的,“a finished thesis is a good thesis”。所以,先完成它,再想着如何去完美它。


最后,当论文大体完成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论点的提炼,这往往是结论部分的工作,它需要扮演某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我导师当年就曾问我,如果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你的论文,你会如何表述。怎么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一篇27万字的博士论文呢?这意味着你要挑出你最核心最精华的内容,它能直接回应你最初的问题,又能涵盖论文整体。很多时候,当我们写完一篇论文的时候,实际并不是特别清楚这篇论文到底要表达什么论点。所以,做这样一步工作,就是促使自己去反思整篇论文,反思整个写作的轨迹,想一想自己从哪里出发,如何走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思考你的论文是否足以支撑自己的论点,论文的不同部分在支撑这个论点当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做完这个工作之后,你对你文章的内核与整体结构框架就会有一种更为清晰的认识。

 

六、一些反思


我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最感困扰的一点是该如何评价这段文化变迁的历史。不同的人对此都抱有不同的定见,而且似乎无可置疑,真理昭然。但是,面对历史档案,我们看到的却是分明的历史复杂性。面对这种历史复杂性,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批判,而是具体的批判。这让我想起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这个概念的强调,我们要注意的是社会事实的复数性。涂尔干的用意在于去应对和补充笛卡尔主义所孕育出来的那种数学家般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把世界化减成它的几何形式”,而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理性主义,“虽然知道万事万物,不管是属人的还是物质的,都非常复杂,难以归约,但他们依然能够坚定地直面这种复杂性”。在评价历史方面,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新型的理性主义,需要对事实判断的审慎与严谨,而这是我们去做价值判断的必要准备工作。


这里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该如何理解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一问题宽泛来说,就是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自己的价值判断是,至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的非宗教国家或者说世俗国家而言,国家需要有某种文化立场,而不可采取一种文化放任或者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这实际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的内在意涵,他实际指出,国家必须成为一种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领导者。以我粗浅的理解,这一概念与中国传统是相通的。所谓“王霸之辨”,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非都强调的是教化,而非武力强制或者经济利益,才是政权之长治久安的基础。


在这方面,吴飞在其《浮生取义》一书中讲述了一些“无言的游魂”的自杀故事,他将这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关联到了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处境,关联到近百年来的“家庭革命”与家庭秩序的变迁。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他其实已经点明一点,如果国家不能够担当某种人心秩序和文化秩序之建设者的角色的话,上面那些“无言的游魂”的故事仍然会持续上演。不过,晚近的一些乡村研究所揭示出来的事实是,不少乡村社会不仅面临着人口的空心化,同时也是文化与人心的空心化。就此而言,一种合理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推进,仍是一项任重道远未完成的计划。


当然,我意识到,作为一种非常强有力、非常理性的现代科层组织而兴起的现代国家,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很多时候,这使得我们不再能够区分何为政治何为行政,而政治之沦为行政也恰恰是韦伯最大的担忧所在。国家是否应该介入文化,取决于国家是否依然采取一种政治立场,而所谓政治,按照中国传统来说就是,“正亦政也”。在此意义上的政治,就是人心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就此而言,国家之介入文化的正当前提是,文化(特别是扎根于本民族之历史与民情之文化)能够介入和塑造国家。


我的博士论文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李康老师指出的,我曾在博士论文答辩前请他给一些批评意见。他说,我的论文材料丰富,结构完整清晰,但就是“缺少人”。我自认为是一个有人文倾向的社会学者,却何以在一篇27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找不到“人的风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我自己反思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前面说过,基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它非常关注某一现象的行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牵涉的制度、组织与政策维度。以我来说,我原本关心的是文化的处境,并试图由此来探求现代中国的人心秩序,因此,我自己自觉的分支学科认同是文化社会学。但是,我实际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来自政治社会学的国家理论。我的论文实际讨论的是国家如何介入到这一时期的文化生产与整体的文化改造之中,因此整个论文对于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大世界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娱场所的运作与经营都有具体的分析和讨论。因此,放眼望去,处处都是组织、制度与政策,而没有太多鲜活的人的故事。我觉得,对组织、制度、政策与它们的具体实践过程这些方面的强调仍然是社会学需要去坚持的地方,但是,如何能够透过有形的制度去呈现出背后的无形的制度,去进入当时人的生活世界,这是我本人乃至整体的社会学界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我想起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所阅读的王笛的《街头文化》以及卢汉超的《霓虹灯下》,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和上海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宛如人类学的民族志,倘若用前面李康老师的话来说,这里面充满着人的气息。从一种学术的角度来说,这两本著作都是有文化感的,他们呈现的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文化本身,当然,在呈现日常生活的风貌的同时,他们又能呈现制度的过程,这一点在王笛的《街头文化》一书中呈现得更为明显,此书勾勒了晚清以后国家是如何逐渐介入日常文化当中的过程。这一类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与此相关,如果借用余英时所谓的“外在理路”和“内在理路”区分的说法,那么,我这篇论文基本上是对文化变迁的“外在理路”的一个讨论,而缺少一个“内在理路”的分析。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对文化内部的变迁要有所感受,比如说,当时的“旧戏改革”究竟改了什么,梅兰芳的“移步不换形”的具体意涵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批判?“样板戏”在京剧史里面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理由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就需要有对戏剧本身的认识和理解,而我恰恰不是任何一种戏剧的剧迷。我尝试过去观赏张火丁的京剧,乃至观看梅兰芳和程砚秋的表演视频,奈何始终不能进入。这让我想起当年陈海文先生说的话,他说,做文化社会学是需要有文化的,对此我真是颇有同感。如果不能够进入作为文本而不是实践的文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开展一个“内在理路”的文化分析。在这方面,我近来看到的一些文学出身的同仁,他们所开展的关于文化改造的研究,就更带有“内在理路”的色彩。


有不止一位学生和我提到,他们接触了社会学,却转向了人类学或其他学科,原因是觉得社会学太干枯了。一个在我心目中如此生动、多元、有意义且有趣的学科,却陷入此等“干枯”的境地,着实是一件需要检讨的事情。我觉得,个中关键仍然在于如何把人带回来,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像霍曼斯所设想的那样,是要转向一种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这对于社会学一定是一条歧路。对我而言,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进入文化的内部,如何进入生活世界的问题。这是我这篇论文没有处理好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短板。在这方面,我特别乐见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eyAlexander)所推动的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的强纲领运动,虽然我并不是完全赞同其具体的理论框架,但我觉得这一运动对于社会科学前述局限会有重要的矫正作用。如何能够兼顾“外在理路”和“内在理路”,如何兼顾物质秩序与符号秩序,这是值得整体社会科学重视的问题。


话说回来,虽然有这样一些反思,但我仍想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做一些辩护。我最初踏入社会学的门槛,是出于对现代人的人心秩序的关怀,而我的博士论文却似乎并未透显出人心秩序的幽光,而卷入了制度、组织和政策的丛林。所以,这才导致论文看不到人。但是,我仍然不认为这是一种完全的迷失。我想借用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由系统所主导的世界中。对于那些关心和试图去护卫生活世界的人来说,对于系统的研究虽然不是更根本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对于系统、生活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就构成社会学之研究方向,并使得社会学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学科,因为它关心的是总体性的社会事实,这也构成社会学之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研究实际触及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之国家如何塑造了作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之民众文化,但我没有触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文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文化又如何塑造国家。对于这些问题,以及重新找到触及人心秩序的社会学道路,这依然是我在摸索中的议题。

 

七、“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智力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体力的过程,而更主要的是一个心性的过程。这种心性还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一主体的心性,而往往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心性,或者说我们始终是在一种社会情境之中来锤炼我们的心性。何以这么说?博士论文往往相当于一部专著的创作,其所消耗的时间和心神,自不在话下。但是,更大的挑战或许不是来自论文本身,而是来自我们的生活遭遇。过去都说“十年寒窗苦”,但如今博士毕业至少是“二十年寒窗苦”,到了这个年龄,有不少博士生朋友可能已经进入家庭生活,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格局,身上的担子着实不轻。以我本人来说,在我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得知先父身患重病,治疗费用不菲,次年小女出生,没过多久,我博士的正常年限到期,没有了奖学金,而博士论文之完成尚遥遥无期。个中甘苦,实不足与外人道。即便熬过了博士论文,以今日国内青椒待遇之微薄与房价之高企之间的巨大落差,也足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更不用说国内高校的一些市场化和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所带来的种种逼切感和负面感受。韦伯笔下的那些在名利场匆匆行走的职场人士,似乎已然成为我们的命运写照。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始终还是面临着那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读博士”,“我为什么要成为学者”,“学术是否依然是一种值得拥有的生活?”。我相信,这么多中青年学者在这里一起回顾各自的求学生涯,似乎不仅仅是在诉说作为过来人的一些经验,也在于去澄清何以我们会成为所谓的学者,并且依然是一名学者。我们仍然要言说出,读书人的生活何以仍然是值得去过的一种生活,或者,它何以在今天不值得一过?


在这方面,我仍然带有一些或许不合时宜的“士”的怀想。我还是认为,尽管我们常常被这个社会所“教育”,但我们仍不应忘记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与使命,我们仍需要去教育这个社会。我觉得,学者这一群体应该是某种“理想主义”的守护者,并以一种理性和务实的姿态去使得这种“理想主义”更成为可能,而教育与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渠道。在今天如此现实的时代,去谈论什么理想主义,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迂腐和幼稚,就是一种自命清高。但我想说的是,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学者而言,谈论理想主义是基于一个很现实的理由: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现实的时代,倘若没有这样的不那么现实的“理想主义”,那么,学术生活很可能是不值得一过的,因而,也是过不下去的。就此而言,在选择是否以及继续成为学者的时刻,是考验我们自身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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