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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余伟民教授的论文

南国学术2019-07-06 1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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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伟民,1982年、198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99—2009年兼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20世纪世界史、苏联史、冷战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20世纪世界史》《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替代性选择”和“比较优势”——苏联模式为何丧失历史合法性》等。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国家体制的建构

余伟民

摘  要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后,在建构新型革命政权的同时,重组在革命中解体的俄罗斯帝国版图,在帝国废墟上建构了一种特殊的联邦制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其间,列宁代表的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目标与斯大林代表的国家主义的“帝国治理”目标形成张力,双方围绕国家体制方案(斯大林提出的各民族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方案与列宁主张的各民族共和国联盟方案)展开争论,表现了政治策略上的对立。斯大林坚持重建大俄罗斯国家的目标,认为用帝国式的统治将已经获得独立的各民族共和国的主权收回乃是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必由之路。列宁则试图坚持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立场,将苏维埃俄国视为创建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联盟的出发点。他在联邦国家的建构问题上,既认同于中央集权制,又希望避免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力图形成一种符合世界革命目标的各民族国家平等联合的新格局。因此,他特别注意在联盟的建立过程中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在“格鲁吉亚事件”上特意维护被压制的少数民族权益,以维持两者间的平衡。但是,中央集权制下的超国家联合体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几乎不可能走出帝国政治的怪圈。在苏联的筹建过程中,尽管列宁的方案被接受,但最终成为现实的仍然是斯大林代表的国家主义取向,即建构了一个与俄罗斯帝国具有同构性而在形式上没有俄罗斯民族国家标记的特殊联邦制国家。由于苏联国家体制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内在矛盾,它只能依靠党中央集权(直至领袖个人集权)的强制力量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一旦这种集权力量松动,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利用联邦制形式赋予的宪法权利获得独立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日后解体的种子。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   苏联   “自治化”方案   “格鲁吉亚事件”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开始了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进程。这种探索性实践,首先表现在政权建设领域,同时也表现在国家体制的建构上。布尔什维克政权虽然开创了一种新型的革命国家形态,但在国家版图上则是继承了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因此,苏维埃俄国国家体制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对革命中解体的沙俄帝国进行重组。其间,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目标与国家主义的“帝国治理”目标形成张力,并在两种目标的冲突和调适中完成了形式上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实质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建构,塑造了一种特殊的联邦制国家形态。

 

  革命中解体的帝国

以沙皇专制制度为内在政治结构的俄罗斯帝国源起于13世纪形成的莫斯科公国。16世纪中叶,俄罗斯统一国家和沙皇制度确立时,其领土面积约为280万平方公里(北起白海,南至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达乌拉尔山支脉),此后经由几个世纪的周边殖民征服,逐步扩张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殖民大帝国。到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面积已达2280万平方公里(北起北冰洋海域,南至土库曼与阿富汗交界处,西抵德国边界,东达白令海峡)。在这个过程中,开拓型殖民与侵略性殖民交织在一起,民族国家与殖民地的界线混淆不清,由此造成了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特别复杂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也构成了沙俄帝国体制上的双重特性——专制王朝与殖民帝国的两位一体。为了控制由本土直接延伸的周边殖民地,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而这种国家体制上的需要又强化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使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迟迟难以克服日趋腐朽的政治障碍,近代以来的历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最后,由经济力量推动的社会转型不得不借助于战争和革命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因沙皇专制统治的崩溃而引起的中央权力的失落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的解体和原来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各非俄民族地区的自决、分离乃至独立。这种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的联动效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1917年俄国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俄罗斯帝国的解体首先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军事失利而触发。当时,俄国西部大片土地沦于德军之手,在这些地区,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非俄民族最早利用这一形势,开始酝酿建立或恢复独立的民族国家。随即,这股民族自决浪潮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和中亚,各非俄民族地区纷纷建立本民族的自治机构。当时密切关注这一动向的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1878—1953)曾这样概括风云而起的民族自决浪潮:“俄国各边疆地区转瞬间布满了‘全民族’机关。……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边区、立陶宛、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塞拜疆、北高加索、柯尔克兹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拉达’;比萨拉比亚的‘斯法图尔—采利’;克里木和巴什基里亚的‘库鲁尔泰’;土尔克斯坦的‘自治政府’,——这些就是各民族资产阶级把各种力量聚集在它们周围的‘全民族’机构。”显然,上述民族机构的建立是走向民族独立的第一步。

   1917年3月(俄历二月)和11月(俄历十月),俄国先后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者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终结了沙皇专制制度;后者结束了临时政府的过渡,将政权转入列宁(В. И. Ленин,1870—1924)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手。两次革命,实现了俄国政治体制的改造;在革命的风暴中,俄罗斯帝国也随着王冠落地而分崩离析。

   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过程从二月革命开始,其高潮则在十月革命以后。最早脱离帝国版图的是原隶属于沙俄的波兰王国和芬兰大公国,波兰的独立在俄国临时政府时期已经实现,1917年底,苏维埃政府亦承认其独立地位;与此同时,苏俄还承认了芬兰的独立。

   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曾被德国军队占领,1918年4月,占领当局将它们合并组成“波罗的海公国”。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后,“公国”分立为三个独立的共和国。不久,这三个国家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宣布自己为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12月25日,苏俄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1919年,三国的苏维埃政权先后被推翻,恢复了原来性质的共和国政府。尽管如此,苏俄仍于1920年分别与三国签订和平条约,再次承认它们的独立地位。

   外高加索地区在1917年11月也开始了走向独立的进程。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为了对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曾组成统一战线,宣布成立“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外高加索议会”,并于1918年4月宣布成立“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接着分别于5—6月间成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穆沙瓦特(平等党)领导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和达什纳克(联盟党)领导的亚美尼亚共和国。1920年4月至1921年2月,随着苏俄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外高加索地区逐渐处于苏俄的影响和控制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它们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得到苏俄的承认(1920年5月,苏俄已承认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独立)。

   中亚地区从俄罗斯分离的主要是原布哈拉埃米尔国和希瓦(花拉子模)汗国。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宣布解除沙俄强加于上述两国的义务,允许它们独立。1920年2月和9月,花拉子模和布哈拉在苏俄红军干预下先后发生武装起义,推翻原统治者,成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但仍保持独立地位。至于中亚的其他地区,在1918年4月和1920年8月,先后组成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

  作为原俄罗斯帝国主体部分之一的乌克兰,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即迈出了独立的步伐,当时成立的政权机构——“拉达”曾宣布自己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1917年12月16日,苏俄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乌克兰有独立权利;随即,12月25日,在哈尔科夫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并得到苏俄的支持。1918年4月,乌克兰被德国军队占领;11月,德国战败后,苏维埃共和国和“人民共和国”分别宣布恢复。1919年6月,波兰军队进入西乌克兰地区;同年12月,苏俄红军占领基辅,“拉达”政权被推翻。1920年,俄波战争后,乌克兰被分割为二的格局基本确定。根据1921年3月签订的《里加条约》,西乌克兰正式划归波兰,东乌克兰则维持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形式。

   另一个斯拉夫民族区域白俄罗斯在1918年也曾遭德军占领,德军退出后红军进入,并于1919年1月1日宣布成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月4日,苏俄承认其独立。1921年的《里加条约》把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也划归波兰。

   此外,历史上原属罗马尼亚民族的比萨拉比亚于1918年1月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4月9日宣布与罗马尼亚合并,但此举未得到苏俄承认,成为俄罗间的领土争端。

总之,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俄国沿着帝国解体的轨道滑行,大部分被沙俄强行兼并的、原来有独立国家基础的非俄民族地区通过各种形式获得了独立。苏维埃俄国所继承的沙俄帝国遗产是一个版图已大大缩小了的俄罗斯。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之所以接受帝国版图破碎的现实,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在国力空虚、外敌入侵、国内战争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下,苏俄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帝国解体的客观趋势,甚至被迫签订割让国土的《布雷斯特和约》以求生存;另一方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把“民族自决权”作为鼓动非俄民族地区革命浪潮的策略工具,从而使帝国解体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

民族问题是列宁制定革命策略的重要着眼点。1903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将“民族自决权”列为第九条。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列宁一直坚持这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针对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列宁曾撰文论证在党的纲领中写入“民族自决权”的必要性。列宁认为,在一般意义上,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但在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俄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中就应当包含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内容。就俄国而言,这就是支持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异族人”反对“压迫民族”的专制统治,“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而作为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成分少而封建成分多的东西,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用“民族自决权”支持各被压迫民族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者”,即推翻沙俄帝国的专制统治,然后纔能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目标”,“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原则政策”。他还进一步指出,民族自决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俄国革命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在发动和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口号被付诸实践,也取得了预想的效果。革命胜利后发表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赋予各少数民族自决乃至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种政策取向,不仅具有宣传的功能,而且也与当时以世界革命的逻辑发动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吻合。按照这一逻辑,既然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引爆器,那么,在俄国革命中打碎俄国的帝国结构就是革命的要求和必然,因为,旧俄国的解体乃是走向各民族平等联合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过渡步骤。如果说在发动革命的阶段,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现实主义的理念充分发挥了“民族自决权”团结少数民族粉碎帝国统治的功能,那么,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民族和国家问题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世界革命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色彩。

正是由于将沙俄帝国的解体看做走向更高层次的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过渡,苏维埃政权对原帝国境内一些民族的分离和国家独立的承认是有一条“阶级底线”的。如列宁所说:“不论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们都不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果然,不久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苏俄领导人在民族自决和国家版图问题上的做法就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在帝国的废墟上按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目标”重整河山。

 

  苏维埃国家联盟的筹建:围绕“自治化”方案的争论

20世纪20年代初,世界革命浪潮的低落和国内战争中红军向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推进,从必要和可能两个向度促使苏俄领导层重新考虑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地区的关系,并把重建统一的多民族欧亚大国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要求在原帝俄版图上建立苏维埃国家联盟,由此开始了筹建“苏联”的过程。

恢复原俄国版图的努力从国内战争中期开始,首先是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和战时经济联盟。1919年5月,俄共(布)中央发布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要求俄联邦同当时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结成军事联盟,统一军队的指挥,集中管理人力和物质资源。根据这一指示精神,6月1日,有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代表参加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指令,规定:统一军队组织和军事指挥;统一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铁路管理和经营;统一财政;统一各国的人民委员部。此后,苏俄又通过双边同盟条约进一步固定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到国内战争结束时,以双边条约形式与俄罗斯联邦结盟的国家有: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这些国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在党、军队的关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各国共产党均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苏俄通过党组织系统和联合人民委员部对各国实施领导,红军也实行统一指挥。所以,国内战争中,苏俄在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已经部分地恢复了对旧俄国版图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控制(除已完全独立的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划入波兰领土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以及回归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

   下一步,就是筹划将实际控制下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纳入统一的联邦国家,从法律上实现重建多民族欧亚大国的目标。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在苏俄历史上具有多方面的转折意义,无论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还是通过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全面恢复国家的政治功能和确立政权本位的统治秩序,都表现出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政策选择取向。苏俄国家政权的重新定位,必然反映在对国家版图和体制结构的要求上。如果说内战期间的军事联盟带有权宜之策的痕迹,那么,在俄共(布)十大上,恢复原俄罗斯帝国版图、建立大联邦国家已被明确为党的既定方针和近期目标。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各苏维埃共和国国防的共同利益、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和各国间粮食的调剂都要求建立国家联盟,这是各苏维埃国家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决议还指出,国家联盟的一般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

作为建立大联邦国家的一个过渡步骤,俄共(布)决定先在外高加索地区建立联邦国家。为了推进这一部署,成立了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1921年11月,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通过决议,要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并首先从三个国家的经济统一开始。这一决定,受到民族独立意识强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抵制。格鲁吉亚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坚持民族独立不可侵犯。当时任高加索局领导人的奥尔忠尼启则(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根据列宁的原则要求和当时负责民族事务的斯大林的具体指示,运用党的纪律和组织力量压服了格鲁吉亚领导人(据列宁秘书福季耶娃回忆,奥尔忠尼启则等人曾宣称,要用“烙铁”把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的民族主义倾向“烫平”)。1922年2月,上述三国共产党召开统一代表大会,成立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并通过建立联邦的决议。3月12日,三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邦条约,“外高加索联邦”就此成立。这是走向大联邦国家的第一步。但格鲁吉亚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筹建大联邦国家的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曾为此产生分歧并酿成冲突。

   1922年8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央组织局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为预定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建立联邦问题起草方案,苏维埃联邦国家的筹建正式启动。8月11日,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还有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阿加马里-奥格雷(阿塞拜疆)、米亚斯尼科夫(亚美尼亚)、姆季瓦尼(格鲁吉亚)、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切尔维亚科夫(白俄罗斯)等。斯大林为委员会拟订了决议草案,题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这一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各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用扩大俄罗斯联邦的方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联邦国家,原俄罗斯联邦的中央机构将成为扩大后的联邦的中央机构。原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外交、外贸、军事、铁道、邮电等政府部门并入俄罗斯联邦的相应部门,所保留的其他一些重要部门(如财政、粮食、劳动、国民经济、保安机构等)也要服从俄罗斯联邦相应部门的指令。这就是所谓“自治化”方案。该方案以秘密文件形式发给各共和国党中央讨论。讨论结果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赞成,格鲁吉亚明确反对,白俄罗斯委婉反对,乌克兰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推迟表态(两个中亚共和国和不久即撤销的远东共和国当时未列入首批进入联邦的方案)。9月15日举行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作出决议:“认为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所建议的各独立共和国以自治化形式实现统一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在经济上统一力量和统一总政策是必要的,但要保留独立的全部属性。”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出,尽管奥尔忠尼启则等俄共(布)中央和高加索局的代表列席会议并施加压力,但表决时仍以绝对多数(仅1票反对)通过了决议。显然,格鲁吉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并没有因为外高加索联邦的成立而被“烙铁”烫平,他们仍然顽强地抵制俄罗斯联邦对自己的吸收式联合。其实,这种倾向是当时各独立民族共和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反映,只不过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比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更直接也更大胆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抵制,引起了病休中的列宁的关注。9月22日,列宁给斯大林发出便函,向他了解有关情况,斯大林于当天作了书面答复。在覆信中,斯大林指出:“两者必择其一:要么真正的独立,那样的话,没有中央干预……共同的问题通过对等的谈判,根据协议解决,而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各独立共和国不必执行;要么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统一成一个经济整体,把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正式扩大到各独立国家的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即以各共和国在诸如语言、文化、法律、内务、农业等方面真正的内部自治来取代有名无实的独立。”他还强调了用“自治化”方式建立联邦是压制民族主义倾向的必要之举,“在四年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武装干涉,我们莫斯科不得不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自由主义,但是却意外地在共产党人中培养出一些真正彻底的社会独立主义分子,他们要求全部意义上的真正独立,把俄共中央的干预视为莫斯科的欺骗和虚伪”;尤其严重的是,“地方上年轻的一代共产党人不把独立投机看做投机,固执地把关于独立的文字当成真的,还固执地要求我们一字不差地落实独立共和国的宪法”;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使地方应当在一切基本的问题上无条件地服从中央这种中央和地方相互关系的形式,与实际的相互关系一致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用形式上的(同时也是实际的)自治取代形式上的(名义上的)独立,那么,一年之后,维护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统一将无比困难”。列宁接到此信后,没有立即表态。9月23日至24日,中央组织局专门委员会会议审议了“自治化”方案,经逐条表决,以多数票通过了略作修改(主要是补充了:各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外交、外贸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的斯大林的方案文本。次日,组织局将会议材料送交列宁,同时发给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9月26日,列宁在休养地哥尔克村约见斯大林,两人就联邦方案讨论了2小时40分钟。同日,列宁还通过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1883—1936)致信全体政治局委员,明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列宁在信中指出:“今天同斯大林谈过这个问题。……依我看,问题极端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按照这个思路,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作原则性的修改,即把各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改成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一起平等地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斯大林虽然内心并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但从策略的角度有保留地接受了列宁对方案的修改意见。9月27日,他致信列宁和政治局,同意将“自治”改为“联盟”;与此同时,他不同意列宁建议的在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一个全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仍然十分强烈地表达了将俄罗斯联邦中央机构改组为联盟中央机构的意见。信中还用讽刺性的语言称列宁为“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二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与加米涅夫互换便条进行交谈时更明确地表示反对列宁的观点。加米涅夫告诉斯大林:“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斯大林回答:“我认为,反对伊里奇需要坚定性。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影响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而后者影响伊里奇,试问,这就是其中的‘独立性’吗?”话虽如此说,方案还是按列宁的意见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方案文本(即所谓“联盟”方案)由斯大林等人签署后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作为中央全会讨论的正式文本。该文本对原草案所作的具有实质性的修改是在第一条。新条文这样表述:“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联合成‘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同时为每一个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约是必要的。”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联盟”方案。全会还决定,在此基础上制定联盟条约草案,并组成以斯大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准备。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全会,但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张便条,表示“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并提出“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此后,联盟的筹建进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围绕着外高加索三国是分别加入联盟还是以“外高加索联邦”身份加入联盟,格鲁吉亚领导人与斯大林主持的俄共(布)中央又产生了严重分歧。10月22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9名成员因不满俄共(布)中央的决定而集体辞职,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趁机调整了格鲁吉亚的领导班子,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缓和。在一次争执中,奥尔忠尼启则竟粗暴地动手打了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卡巴希泽,由此引起了所谓“格鲁吉亚事件”,以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为此而专门派遣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列宁对这一事件也十分关注,他一方面批评格鲁吉亚人反对中央决定的立场,另一方面以更严厉的态度批评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中央领导人所表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种倾向的担忧。但是,病情日趋严重的列宁已经难以扭转事态的发展,联盟的筹建进程实际上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

 

  特殊联邦制国家——苏联的诞生

1922年11月21日,俄共(布)中央正式启动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在斯大林主持下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具体讨论了“将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共和国联盟问题的实施程序”,并讨论了联盟条约的基本原则,要求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好缔结联盟条约的准备工作。在这次会议上还就联盟条约的要点进行了表决并予以通过。11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分委员会会议,逐条讨论了联盟条约提纲草案。在这次会议上,将联盟国家定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1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分委员会提交的联盟条约基本条款草案,会上加米涅夫建议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联盟国名,但被拒绝。11月3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上述条约草案。但由于对条约的部分条款(主要是各国家部门的权限分配以及联盟国名)仍存在分歧,12月5日至16日之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又对条约草案进行了修改讨论,并一度将国名改为“欧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此同时,12月上旬召开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指示,通过了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决议。12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正式通过斯大林宣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草案和联盟成立宣言草案,并决定了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在这一过程中,列宁因病情加重,连续几次中风导致半身瘫痪,所以无法对筹建联盟的具体工作进程施加直接的影响。

1922年12月30日,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宣布,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联盟成立的主题报告,会议发表了苏联成立宣言,与会各国代表签署了经大会通过的联盟条约。条约规定: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的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委会的执行机构;外交、陆海军、对外贸易、交通、邮电人民委员部作为联盟级的人民委员部,各加盟共和国不再设立上述各部;联盟有统一的财政和国家预算;联盟公民拥有统一的苏联国籍;莫斯科作为联盟的首都。条约还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可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次大会还选举了第一届联盟中央执委会。

联盟条约即联盟宪法的基本条款,对该条约修改补充后,1923年7月6日第一届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苏联宪法。这次会议还选举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1月31日,联盟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苏联宪法。至此完成了联盟国家成立的全部程序。1924年的苏联宪法完善了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设置,规定: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两院组成的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联盟的最高权力。联盟院按各加盟共和国人口比例从各共和国选举产生,民族院由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各选派五名代表,俄罗斯联邦各自治省各选派一名代表组成。宪法还规定了苏联国旗和国徽。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1922年12月30日的苏联成立大会,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始终关注着苏联筹建进程的列宁,在苏联宣告成立的当天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件。在这封信中,列宁再次表达了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担忧。他指出,如果中央领导机关不加以认真的改造,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列宁还明确批评了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做法。第二天,列宁继续口授上述信件,把民族问题上升到事关国家政权性质的高度进行论述,认为斯大林等人的错误“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他最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此后,直至次年3月丧失语言能力,列宁在其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中,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民族问题上,试图从格鲁吉亚领导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事件着手扭转中央领导机关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使苏联成为名符其实的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的联盟。但是,如同列宁晚年的其他思想,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后思想也未能付诸实践。苏联从其成立之时起就是按照斯大林的思想和路线进行运作的,“自治化”方案虽然形式上被“联盟”方案取代了,但“自治化”的精神却贯穿在联盟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中。斯大林本想抛弃“名义的”联邦型法律以实现重建大俄罗斯国家的目标,后来接受列宁的建议保留了“名义的”法律来满足加盟的非俄民族共和国希望享有的平等和自由退盟的权利。然而,在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指导下,俄罗斯联邦中央机构还是被扩大为全联盟的中央机构(形式上俄罗斯联邦不设独立中央机构),俄罗斯仍然凌驾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上。这个法律上遵循民族平等原则的联盟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系,通过各加盟国的国家属性与俄罗斯联邦合而为一。这些加盟国的主权已被剥夺,保留的“共和国”形式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在国家体制问题上列宁的“最后斗争”

苏联成立前夕发生的“格鲁吉亚事件”,由于受到列宁的关注成为检验新成立的联盟国家是否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试金石。列宁对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问题的方式十分不满,他在病中一直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并站在被解职的格鲁吉亚原领导人一边,试图以这一案例与斯大林代表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作斗争。

就在苏联筹建进入最后阶段的两个月里,应格鲁吉亚原领导人的申诉,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于11月24日组成以捷尔任斯基(Ф. Э.  Дзержинскии,1877—1926)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前往格鲁吉亚调查处理。调查结论认为,执行斯大林方针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工作符合俄共(布)中央的指示,而与斯大林方针不一致的格鲁吉亚原领导人的立场则是错误的。12月12日晚,列宁听取了捷尔任斯基的汇报,当即因生气而导致13日晨两次发病,乃至严重中风半身瘫痪,但列宁继续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表明态度和采取措施。首先,他用口授信件的方式批评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指出:“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他还批评捷尔任斯基的偏袒行为,指出:“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他还将奥尔忠尼启则的错误上升到“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的原则高度,要求“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列宁的口授信件当时没有送交俄共中央,后来也没有按列宁的想法供《真理报》发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则于1923年1月25日在听取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报告后批准了被列宁批评的调查结论,维持对格鲁吉亚原领导人的处理决定。

因为不同意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结论,在口授信件后,列宁着手直接派人调查格鲁吉亚事件。1月24日,列宁要求调阅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斯大林曾借口须政治局决定予以拒绝,但在列宁执着要求下,2月1日,政治局不得不批准给列宁所需要的材料。拿到材料后,列宁委托其秘书班子予以研究,并列出详细的调查提纲。2月3日,列宁指示加快调查进度,要求在三星期内写出调查报告。2月5日,列宁再次询问调查进度,要求在党的十二大开幕之前务必完成此项工作。2月14日,列宁指示秘书福季耶娃抓紧对格鲁吉亚问题的调查,并让她向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索尔茨转达意见,表明他(列宁)站在被欺侮者(格鲁吉亚原领导人)一边。

3月3日,秘书班子将他们所写的调查报告送交列宁,在了解了更多的事情真相及各位中央领导的倾向后,列宁于3月5日口授了给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1879—1940)的信,信中说:“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要是您因为某种原因不同意,就请把全部案卷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您拒绝了。”可见,在当时的俄共中央领导层中,列宁已很难找到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即使在很多问题上与斯大林存在分歧的托洛茨基,也未必在这件事上支持列宁;所以,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并没有确定的把握。果然,当列宁的秘书用电话向托洛茨基转达这封信时,托洛茨基借口有病,回答说,他不能承担这个任务。

3月6日,列宁还口授了给格鲁吉亚原领导人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的信,表示:“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在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此信也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显然,即使在缺少支持者的情况下,列宁仍然打算在即将召开的俄共(布)十二大上就格鲁吉亚问题捍卫自己的立场,纠正斯大林等人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错误做法。列宁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是因为他从这一事件中看出了刚刚成立的联盟国家并非他所希望的体现世界革命理想目标的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新型“社会主义联盟”,而是隐含大俄罗斯主义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的翻版。列宁担心,这样的联盟国家将会影响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对其他民族(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感召力,“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显然,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列宁绝不是就事论事地判断是非,也不是仅仅出于对那些“被欺侮者”的同情,而是站在推进世界革命的高度考虑问题,力图避免“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

然而,在当时的俄共中央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人像列宁那样思考问题,除了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坚持大俄罗斯主义立场,托洛茨基不愿意卷入这场争端,被列宁列入可能的支持者的加米涅夫则在争端双方之间和稀泥搞平衡。3月7日,接到列宁抄送信件的加米涅夫给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写信,向他通报列宁信件的内容和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反应。加米涅夫很清楚“老头子(列宁)”“激动不安”的原因,也明白列宁“实际上支持姆季瓦尼一伙,否定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立场,但他只愿意做一个和事佬,利用出席格鲁吉亚党代会的机会“全力争取高加索在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将双方联合起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做“将不会令老头子满意”,因为列宁“不仅希望高加索实现和平,而且希望从上边作出明确的组织结论”。加米涅夫还将列宁给格鲁吉亚原领导人的信告知斯大林,斯大林立即与奥尔忠尼启则通气,为在格鲁吉亚党代会上抵制列宁的意图做好准备。为了应付列宁,俄共中央决定由加米涅夫、古比雪夫组成新的调查委员会前往格鲁吉亚。实际上,这个所谓调查委员会只是按加米涅夫的方式在格鲁吉亚党代会期间于3月14日将争端双方拉在一起签署了一份和解性的协定。列宁的原则性立场被以一种“非原则性斗争”的处理方式化解为无形。

此时,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从3月10日起无法再进入工作状态,随后又失去了语言能力,3月6日的信件成为列宁口授的最后一份文件。

在列宁不能干预格鲁吉亚问题后,3月26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会上,托洛茨基提议按列宁信件中的立场处理这一事件,但被否决;加米涅夫的和解性处理方式,也只是形式上被接受。会议决定,鉴于姆季瓦尼等人“热衷于在党内制造紧张关系”,将他们调离原工作岗位。3月31日,俄共中央全会批准了政治局决定,“指出少数派在反对联邦思想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错误”。

4月17日开幕的俄共(布)十二大,没有向全体代表传达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斯大林在会议报告中不承认他主持的俄共中央在民族问题上犯有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至此,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力图建构一个更符合其世界革命理想的联盟国家体制的愿望已经落空。尽管宪法上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平等地位和自由退出权利,但现实的苏联国家体制却是按照斯大林的国家主义路线开始了其后六十九年的历史进程。

 

  语

从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到苏联的建立,形式上看,原帝国版图发生了重组,一个新型的联盟国家呈现在帝国废墟上。但是,此后七十年苏联的历史进程显示,帝国的废墟并没有因为联盟的建立而被清除。正如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忧虑的,作为帝国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幽灵依附在联盟的集权体制上,使联盟从其建立之初就患上了帝国的痼疾,并最终重蹈了解体的覆辙。一个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庞然大国,竟然在百年间两次分崩离析,真可谓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历史怪圈,其中蕴涵的历史规律很值得人们深究。

   首先,应该注意到,苏联国家体制与俄罗斯帝国体制的同构性。虽然两者在法律形态、政治形态、经济形态诸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超民族国家的联合体。俄罗斯帝国在其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将开拓型殖民和侵略性殖民交织在一起,由此造成了现代化转型中两种民族主义取向共处一体、互相掣肘的两难困境。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在追求其现代化目标时,本应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以顺应经济变革的需要;然而,为了将原本就有独立民族国家基础的、处于殖民地状态的非俄民族地区束缚在帝国(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版图内,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造就变得十分困难。高度中央集权的现实合理性,因巩固超民族国家联合体的客观需要而被强化,并因此而延长了专制王朝的寿命。当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冲垮日趋腐朽的专制统治时,帝国境内的民族自决运动势必会波及帝国体制。由于两者的联动效应,无论哪一方面取得突破,都将引起另一方面的相应变动。所以,沙皇制度的覆灭与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作为同一个历史进程出现,是合乎逻辑的。由此亦可推论,凡是类似的国家体制结构都存在发生此种联动性变革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作为新型联盟国家的苏联,为什么在国家体制上表现出与俄罗斯帝国的同构性?对此,仍然需要从中央集权体制和超国家联合体两个因素的结合上进行分析。而苏联的筹建过程,可以提供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曾对俄罗斯帝国的解体持肯定态度,但这种态度的立足点在于世界革命的逻辑。随着革命浪潮的消退,理想主义的国家观不得不复归于现实主义的国家观;而一旦进入现实的国家范畴,俄罗斯帝国的遗产就成为苏俄领导人展开国家建构工程的实际出发点。在帝国废墟上重整河山,既被看作是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也被看作是为日后再起世界革命的基础。无论从哪一个目标着眼,将破碎的帝国版图重新组合成一个超国家联合体,都被认为是必要之举。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分歧。在当时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组织超国家联合体,只能走中央集权制的道路。对此,列宁和斯大林也没有根本的分歧。至于中央集权制下的超国家联合体是否会导致帝国结构的复活?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列宁与斯大林表现了政治策略上的对立。斯大林是十分功利的现实主义者,他在重建大俄罗斯国家的目标上坚定不移,至于用何种形式实现这一目标只是不同的手段而已。从他的“自治化”方案及其为这个方案辩护的言论来看,用帝国式的统治将已经获得独立的各民族共和国的主权收回,乃是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必由之路。他甚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无须隐讳大俄罗斯主义的正面功能,否则就是“虚伪”的“民族自由主义”。晚年的列宁,当时正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在冲突之中,一方面他需要顾及苏维埃政权的现实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发动十月革命的原初目标,仍然试图坚持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立场,将苏维埃俄国视为创建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联盟的出发点。因此,他不希望仅仅在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重建“帝国”,尤其反对将新建的苏维埃国家联盟作为大俄罗斯主义的载体。他在最后的口授文章中曾尖锐地抨击斯大林主持的国家机关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正是基于这种矛盾心理,列宁在联邦国家的建构问题上,既认同于中央集权制(他认为,可以通过党的组织机制来实现),又希望避免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力图形成一种符合世界革命目标的各民族国家平等联合的新格局。因此,他特别注意在联盟的建立过程中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有时甚至故意站在维护独立权益的少数民族一边,以维持两者间的平衡。但是,中央集权制下的超国家联合体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几乎不可能走出帝国政治的怪圈。在苏联的筹建过程中,尽管列宁竭力干预,以图扭转其大俄罗斯主义的发展趋势,但最终成为现实的仍然是斯大林代表的国家主义取向,即建构了一个与俄罗斯帝国具有同构性而在形式上没有俄罗斯民族国家标记的特殊联邦制国家。由于苏联国家体制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内在矛盾,它只能依靠党中央集权(直至领袖个人集权)的强制力量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一旦这种集权力量松动,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利用联邦制形式赋予的宪法权利获得独立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日后解体的种子。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666—67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